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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育和个人的成长中,他在内篇的《循序》篇和外篇的《会通》篇中作了集中阐发。《循序》篇主要是
论证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主导和导向作用。他认为,通“中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的基本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对国家、民族和祖国文明的情感,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前提:“如
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
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用之哉?”中学强调的是人品行的修养,具有德育的功能,“不先以中学
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矣”。因此,学者必须在通
中学的基础上,“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鉴于当时“旧学
恶新学”、“新学轻旧学”的情况,《会通》篇旨在化解中、西学之间的隔阂和纷争,论证两者的结合
和共存。他认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
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相反,如果"昏惰无志,空言无
用",对西学“孤陋不通",即使“手注疏而口性理”,也必将为天下万世“怨之詈之”,被视为“尧舜孔
孟之罪人"。
(三)“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封建旧文化充斥整个社会,"西学"
动辄受到守旧派的指斥。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
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形式下,“西学”教育
的规模不断扩大。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首先看到和领受的是西方的“坚船”和“利炮”,所以19
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后,首先讲求的就是这些军事“长技”和中外交涉所必需的“西文”。但
人们很快认识到近代军事技术是离不开数学和其他科技知识的,因此这些学问也被纳入应该学
习的范围。1870年代后,洋务运动由开办军用工业的“求强”渐渐转入同时举办民用工商业的“求
富"阶段,教育内容扩展到商学、兵制、工矿农医、铁路、律例、学校组织等应用、管理学领域。“中
体西用”的内涵也因此不断调整,"西用”的范围不断延伸,逐渐纳入新的成分。这一时期,“中体
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此
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的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
统教育结构。
在上述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学说、民主平等思想必然被裹挟着一起传播。到甲午
战争后,经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介绍,"西学"的传播重心由科技领域推进到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
态的上层建筑领域,由物质文明层次进入到精神文明层次,直接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
纲常伦理等"中体"的核心部分,"中体西用"正面临被突破。正当此时,张之洞即时出台《劝学
篇》,起到了维护封建专制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阻抑了维新思想广泛的传播,十分不利于
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
“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中体西用”作
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是粗糙的。它是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
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尽管在维新运动前后,维新派人物有时也
标榜"中体西用",但其内涵及着眼点与洋务派有本质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