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聊天记录=呈堂证供?AI这方面还真取代不了律师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把 ChatGPT、Claude 这样的生成式 AI 当作"万能助手"。一个敏感的问题开始浮现：当一个人被刑事调查盯上，他把自己的辩护思路、可能被指控的事实、打算怎么回应的话术，全部输给一个 AI，指望它"帮自己想想怎么办"——这些对话，法律能不能像保护他跟律师的谈话一样保护起来？

2026 年 2 月 17 日，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法官 Jed S. Rakoff 就此作出了一份备忘录意见（United States v. Heppner，25 Cr. 503 (JSR)，Document 27）。法官在判决书中写明，这是据其所知全美首个直接回答这一问题的裁定。

答案是：不能。

被告 Bradley Heppner 与 Claude 的对话记录，既不受"律师-当事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保护，也不受"工作成果原则"（work product doctrine）保护。联邦检方可以自由审查这些材料，并将其用于庭审。

被告、AI 和 31 份"辩护草稿"

Heppner 曾是上市公司 GWG Holdings 的高管。2025 年 10 月 28 日，大陪审团对其提起证券欺诈、电信欺诈、合谋欺诈、向审计师作出虚假陈述、伪造公司记录等五项指控。起诉书的核心指控是：Heppner 通过关于两家由他本人控制的私人公司（Beneficient Company Group 和 Highland Consolidated）的虚假陈述，骗取了 GWG 投资人超过 1.5 亿美元。

2025 年 11 月 4 日，FBI 在 Heppner 家执行搜查令，查扣了大量文件和电子设备。在这批材料中，有大约 31 份文档记录了他与 Claude 的对话。

辩方律师事后承认，这些对话发生在 2025 年、Heppner 收到大陪审团传票、并已经明确知道自己是本次调查的目标之后。关键细节是：Heppner 并不是在律师的建议下去问 Claude 的。他是自己决定打开 Claude，然后开始"准备报告（prepare reports），勾勒可能的辩护策略，以及他预计政府可能提出的事实和法律指控应该怎么回应"。

辩方随后主张，这 31 份文档受特权保护，依据有三点：

Heppner 向 Claude 输入的信息中，有一部分来自他的律师；
这些对话是为了"之后跟律师沟通、寻求法律意见"而做的准备；
事后他确实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了律师。

政府一方则提出动议，要求法院裁定：这些材料既不受律师-当事人特权保护，也不构成工作成果。双方先依据"特权协议议定书"把文档单独封存，等待法院定夺。2026 年 2 月 10 日庭前会议上，法官当庭批准了政府的动议；一周后出具书面备忘录。

法院的认定

美国联邦法下的律师-当事人特权有三个要件：

主体：沟通必须发生在委托人和律师之间；
保密性：沟通必须是在"意图保密、事实上也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目的：沟通必须是为了"获取或提供法律意见"。

法官认定，Heppner 与 Claude 的对话至少缺失两个要件，可能三个都不具备。

第一，Claude 不是律师。这一点辩方自己也没办法主张。法院援引本区去年的 In re OpenAI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tig. 判决指出："在不存在律师-当事人关系的情况下，两个非律师之间讨论法律问题，不受律师-当事人特权保护。"Claude 既然不是律师，特权讨论到这一步就基本可以结束了。

法院还特别回应了一种学界观点——有评论者主张，AI 输入更像是在使用"云端 Word"这样的互联网软件，讨论"Claude 是不是律师"并不重要。法官反驳说：云端 Word 本身也并不因为是软件就具有特权；而且特权的存在本身要求"受信任的关系"，典型如"与一位负有信义义务、受执业纪律约束的持牌专业人士"的关系——AI 用户和 Claude 这类平台之间不存在、也无法存在这样的关系。

第二，对话不具有保密性。这里法院说得很直白：并不仅仅因为 Claude 是一个第三方平台，更是因为 Anthropic 的隐私政策——也就是 Claude 用户同意的那份条款——本身就明确写着，Anthropic 会收集用户的"输入"和 Claude 的"输出"，用于训练模型，并保留向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在内的一系列"第三方"披露数据的权利。法官引用本区今年 1 月另一份涉及 OpenAI 的裁定指出：AI 用户对其自愿输入、平台"日常业务中保留"的对话，并不存在实质的隐私利益。因此，Heppner 对这些对话不可能有"合理的保密期待"。

法院特别点明一种常见的辩护思路也走不通——"我只是先写下来，准备之后再交给律师"。如果只是写在自己私人笔记里再给律师，确实可以受保护；但 Heppner 是把相当于笔记的内容先交给了第三方 Claude，这一步动作就已经打破了保密性。

第三，目的并非获取法律意见。辩方主张 Heppner 与 Claude 沟通就是"为了之后跟律师谈"。但法官抓住了一个关键事实：Heppner 不是在律师的建议或指示下去问 Claude 的。

法官在这里留下一个重要的弦外之音——如果是律师指示当事人去使用 Claude，那么 Claude 也许可以被比作"高度专业的辅助人员（如同律师的代理人）"，在 United States v. Kovel（2d Cir. 1961）确立的先例下，可能被纳入律师-当事人特权的保护范围。（Kovel 案的经典场景是律师聘请会计师协助理解复杂财务问题，会计师作为律师的"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也受特权保护。）

但因为 Heppner 是自作主张去找 Claude 的，特权的判断标准就回到了他本人：他是不是指望从 Claude 那里获得法律意见？法院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Claude 自己就拒绝扮演律师——当政府方提问"你能给法律意见吗"，Claude 的回答是："我不是律师，无法提供正式的法律意见或建议，建议您咨询合格的律师"。

AI 会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吗？

Rakoff 法官在意见书末尾写道：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与法律的交锋开辟了新前沿。时间会证明，它是否会像其他技术进步那样，真正颠覆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但无论 AI 有多新颖，其使用都不能游离于由来已久的法律原则之外，例如规范‘律师-当事人特权’和‘工作成果原则’的那些既有规则。

他承认 AI 的颠覆性，又拒绝让 AI 的"新"成为规避法律既有框架的理由。

回到更一般的制度层面，Rakoff 法官留下的几个问题，对所有法域都同样开放：

把辩护思路输入到任何公共大模型的对话，是否能被任何一种保密制度"捡"起来？
如果律师指示当事人使用企业级 AI 工具准备案情说明，在司法机关调取数据时能不能主张某种形式的保护？
AI 大模型厂商的隐私政策条款，是否会像 Anthropic 的条款一样，反过来成为"用户无合理保密期待"的证据？

更值得追问的是 Rakoff 法官留下的那个"Kovel 之问"——如果律师指示当事人使用 AI，AI 能不能被视为律师的代理人？

律师-当事人特权在设计上，保护的本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专业身份，而是一种可被信赖的保密关系。当 AI 大模型日益被用于法律辅助工作，与它对话的人、它的提供方、它的使用目的三者叠加后，是否足以被看作"律师工作的延伸"，还是始终停留在"公共工具"的范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取决于 AI 本身有多聪明，而取决于我们的法律和技术系统，有没有准备好把一台模型当成一个可以守住秘密的"人"。Rakoff 法官这次给出的答案是：至少现在，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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