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屠杀:AI在资本手中为何成为绞杀无产者的完美机器
引言 硅谷对2026年的构想听起来近乎完美:AI和机器人将几乎包揽所有工作,金钱变得无关紧要,工作不再是谋生的负累,而是如同侍弄花草般的可选项。马斯克说,机器将终结贫穷,每个人都会从国家那里获得“普遍高收入”。奥特曼则提出了“美国股权基金”——对大公司和私有土地每年征收2.5%的税,以向每位美国成年人支付年度分红。 听起来像某种科技进步版的乌托邦。但只需多问一句,这幅愿景立刻就碎。 在硅谷的算盘里,谁来生产社会财富?AI。谁来拥有生产工具?他们自己。谁来分配剩余?还是他们自己。至于你——你既没有工厂的控制权,也没有算力资源的所有权,你能得到的只是一张定期发到账户上的“消费券”,能不能活下去全靠他们施舍。正如德国《IPS》杂志2026年1月在一篇题为《硅谷社会主义》的深度分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Altman并不主张工人控制OpenAI,也不主张公共拥有AI基础设施;他想让政府“社会化”的只是收益返还,而芯片、模型和平台这些真正的“制高点”将牢牢掌握在极少数亿万富翁手中。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小精英集团掌握AI制高点,然后给其他人分发零花钱或某种数字配给券”。 他们管这叫做“硅谷社会主义”。但“硅谷”是真的,“社会主义”是假的。 它连任何一版基本社会福利制度都谈不上,它只是在为自己打造一套被算法驯化的温顺社会——一种由技术寡头在数字云端进行的封建复辟。 这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致命悖论:AI技术的普及并未将全人类带向解放,反而让财富与权力集中的速度变得前所未有地快。当我们仔细审视资本主义运作的底层逻辑,便会惊觉:在资本主义的贪婪框架下,AI这股本应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终极生产力,已经沦为了资本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屠杀的冰冷利剑。 它不是在消灭贫穷,而是在消灭创造财富的劳动者。 一、资本的终极形态——当“死劳动”开始吞噬“活劳动” 要理解AI在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必须先回到一个核心概念:资本有机构成。 资本的构成,拆开来看很简单。一部分是用来买机器、建厂房、租算力的钱,马克思叫它“不变资本”(c)——它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不创造新增价值。另一部分是用来支付工人工资的钱,叫“可变资本”(v)——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而劳动能创造出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个超出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 接下来的故事全是关于钱流向哪里的。资本家赚到了剩余价值,不会全部吃掉喝掉,他们必须把其中一大部分重新投入到不变资本中去——买更快的机器、建更大的数据中心、部署更强的GPU集群。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于是,不变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越来越高,可变资本的比例越来越低。这个趋势叫“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它带来的后果冷酷而精确: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排挤出生产过程,成为“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常说的产业后备军。 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积累规律的一个核心命题: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其结果就是相对过剩人口的持续再生产——这不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偶然故障,而是它运转的必然副产品。 工业革命以来的每一次技术飞跃,都是这个逻辑的又一次排演。纺织机淘汰了手工织布工,流水线吞噬了手工作坊,ERP系统消灭了无数中层管理岗位。但过去两百多年里,有一个底线始终没有被突破——机器替代的只是肌肉,大脑仍然是人类的垄断资产。 无论是蒸汽机、电力还是互联网,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消除了一部分旧岗位,同时催生了新的脑力劳动需求——你不能再用手织布了,但你可以学会操作机器;你不能再做账房先生了,但你可以学会写代码。 AI革命与以往所有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再只盯着你的肌肉。这次,它瞄准的是你的大脑。2026年初,微软发布了一份详细研究,列出了受生成式AI暴露度最高的40种工作岗位名单,其中赫然在列的是作家、编辑、记者、翻译、技术文案、数据分析师、经济学家、数学家乃至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风险最大的工作都集中在语言、推理、数据分析和信息处理领域——这些恰恰是过去被视为“铁饭碗”的脑力劳动核心能力。 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更是公开预测,AI将在未来五年内消灭一半的初级白领工作岗位。