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2025年5月19日下午，应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尚必武教授邀请，《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到访《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与杨枫主编、王升远教授、杨丽副编审、王源一编辑就“AI时代的期刊选题与论文生产”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术研究范式、研究选题方向及期刊审稿机制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宋炳辉教授结合自身多年主编经验，对外语学科在新技术背景下的选题策划与学术评价标准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15:30，宋炳辉教授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作了题为“文学翻译与传播研究的三个关键词：语对、向度与累积”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杨枫教授主持，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朱一凡、院长尚必武、副主编杨明明教授等参加与谈。
一、AI时代的翻译焦虑与文本分类的理论回应
报告伊始，宋炳辉教授直面当前外语学科普遍存在的AI焦虑。他指出，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翻译取得革命性进展的背景下，翻译的体量呈爆炸式增长，技术对翻译实践的冲击已从工具层面上升至学科合法性的深层追问。然而，宋教授认为，这种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翻译对象不加区分的笼统认知。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必须对翻译文本或语料进行基本的分类。
他构建了一个从“强对应”到“弱对应”的理论光谱。在光谱的一端，是科技文本、信息类文本、日常交际语料等强对应文本。这类文本在高度全球化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语际之间的普适性和文化之间的强对应性，一台笔记本电脑的说明书，无论从英文译为中文还是法文，其信息完整度和精确度几乎不受影响。AI在处理这类文本时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势：更快、更规范、不知疲倦。宋教授明确承认，在这一领域，人类译者无需也不应与机器竞争。
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文学、艺术、哲学等弱对应文本。这类文本的源语与译语之间不存在完整、精确、彻底的对应关系。翻译理论史上那些看似无解的悖论性问题，诸如信达雅能否兼得？翻译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吗？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边界何在？恰恰都集中发生在弱对应文本的领域。宋教授强调，AI在处理弱对应文本时暴露出的“限度”，并非单纯的技术瓶颈，而是根植于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和语言承载力的本质属性。正是这种限度，为翻译的文化研究保全了一个位置，也为人文学者在AI时代的生存提供了实践上的理由。
二、三个关键词：语对、向度与累积的深层意涵
基于上述分类框架，宋炳辉教授提出了研究文学翻译与传播的三个关键词，并明确指出它们仅针对弱对应文本有效。
其一，语对问题。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始终在两种特定的语言与文化之间展开。宋教授以汉语与英语的对比为例，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揭示了不同语对之间“差异的差异”。汉语的象形—表意系统与英语的拼音系统在声音、符号、意义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距离截然不同：汉语有大量同音词，声音系统与文字符号系统的咬合度远低于英语；而汉语的文字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联度又远高于拼音文字。这种根本性的语言结构差异，决定了英汉互译所面临的文化问题与英法互译或英德互译有着质的区别。忽视“语对”的具体性，就会将特定语对中遇到的问题误作普适的翻译理论问题。
其二，向度问题。在弱对应文本的翻译中，方向至关重要。宋教授援引国际翻译学界公认的伦理通则：在文学翻译和哲学翻译领域，“习得语译入母语”的效果和可信度远高于“母语译入习得语”。他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为例，警示不可违背这一基本规律。寒山诗在英语世界引发的热烈反响与李白、杜甫在国际传播中的相对“遇冷”，正是接受方主导传播方向的明证。宋教授进一步指出，许多博士论文和项目申报书在论证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时，往往忽视了翻译向度的匹配性问题，讨论的是“中译外”的个案，却参照“外译中”的理论框架，这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三，累积问题。文学翻译和传播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宋教授以晚清林纾的翻译与鲁迅的“硬译”为例，揭示了历史累积对翻译策略选择的深刻影响。林纾在清末民初对西方小说进行大幅归化改写，是因为当时中国读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传统毫无积累，不得不采取“变通”之策。而鲁迅主张“硬译”，其意图并非追求字面对应，而是要通过翻译“磨砺汉语的表现力”，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语言变革的迫切需求。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翻译策略，各自回应了其所处时代不同的历史累积状态。脱离了具体的累积语境，抽象地争论“归化还是异化”是无效的。
三、AI、文学与人文的未來
在与谈环节，朱一凡书记从韩炳哲“消失的他者”切入，忧虑AI可能进一步加剧弱势文化丰富性的遮蔽。她指出，AI大模型以英语等高资源语言为主导，在从低资源语言向高资源语言的翻译过程中，文学文本中高度依赖文化语境的异质性元素可能被进一步过滤和削弱。
尚必武院长则从文学能动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根本路径在于读者能否“感受”（feel）文本，能否与文本产生共情（empathy）。他援引莫雷蒂（Moretti）的“远读”计算批评为例，尖锐地指出，若完全依赖远读方法，便无法真正触及读者的情感体验，更难以推动社会变革。正如狄更斯的小说或《汤姆叔叔的小屋》，若其接受对象是机器而非活生生的读者，这些作品便无法产生任何社会影响。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唤起读者的感受，激发共情，进而推动社会意识的变迁——这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替代的。
杨枫教授在总结中，从知识翻译学的理论高度对报告进行了呼应。他指出，AI的“不确定性”与“文化嵌入性”恰为人文学者保留了不可替代的空间：AI不懂语义，但训练它的数据有意识形态；AI可以生成看似“像样”的文学文本，但没有读者的接受与共情，文本无法构成完整的文学存在。杨枫教授提出，未来翻译研究的关键在于“人机协同中的个人化程度”，你的思想高度、你的历史累积、你的批判性素养，决定了你是驾驭AI的主人，还是被AI替代的仆人。
四、一份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奠定合法性根基的重要报告
宋炳辉教授的报告，以其深厚的比较文学学养和敏锐的时代问题意识，为AI时代文学翻译研究的合法性、可能性与方法论提供了深刻启示。他在翻译学界率先明确提出“强对应/弱对应”的分析框架，不仅有效澄清了长期困扰翻译理论研究的诸多争论根源，更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在技术浪潮中找到了坚实的学理根基。他对“语对”“向度”“累积”三个关键词的理论阐释，将比较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和跨文化研究有机融合，体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理论视野。报告既回应了当下外语学科共同体的集体焦虑，又为人文学者在AI时代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实践上的理由与方向。这一研究路径，对于《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未来围绕“翻译与跨文化”“技术与人文学”“知识翻译学”等选题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