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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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枯燥但有效。
"个体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他决定捍卫自己的选择自由,选择使用传统的、个人的、道德的或经验性的手段,从而与一种无从有效抵御的力量展开竞争,并在这种力量面前注定走向失败;要么他决定接受技术的必然性,如此他将成为胜者——但代价是不可挽回地屈服于技术的奴役之中。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
—— Jacques Ellul
前序:因实在没有时间读更多书籍去做论证,本文更多是直觉性叙述,作为一个AI深度用户和人文主义者,在不断深入了解AI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渐渐向加速主义与基特勒的媒介理论靠拢,而非以往的左派叙事,所以不可避免带着混杂后的悲观气息。
AI不会带来更轻松的工作——我们仍然生活于一个精密的社会机器中,它只有运转才能证明其的存在价值。正如一个过着富足生活的人也要证明他存在于世的意义一般——他只有不断劳作,在无止境的认可中才能映射出自己闪耀的那面,否则,虚无将会是他终身的病症——宏大叙事的运转与个体生活的证明都是无法停止的永动机。
AI真的能解决什么,只有会用它的人才知道,而对于更广的世界来说,重要的是它已经存在,而它的存在与存在带来的认知会深刻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正如丢入水的石子和它所泛起的涟漪一般,沉湖与水面波纹荡漾之必然同时存在,其影响我们都不能忽视。那些从未亲自使用过AI,却听从江湖术士的谗言轻信AI必然促进降本增效的当权者,实则已经被AI绑架到这场迷信与谎言的游戏中无法抽身,被迫成为这场被不断定义、不断强化着被定义的技术进步叙事的柴火,让烈火更加猛烈!前进!前进!前进!“被迫”以主动的姿态呈现,谎言便战胜了真理。有一点人们会想当然地忽视:AI的发展没有代价。除去被窃取的人类智慧外,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是真实存在的事实。在我们所依赖的电力、无线网与便捷出行工具中,AI与它们共生共灭。
技术不是由人类智慧推动的产物,而是“不得不”发展。前者作为广告来说是几位成功的。一个科技的世界是由人类智慧与努力创造的,即便这种集体叙事不会为我们的工资多增一分,也不会让幸福真正降临于世,但它依旧会让人们挺起胸膛,去在焦虑中赞美它。但困境在于,人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只能在被动中强调人之主观能动性的价值。或许我们需换一种思维,去毫不怀疑的适应它?
不可否认的是,AI能力已经成为未来必不可缺的能力。在公共教育失衡而社会技能越发突出的时代,谁能更快的适应时代的变化,谁便更有机会去实现其现世的目标。理论上,顺应AI时代而做事是合理的,然而使用AI并不是一件毫无门槛的事情,它仅仅放宽了人们进入代码世界的界限,却突出了人们的经济差异,而这才是一个以经济(数值)为最终标准的社会最重要的现实依据。AI的算力消耗最终是个体财力的比拼,而AI能干的事情越多,token的价值就越高,购买token的经济实力便愈发重要。尤其是所谓超级个体、一人公司的概念,背后都隐藏着森严的经济等级秩序,正因为token与财力严丝合缝的等价替换,才令AI时代对新技术使用与训练的前提条件有着严苛的阶级性,而这对于尚未有时间进行财富积累的年轻人来说是危险的。一种怀疑论的ai发展预测是,AI会让有钱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穷,最终世界财富将愈来愈集中于超级个体——超级人类——超级英雄中,而难有下一个复刻者。
AI的便利背后隐含着的暴力,往往是集权性质的。倘若某一家资本公司或几家资本公司的技术产品可以主导某一行业产品的具体落实效果,那人的才能便自动降格为辅助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国的AI影视业,seedance 2.0决定了视频的最终呈现,也就决定了AI影视业的生存与死亡,其背后的资本公司也因此掌控了这一行业的命脉。AI技术公司对影视的垄断不仅仅在宏观意义上,在微观上也是如此,它直接决定了呈现本身,是一种媒介直接产出了内容,人无法像控制摄影机一样控制AI。从社会叙事与观念的角度来看,传统影视更像是人与技术关系的过渡阶段,在那个序列里,人本主义的技术观还能发挥其效力,在苏联蒙太奇学派那里对技术给予饱满热烈的革命热情最终烟消云散,而转向更为冰冷的技术现实——Media determine our situation。
先援引基特勒在There Is No Software两段话:
"We simply do not know what our writing does."