而微软AI负责人Mustafa Suleyman则走得更远,宣称AI完全可以替代人类进行几乎所有需要“思考”的任务。 这个危险的经济信号已经被敏锐的全球机构捕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早就指出,全球近40%的就业岗位面临AI威胁,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一比例升至60%——其中约一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5年发布的《2025年数字经济报告》进一步量化了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约40%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AI的不同程度影响;在中高技能职业集中的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更是升至约60%。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报告中强调,AI带来的收益可能高度集中在少数几家头部科技企业手中,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不平等。 当资本用机器的“死劳动”排挤人的“活劳动”时,它不仅在消灭就业岗位,还在消灭购买力;而当购买力消失殆尽,资本家的商品还能卖给谁?这个经典的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正在AI时代以最猛烈的方式显现。 二、硅谷的裁员狂潮——“降本增效”的美丽谎言 资本从不掩藏自己的欲望。它唯一的逻辑就是增殖,拼命地、无限地自我增殖。当AI展现出了能蚕食脑力劳动的能力时,硅谷的巨头们立刻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身份重新洗牌。 根据《金融时报》2026年4月的测算,美国科技巨头当年AI资本支出预计达到6500亿至6600亿美元。注意这个数字——这不仅仅是天文投资,更是一个社会资源流向的方向标:当资金如此不计代价地涌入AI基础设施,它必定是从别处抽走的。 这个“别处”就是工人的工资。2026年5月1日,微软、亚马逊和甲骨文同时宣布大规模裁员。Meta计划裁员10%,同时将其2026全年资本支出预测上调100亿美元,达到1250亿至1450亿美元——与微软联合OpenAI在Azure云上合作的巨额GPU消耗齐头并进。据追踪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2026年至今科技公司已累计裁员超过9.2万人;自2020年以来,累计裁员规模已接近90万人。2026年4月,美国企业裁员83387人,环比激增38%,其中AI连续两个月成为裁员首要原因,仅4月一个月AI相关裁员就达21490人,占当月全部裁员的四分之一以上。 美国就业咨询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在2026年5月7日发布的报告更是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数据:截至4月,当年AI相关裁员累计已达49135人,占2026年总裁员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AI替代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五年前那种“遥远的预言”,而是一项正在被企业季度报表逐行校准的现实指标。 这场涉及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的结构性变革不仅仅是零星的裁员。一位资深分析师将这种模式称作是“裁员驱动型增长”。这个词太精致了。真正的翻译应该是: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不再流向工资增长,不再流向福利改善,甚至不再流向股东红利——它们被直接投入到能够“永久取代”这些工人的AI基础设施中。 工人用自己的劳动为公司创造了利润,公司用这笔利润购买了AI,然后用AI裁掉了工人本人。这不是剥削,这是一场资本精心策划的“自体吞噬”。 面对硅谷的狼烟烽火,资本宠儿们的坦诚令人齿冷。投资者之所以认可这种“大规模裁员换AI”的游戏,是因为“AI驱动的核心广告业务收益依然稳固,并会随着大语言模型的改进而扩大规模”。翻译成大白话:在华尔街看来,只要能保住利润增速,裁掉的是几千人还是几万人,不过是一行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变动。这些曾经引以为傲的高薪、受教育的知识精英——那些写代码、做设计、搞研究、写战略报告的人——不过是“优化报表的耗材”。他们的岗位被机器吃掉,而他们创造的利润被投入去制造更多的机器。 这就是“降本增效”这个被无数咨询师反复念叨的词的真实含义。互联网时代,“降本增效”指的是ERP砍掉了冗余的纸质流程;但在AI时代,“降本增效”正在明目张胆地指代另一件事:消灭带有脉搏的劳动力,换上永不喊累的算法。 当一个企业声称它在“降本”的时候,背后每一分被节省下来的“本”都是原来属于某个家庭的工资。而它所谓的“增效”,不过是通过AI把生产效率提上去之后,把更多的人赶出办公室、推向那个被称为“灵活就业”的灰色地带。 你想想看,一个在Meta工作了数年的资深软件工程师,他写的每一行代码看似只属于他自己,但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代码结构、对模块边界的处理方式、以及通过内部系统提交的所有注释、评审与测试记录,被用作训练下一代编程模型的无监督学习数据。