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什么样的惨剧被人记住

什么样的屠杀会被记住？什么样的悲惨会被不断重提？这都取决于屠杀者是谁，被屠杀者是谁。两者至少要有一方足够重要。对于当时的欧美来说，中日双方都是无足轻重的，无异于两群野蛮人之间发生的屠杀。就如同我们今天看非洲一样。

对，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不会在意我们眼中“野蛮人”的惨剧。虽然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无法和奥斯维辛相比，但得益于中国的影响力，知名度也在不断扩展，比如加拿大就修建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相比之下，中国会修建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吗？又有几个中国的媒体正在报道如今正在发生的，受难规模远大于加沙的苏丹大屠杀呢？

决定谁被同情的第一因素从来不是受难对象有多惨，而是其受难形式能否被归因于某种流行的叙事。朝鲜人是欧美建制派心目中最悲惨的人民的代名词，但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要比非洲许多国家高不少。巴勒斯坦人长期是欧美左翼心目中最受压迫的代名词，但很长一段时间其预期寿命甚至高于世界平均（有几年甚至比中国还高）。因为前者代表冷战前线制造的自由vs奴役，后者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反抗西方压迫。两者都融入了欧美的某种主流叙事。而真正比这两个群体悲惨得多的地方，因为既不符合自由主义叙事，也不符合反殖民主义叙事，所以从来都无人问津。

很多人理解的反西方中心就是不断强调西方和殖民主义的罪恶，但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西方中心。“反殖民”，“后殖民”也都是和西方中心主义相伴相生的产物，它意味着只有“西方”犯下的罪恶值得被关注，被纪念，被不断强调。美国的奴隶制会被电影，政治辩论，教科书不断的重复。但巴西奴隶制虽然规模几乎是美国十倍，关注度却不及美国零头。如果从施暴到受难的主体都和西方完全无关的话，既不能拿来支持也不能拿来反对“西方”的话，就意味着它会彻底被排除在叙事之外。当时的南京大屠杀是如此，如今的苏丹屠杀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