就像我在电脑前码字一样,虽然输出的仍然是汉字,但它与手写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敲键盘与文字的最终呈现之间存在着自动运作的代码,我们之所以一直忽视这一事实,是因为代码在敲击键盘打字这一过程中无法决定文字最终是怎样呈现的。一旦代码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AI可以一键生成各式各样的文章——写作这一动作的执行者便不再是人。
"The ever-growing hierarchy of high-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s works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one-way functions in recent mathematical cryptography. These kinds of functions, when used in their straightforward form, can be computed in reasonable time... The time needed for its inverse form, however; that is, for reconstructing from the functions' output its presupposed input; would grow at an exponential and therefore unviable rates. One-way functions, in other words, hide an algorithm from its very result."
"Every license, every dongle, every trademark registered for WP as well as for WordPerfect prove the functionality of one-way functions."
基特勒的观点是,本质上,软件并无法独立存在,它是硬件具体运作的一个载体、一种呈现方式。这就意味着,软件并不具备本体,而软件在结构上遵循单向函数的逻辑,即可以用它被规定好的命令去做什么,而无法反向推导其命令的内部算法是什么,所以,软件的概念必须要依靠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可以被发明出来进行贩卖。而AI甚至将编程本身变为一种硬件中的软件,Claude code呈现的世界中,编程之下亦有编程、代码之中亦有代码,个体的所谓创造力建立在集权式、不透明的程序规范中,在叙事上,美其名曰解放个人劳动,实则将人从具体执行层排异出去。AI乌托邦里只会存在着一群愚蠢或聪明的决策者,因缺少具体的执行能力,最终成为最无能为力的责任承担者。
某种意义上说,Claude code与seedance 2.0极其相似,它们都反复强调一种传统技术的门槛被降低,一种知识以民主化的方式向大众开放,最终可以发挥人的创造力去实现个人价值的极大提升。其中,创造力的概念是模糊的,创造力所对应的主体——人在与AI的互动中所试图呈现的主导地位本身就是脆弱的。人本主义的技术观在今天更像是一个失权者的自我欺骗,但它仍然不可或缺。在情感方面,它是自卑的人类获得成就感的来源之一。就像我本人依旧会为自己在自主决策下运用Claude code做出很多新奇的小物件而感到窃喜一样。
当字节跳动对seedance的随意改价、算力降级让创作者感到无力抗衡的时候,这种集权性质的技术媒介暴政便从隐匿的代码语言中显化为一种政治性暴力。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另一家类似性质的资本公司,用自由市场的逻辑制衡其行为来实现公平,这恰恰是悲剧的核心。人要不以被动接受者的姿态出现,要不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唯独无法作为主导者出现。如今,人们只能以不断回溯人文主义的经典叙事来强化自身面对技术的主体意识,越是强调技术是人意图的延伸或工具,便越巩固技术的主导位置。对此现实,尼克兰德狂热的呐喊是: revolution is not a duty, but surrender。我们要大胆加速,让其自我崩溃。在卢曼的系统论中,这一态度或许更加直观:从没有所谓的AI创造者与掌控者,AI是社会自主发展的产物,社会只要存在,便不会停止占据时间。政治系统无法直接命令经济系统停止增长,科学系统无法命令技术系统停止发展,没有一个元系统可以站在所有子系统之上进行统一调度——宏大叙事的运转与个体生活的证明都是无法停止的永动机。

亨利·奥萨瓦·坦纳
《感恩的穷人》
1894年
布面油彩,约90厘米x110厘米,威廉·H·科斯比与卡米尔·科斯比收藏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