当优化后的模型投入实际开发流程,该工程师在年度绩效评估中被告知“代码产出效率未达标”,与此同时,新接替者——一个基于其行为数据训练的AI编码助手——在同一位置上以不到其十分之一的年度运行成本高效运行。他流血流汗贡献的智力劳动,最终变成了杀死自己职业生涯的子弹。 Meta的这场“裁员换AI”,还只是大科技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就在这片混乱中,连最接近“捍卫真相”的哨兵也开始失守。 三、“记者之死”——当守护真相的人被算法率先抛弃 在所有被AI威胁的职业中,记者或许是最具讽刺性的受害者。过去的说法是:“记者是历史的第一个草稿。”现在这句话在无情地变质——生成式AI正试图让那些做第一手记录的人成为历史。如果连负责揭露真相、制衡权力的第四权力——新闻界——都在资本的操作下向算法屈服,那么普通人还有什么希望? 2026年4月8日,美国最负盛名的非营利调查媒体ProPublica,爆发了美国新闻史上首场以“反对AI替代记者”为核心的罢工。约150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纽约总部和各地分社门前拉起纠察线,投票参与率高达99%,赞成票92%。一个以监督资本、揭露不公为立身之本的标杆——成立以来已获得6次普利策奖和5次皮博迪奖——在面对AI技术浪潮时,自己却无法向内部员工承诺“你们不会被机器替代”。 资方的拒绝冷酷而坚决。工会主席施柳斯的措辞极为尖锐:“ProPublica的声望建立在揭露不公之上,但它正在亲手制造一种不公正:拒绝保护自己的员工免受人工智能风险,拒绝提供合理薪酬。”一个曾经致力于批判资本权力滥用的组织,在自己的内部管理上,却毫不犹豫地践行了资本的逻辑——在AI能取代人工的任何地方,毫不犹豫地换上算法。 ProPublica的记者们至少还能拉纠察线。美国更广泛的新闻行业,已经先于他们流干了血。据报道,过去两年全球约有数万名记者失业,生成式AI已能产出可用的新闻稿件、摘要乃至调查线索。路透社开发的“Tracer”AI工具,可以扫描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网络来源检测突发新闻并以极高效率生成资讯。这听起来提高效率吗?是的。但在这个表面之下是海啸般的失业潮。 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2026年的报告观察到了一个关键趋势:AI虽然号称能“普及化信息”,实际反而加剧了新闻媒体产业既有的阶级分化——只有大型媒体机构负担得起AI基础设施,资源有限的小型新闻编辑室在生成式AI带来的内容投放模式下,进一步被削弱甚至淘汰,进一步拉大了业内的阶级鸿沟。 而当大型传媒集团也在毫不犹豫地把记者换成AI时,那就不是“技术升级”,而是对整个新闻公共属性的系统性弃置。记者面对的不是一个“别人家的事”,而是赤裸裸的阶级绞杀。AI没有主观恶意,但握在资本手中,它就能完美地执行一项任务——以最低成本消灭所有制衡资本的声音。 当一个社会的新闻监督功能被阉割,权力的不受制约将走向何种绝境? ProPublica的罢工提醒我们:AI时代,知识劳工同样是无产阶级。他们从“中产幻觉”中被残酷地拽出来,扔回了马克思所定义的阶级序列——除了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力,他们同样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这不是“新闻业的进化”,这是资本用技术代码编织的绞索,精准地套在所有敢于说真话的脖子上。 四、机器与棍棒——AI与新德里全球丛林 硅谷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但在距离加州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亚次大陆,AI与资本主义的苟合暴露出了更为赤裸的一面:当硅谷用算法优雅地裁人时,在地球的另一端,资本甚至懒得设置前置程序,直接动用了物理切割——警棍、催泪瓦斯和伪造的罪名。 2026年4月至5月,印度爆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工人抗议。在一系列罢工中,工人提出了怎样的骇人诉求?要求8小时工作制,要求加班应获双倍工资,要求社会保障,要求获得安全的工作环境。2026年4月,印度各邦工人走上街头绝地呐喊。在关键工业带,警察使用警棍疯狂镇压,数百人被逮捕并强制投狱。政府指控抗议有“巴基斯坦背景”和外国阴谋,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工人们真正对抗的是十余年的实际工资倒退——过去十年,物价上涨约54%,而最低工资涨幅仅约53%。他们还抗议政府推出的所谓“新劳工法典”,批评这套法典事实上赋予资方任意解雇的权利,大幅扩大劳动用工的非正规化,将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工人排除在社会安全和集体谈判架构之外。 为什么在AI高歌猛进的时代,资本家敢如此有恃无恐地剥削劳苦大众?一部分原因极其残酷:因为他们知道,有了AI和自动化后,工人们正在丧失与体系进行结构性谈判的最后一枚筹码。在全球供应链的高端,生成式AI让咨询顾问、初级律师、程序员战栗;在底层,机器视觉和机器人正在接管流水线。无论是班加罗尔的码农还是工业带的制造业劳动力,此刻都站在同一条逐渐塌方的历史断崖前——一旦资本彻底完成了对AI工具的武装,它将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双手,也就可以停止忍耐任何一个工人的反抗。 资本对此的完美诠释,是最高法院被迫介入了一起现实案件:印度最高法院不得不呵令政府,提醒它不要忘记印度的空间成就离不开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该案涉及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下属单位常年拖欠合同工合法权益,并在最高法院明确指示后仍然抗拒推行劳动正规化。