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熙《高级英语2》电子版教材+习题答案+课文翻译(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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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课文翻译
酒馆闲聊和标准英语
亨利・费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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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具社交性的一项,它是人类特有的一项活动。无论动物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多么复杂,它们的交流都不能被称作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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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的魅力在于,人们不知道它从哪儿开始,也不知道它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它有时迂回曲折,有时跳跃奔腾,有时火花四溅,有时又仅仅是热情洋溢。如果有人 “有话要说”,那么他一定会破坏这个好的交谈。交谈并不是为了争论某一观点。争论可能会是交谈的一部分,但争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他人信服。交谈中不存在胜负。实际上,真正健谈的人是那些随时准备让步的人。也许他们突然觉得应该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件轶事拿出来讲讲,但一转眼大家已经在谈别的事,插话的机会没了,他们也就随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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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我在英国酒馆长大,我觉得酒馆闲聊有着独特魅力。酒馆里的朋友并未深刻涉入彼此的生活。他们是临时的伙伴,并非密友。他们有人也许正面临着婚姻危机,有人也许恋爱失败,甚至有人正经历着不顺心的事儿。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虽朝夕相处,但却并不过问彼此的生活或者窥探他人内心深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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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就是如此情形。人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从最普通的事儿谈到有关木星的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奇迹出现了,一下子就有了中心话题。我记不起那个伙伴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 —— 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来酒馆里说的,那也不是什么不吐不快的话 —— 但是她那句话自然而然地便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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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有人告诉我说,‘标准英语’是一个含有贬义的词语,它指的是人们不应当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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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立即迸发出火花。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最后,当然,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大家说好第二天早上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但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家仍然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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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她 “标准英语” 是这种含义的,是位澳大利亚人。获悉这一情况后,有人言语就刻薄起来,说什么罪犯的子孙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奇。于是五分钟之内,大家就仿佛到了澳大利亚。在那样一个社会当然会有人抗拒标准英语。上层阶级每每试图制定一些规则让下层阶级 “讲什么样的英语” 时,总会遭到下层阶级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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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撒克逊人农民和诺曼底征服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吧。交谈又从 19 世纪的澳大利亚囚徒转移到了 12 世纪的英国农民。孰是孰非,无关紧要。交谈依旧热烈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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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列举了一个众所周知但仍值得深思的例子。餐桌上,谈论肉食时,我们使用法语词汇;当谈论这些肉类来自哪种动物时,我们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猪圈里的猪,叫 “pig”,餐桌上的猪肉,就成了 “pork”(源自法语的 porc)。田里放着的牛叫 “cattle”,餐桌上吃的牛肉却叫 “beef”(源自法语的 boeuf)。Chicken 用作肉食时成了 poultry(来自法语 poulet);calf 加工成肉则变成 veal(来自法语 veau)。即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趋炎附势而用法语书写,我们使用在其中的英语也仍然是诺曼底式英语。这一切向我们证实了诺曼底征服后英国文化上形成了深刻阶级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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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农民们辛勤耕种土地和饲养家畜,但却吃不起肉,它们都到了诺曼底人的餐桌上。农民们被允许吃在田间乱窜的兔子,由于兔子肉十分廉价,诺曼底贵族自然对此不屑一顾。因此兔子一词,无论是作为动物还是餐桌上的肉,都用 “rabbit”,而没有换成与法语 “lapin” 相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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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听着有关双语教育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用法语来对抗农民们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们周围筑起一道文化壁垒。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的领导下起义时,他们一定感受到了莫大的文化耻辱。“标准英语”—— 如果这个词语当时存在的话 —— 已经变成了法语。900 年后,现在,在美国我们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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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谈话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有人查阅了相关资料。这一词语是在 16 世纪开始使用的。1593 年,纳什的《截获信函的奇闻》中就使用过 “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一词。1602 年,德克写到某人时说,“你把‘标准英语’简化了。” 该短语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出现过吗?如果出现过,那就表明它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妇人在讲到他家老爷回来一定会盛怒时说,“…… 少不了一顿臭骂,‘标准英语’不知会被他糟蹋成什么样儿了,” 后来,果然被她说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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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词语就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经过了前后 500 年的发展以及和诺曼底王朝、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之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最终,被统治者征服了统治者,英语获得了国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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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有了令人自豪的 “标准英语”。伊丽莎白时代,不费吹灰之力,就使之遍及世界各地。“标准英语” 也不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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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位澳大利亚人的评论还是有些道理的。下层阶级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总是带有一些轻蔑甚至诙谐的意味。我们能感觉到,就连快嘴妇人这样一个仆人,也会说她的主人凯厄斯会管不住自己的嘴,讲贫民说的那种粗话。如果标准英语指的是 “规范英语”,那么这种说法通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弄,他们会将之揶揄为 “规反英语”。对文化专制的抗拒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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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那样,“文字会变成具体的事物”,这一危险始终存在。文字本身并非实体,它们只是实体的表现形式,标准英语,同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只是一种阶级象征。也许,它值得学习,但不应将之作为一种法令,也不应使之不接受来自下层阶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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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字典有着无尽的钟爱。奥登曾说过,一位作家的全部所需只是一支笔,足够的纸张和 “他所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字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字典是了解常识的工具。标准英语是一个典范 —— 一个丰富而又极具教育意义的典范 —— 但它不应该成为终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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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先前的话题上了。即使是接受了最好教育、最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的标准英语在闲谈中也会出错走味。如果讲话如同做文章那般逗句分明,或者是如同在创作一篇行将发表的文章那样咬文嚼字,这种人无疑是最差劲的聊天者。E・M・福斯特写出 “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险恶的长廊” 时,其生动的措辞、语言的力度、甚至勾勒出的可怖形象都令我们为之着迷。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客厅里说 “我们正依次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险恶的长廊”,那我们完全可以请他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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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会有一些愚人要求文豪们像创作文章那样讲话。也有人对 18 世纪巴黎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尽称颂。但,没准儿那些文人雅士在那里只是在闲话家常,评论酒食的好坏。当时巴黎最高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芳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做客时抱怨 “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布林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仅仅在于所花的心思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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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和餐桌上是没有字典的。交谈时弄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第二天早上去查字典,而不是话没说完就查起字典来。否则交谈就会受到约束,不能流畅进行了。如果那天晚上,我们当场弄清了 “标准英语” 的意义,就不会再有那番论辨了。我们也就不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一会儿又跳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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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早上去思考的了。可能最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人们就不会对那位引出话题的 “火枪手” 产生兴趣,想更多了解她的情况了。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费劲,是因为它们可能总是试图讲出些有意义的话来,这反而使交谈索然无味。
(摘自 1979 年 5 月 6 日《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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