讽刺到了刺骨的程度:探索宇宙的近旁,雇佣劳动者却踩在被解雇的风中。 印度这面镜子让我们看清:一边是在喜马拉雅山下发生的以警棍进行的镇压,一边是加州的程序员被算法评估取代。两幅面孔,同一套资本逻辑,只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在资本需要的任何地方,不惜一切代价把劳动力成本压到零,再用技术手段把这个过程制度化、自动化。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AI真的完全由资本垄断,全球劳工面临的将不再是更差的合同、难讨的工资——而是彻底从生产序列中被抹去身份,成为马克思笔下最黯淡的角色:“无用阶级。” 五、“幽灵GDP”——为什么AI投资狂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坟场 资本挥动AI屠刀时引以为傲的叙事是:虽然短期内会裁掉很多人,但长期来看AI将创造极其巨大的财富,最终每个人都会因此受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 但2026年的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用一声比一声更响的警钟戳破这个谎言。 2026年2月,一篇来自Citrini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搅动了整个华尔街。这是一篇虚构的“来自2028年的备忘录”,它构想了一个噩梦般的场景:一个位于北达科他州的GPU集群,能够瞬间生成相当于一万名曼哈顿中城办公室白领全时工作的产出。生产力爆炸,利润率飙升。然后呢?经济崩溃。因为那一万名被取代的白领不再有能力支付房租、购买日用品、送孩子去夏令营。文章称这种现象为“幽灵GDP”——产出在国民账户中不断增长,却从未在实体经济中真正流转。 这篇备忘录发布后,Uber、DoorDash、Mastercard和Visa等被点名的公司,股价立刻重跌。这不是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而是一部“警示寓言”——但它的逻辑如此自洽,以致一篇虚构作品就足以动摇全球最具影响力公司的估值。可见资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说辞。 2026年3月,牛津曼研究所发布了一项深度分析,酸蚀了Citrini的每一处细节。报告指出:资本所有者收入份额几十年来一直在上升,AI可能进一步加速这一趋势——经济创造的收益越多,分配到劳动力手中的就越少。由此触发的核心萎缩是:一个约70%依赖消费支出的经济体,可能面临“在创纪录产出的同时出现需求疲软”的自我崩塌。同时报告也警告:当前这轮AI资本支出狂热,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投资泡沫”雏形——投入AI基础设施的资金,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些基础设施能够产生的需求。 更惊人的拆解来自对宏观数据的复盘。美国AI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占美国GDP增长的约三分之一,但这种增长高度集中——排名前10%的高收入者现在占美国整体消费支出的近一半。说白了,AI拉动了GDP数字,但受益的只是那不超过总人口十分之一的上层阶级。而一旦技术替代呈现出规模效应,失业大军将大规模拉低实际消费支出。路透社在系列报道中断言:科技资本支出驱动了一场“降本型军备竞赛”——企业越降本,消费者口袋越瘪;消费者口袋越瘪,产品越卖不动;于是企业继续加大裁员力度继续降本。“幽灵GDP”不是资本家的末日预言,而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在AI时代的逻辑终点。 当你把劳动者压榨到失去最后一份工资,当商品堆满了货架却没人买得起,这就是资本主义已经重复上演了两百年的经典周期性危机。区别只在于:这次的加速器是AI,它前所未有地放大了破坏的规模与速度。 这意味着一个被资本长期掩盖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在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AI并非面向大众的财富增殖,而是面向大众的财富蒸发。AI越“聪明”,被挤出分配系统的群体就越庞大,消费塌陷就越剧烈,经济循环的崩溃就越不可逆。这绝非技术的有偿副作用,而是资本主义框架本身在AI时代暴露出来的结构性天花板。 六、异化终极版——当你造出的是杀死你自己的“神” 我们前面讨论了大量AI在经济层面的灾难——裁员、泡沫、幽灵GDP。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从来不止于经济分析,它有一把更为锋利的解剖刀:异化理论。 早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描绘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工人与劳动产品异化——他生产的越多,他自身越廉价;工人与劳动活动异化——工作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而是被迫的、受折磨的苦役;工人与人的类本质异化——自由自觉的劳动被降格为动物般的生存手段;最终,人与人相异化——社会关系被冷冰冰的商品交换关系所取代。 在AI时代,这四重异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以更隐蔽、更彻底的方式被推向了极致。2025年发表在《AI & SOCIETY》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今天的AI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但没有给工人带来自由,反而越来越成为控制的工具——监视、数据驱动操控和更深层次的劳动剥削渗透到工人生活的每一秒。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厂监控,而是数据层面的思想窥探——AI不会放过工人在键盘上敲出的任何一次犹豫,不会忽略他眼底虹膜的疲劳堆积,不会忘掉他每次点进健康咨询页面时生成的消费画像。他的每一个隐私数据都被输入资本自我增殖的算法引擎,用以优化下一步榨取剩余价值的效率。 劳动者不再是机器的奴隶——他变成了机器喂养的原料。过去,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是“他创造越多,自己越贫穷”;今天,劳动者与他创造的AI之间的关系是“他训练AI越多,AI替代他的速度和精度就越高”。过去,工人的身体被禁锢在传送带旁;今天,人的心智与创造力也在被机器所吞噬。过去,你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你相对立;今天,你亲手喂养的AI模型作为一个比你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彻底剥夺你的存在价值。 在资本的框架下,生成式AI表面上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力倍增器,但实质上,它是一种资本对全人类集体智慧的无偿圈占 。大语言模型动辄在数万亿Token的语料库上进行训练,这些数据当中包含了全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总和,涵盖了所有普通人无偿贡献在互联网上的智慧、表达、代码、摄影、作曲和写作。这些公共资源,就像当年圈地运动中的公共土地一样,被少数几家科技巨头围上了专利和算法的高墙;所有普通人的“数字公社”被掠夺,变成少数人牟取暴利的“私有庄园”。马克思批判资本原始积累依靠圈地运动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他当然无法在1844年预测大语言模型——但“圈地”这个逻辑结构,在一百八十年后完美复制到了数字空间。区别只在于,当年圈走的是土地;今天圈走的,是你写下的每一个字。 一篇2025年发表于Nature旗下《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的学术论文指出,AI系统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变资本”或“死劳动”——它不创造新价值,只是通过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圈占信息与基础设施租金来重构生产和流通。 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框架中,AI系统是“死劳动”的技术化形态,它的全部功能建立在重新重组资本主义循环中数字活劳动的过程之上。可是当资本的宣传机器大规模广播“AI无所不能”时,普通人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错觉:以为AI不需要我们。而事实恰恰相反——它不仅需要我们的活劳动去创造价值,还需要我们的消费去完成价值循环,更需要我们的沉默去维护它压榨的秩序。资本只是在用AI构建一个巨大的异教:让人类跪拜自己创造的“神”,同时抹去自己在创造过程中的所有贡献。 七、技术本身无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原罪 我们必须分辨清楚:批判AI在资本主义下的滥用,绝不是批判AI技术本身。技术是死的,生产关系才是活的。一把刀可以用来做手术,也可以用来杀人——刀没有罪,有罪的是握着它捅向无辜者的那只手。AI同样如此。 我们需要谴责和推翻的,从来不是生产力,而是吞噬生产力的那套制度。生产力发展本应解放人,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生产力发展只能服务于资本增殖。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就出现了:全人类知识积累的总和,被投入到一套机制当中,这套机制的最大功能,是砸掉全人类的饭碗。这已经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这是劳动目的的自我取消 。 共产主义的长远理想,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的终极特征是那句令人神往的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而AI和机器人提供的物质过剩前景,恰恰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让这一理想具备了物质条件——产能不再是瓶颈,稀缺不再是借口。既然机器能够生产出足以满足全人类需要的一切,为什么还有穷人?既然AI能够替代人类去完成危险的、繁重的、重复的劳动,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去从事创造性的、有尊严的活动,而是大批人找不到工作、同时另一小撮人接住了从天而降的所有利润? 答案,只在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AI技术越发达,分配就越失衡;机器替代人力越快,社会撕裂就越深。技术本身无罪,但被资本主义私有制绑架的技术,只能是屠杀劳动力的利器。要打破这个诅咒,唯一的出路是把技术从资本手中解放出来,让它回到全体劳动者手中,回到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 八、全球反击——对抗数字封建主义的力量正在集聚 面对资本的全线出击,全球范围内的劳动阶层并没有坐以待毙。从记者的纠察线到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怒吼,从国际峰会上的提案到工人跨阶层的广泛联合,一种针对AI乌托邦迷思的系统性反抗,正在多个维度同时展开。 在ProPublica工人罢工之前,拥有300万名成员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已经在2026年“五一大罢工”中,明确喊出“工人高于亿万富翁”的响亮口号。超过500个工会协调了一场全国性的“无工作、无上学、无购物”集体罢市罢工。他们抗争的已经不单是合同条款本身,而是资本用技术重新定义“谁算人”的权力边界。 在地球的另一边,2026年2月,印度代表10个中央工会和农民团体的联合平台发起了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罢工,超过3亿工人参与。他们对抗的不仅是低工资,也是前述赋予资本任意解雇权利、大幅扩大用工非正规化的劳工新政,以及自动化正在快速侵蚀的就业保障。这是现代工业文明历史上工人阶级在AI时代发出的第一声集结号——它的意义不只停留在经济诉求层面,而是一次跨阶层的结构性重新界定:所有正在被算法与资本抛弃的人,都属于同一个阶级。 在政策层面,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全球AI共享体”(Global AI Commons)。2026年2月,印度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这一概念,旨在打破数字殖民主义的全球公共物品路径:建立一个共享的数据集、算力和预训练模型库,供医疗、农业和教育等公共领域自由使用,以免除底层国家对西方资本平台的大数据与算力依赖。同样在2026年新德里AI影响力峰会上,来自86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签署了的《新德里宣言》,明确认同“促进AI资源的民主化”、“确保让所有国家都能以可负担成本获取AI服务”。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将AI定性为“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的多边重要文件。 哈佛大学2026年发表的《构建AI团结生态系统》论文,为这个方向提供了思想框架。研究者明确指出:民主的AI不能只是租用现行剥削体系的云计算空间,而必须要求工人、社区、合作社和公共机构一层层重新收回对技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从地底下的稀土到云端上的推理服务。他们据此拒绝沿用“人工智能”这个暗示了独立自主的术语,而将其重新命名为“集体智能”,以此承认驱动这些系统的是活生生的人类劳动与公共知识。 所有这些声音汇聚成一个清晰的信号:AI的未来不会自动走向公平,它只会走向被组织起来的力量所能塑造的方向。正如2026年4月由中国科协主导、十六家科技社团联合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社团倡议》所强调的:“确保有益、赋能民生,反对技术霸权和排他性‘小圈子’,推动数据获取与规则制定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诉求”——这实际上正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公正、包容、有效的全球AI治理体系而提出的鲜明主张,也与全球南方争取技术主权的呼声形成了历史性的共振。 然而,这一切抗争要取得最终胜利,还需要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九、把AI从资本的“屠杀工具”,变回人类的“解放工具”——社会主义才是最终归宿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所有的改良都无法触及那个根本病灶。补贴、救济金、再就业培训——这些措施就像拿一把小勺去舀即将决堤的洪水,不可能从根子上消弭AI对大众生计的系统性侵蚀。资本主义内生的矛盾决定了,AI越是强大,掌握AI的资本就越疯狂;资本越疯狂,劳动人民就越赤贫;劳动人民越赤贫,社会总需求的塌陷就越剧烈。打破这个死循环,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本身。 让AI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坚决摈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枷锁,施行社会主义。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体系中,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AI不再隶属于跨国公司或超级富豪个人的资本增值计划,而是由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共同管理、共享收益的公共基础设施。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AI应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维度,三者缺一不可: 第一层:算力与数据资源的公共所有与民主治理。 算力不是奢侈品,应被界定为水和电一样的基础公共事业。数据不应被任何私人资本独占,而应充分体现保护公共权益与个人隐私的统一。以“全球AI共享体”等国际主张为例,必须打破硅谷对核心基建的垄断,确保各大洲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可及的数字与智慧基础设施。第二层:人机关系重新定义——AI应当辅助人而非替代人。 在法律框架的底层,任何生产组织都不得简单地用AI无偿取代劳动者的饭碗,更不得抛弃企业对职工承担的社会成本。AI的设计导向必须是赋能而非淘汰,协助人类完成枯燥危险工作,而不是砸碎人类最后一个就业支点。第三层:巨大生产力成果的全民共享——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梯。 当AI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压缩到前所未有的低位时,节省下来的时间绝不应转化为更残酷的剩余价值压榨,而应当还给劳动者——使民众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教育、从事科研、享受艺术、探索创造。这不是慈善,是在生产力极度发达条件下保障社会可持续运转的唯一出路。我国近年来推动平台经济治理、要求算法公开透明、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等系统性举措,本质上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新兴技术的部署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尊严为代价,而是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推动力。这与西方资本驱动型国家被自身市场逻辑反噬的景象,形成了结构性的制度分野。中国方案的核心逻辑在于:技术必须服务于人,而非取代人;效率必须与公平并重,而非牺牲公平来换取少数人的利润。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让全球无产阶级看到了改天换地的曙光。今天,面对AI掀起的滔天巨浪,工人阶级以及所有被算力和算法剥夺的普通人,都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当前我们与资本之间的这场较量,早已不只是关于工资与工时的斗争,而是一场关于“人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生存权决战。AI本可以是通向自由人联合体最坚实的桥梁,架在每一个饱尝剥削的疲惫之躯通往真正解放的路上。但在跨过这座桥之前,我们还必须拆掉那道挡在桥头的高墙——那道由私有制、资本增殖和无限制的阶级剥削堆砌而成的高墙。 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把劳动力像用过的纸巾一样扔进垃圾篓。生产力发展的终极意义,在于将全人类从生存重压下解放出来——不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豪华地下室,而是为了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和创造的时间。共产主义,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科学图景,是AI能真正回归无产者的唯一正道。 最后的命令再清晰不过: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AI,只能是异化劳动的终极形态和屠杀穷人的完美机器;唯有让AI回到全体劳动人民手中,回到“各尽所能、共享其益”的社会主义轨道上,这条被资本死锁的历史螺旋,才能真正指向人类解放的最前沿。 十、结论——要么回归人类,要么自我毁灭 1948年,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了一个被极权监控技术钳制的反乌托邦。今天,监控不再是电幕上的画面,而是流转在数据分析管道中的生命图谱——你的书写节奏、你的瞳孔疲劳、你的情绪波动,甚至你的每一个失眠夜晚,都成为资本优化生产关系的变数。到了2026年的冷酷开年,另一幅反乌托邦更真实地取代了奥威尔的想象:不是老大哥在看你,是“硅基老板”在无情地裁掉你。 AI可以是打开“自由人联合体”之门的钥匙,也可以是资本堆砌的数字断头台。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未来之间,唯一的变量,就是技术的所有权属性:它到底属于谁?是用来解放谁,还是用来摧毁谁?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发出了那声震撼寰宇的宣言:“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今天,资本家企图给无产者套上最新款的算法锁链——它更轻、更隐形、甚至被宣传成了“个人福利的数字配给”;而无产阶级获得整个世界的可能,就在于他们将砸碎的不是工厂的蒸汽机,而是那套藏在大数据面板背后的私人占有关系。 写到这里,必须把那句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重新亮出来,因为它在AI时代的分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重: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的起点,就是把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生产力——人工智能——从资本的手中夺回来,把它交还到全体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