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用AI的人,反而加班更多了

工作越来越多

晚上十点，办公楼里空空荡荡，中央空调也停了，依霖还在加班。她手头压着两个急活儿，一个是核实整理招聘候选人的基本信息，另一个是写一份信托行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两份材料领导明天一早都要。

这种交付节奏，只能借助AI。她操纵着鼠标，在四五个不同的AI页面间来回切换，力求快速完工。

依霖30岁，4年前进入陕西一家传统媒体公司，担任HR兼行政。这份工作月薪不到五千，内容却极其琐碎，从招聘、算考勤，到订办公用品、修打印机，甚至领导的私人事务，全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起初还能勉强应付，直到去年1月DeepSeek火遍全网，AI进入领导的视野。依霖的工作量开始急剧增加，职业定位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半年前，公司有几个编辑和运营集体离职。招聘压力全都落在了依霖一个人身上。离谱的是，领导想继续按三四千的月薪招人，要求是硕士研究生，最好还能免费实习六个月。

迟迟招不到新人，领导话里话外暗示她，要多学一些技能才不会被淘汰。

渐渐地，建议变成了要求。“你闲了用AI弄弄那个公益项目的公众号，花不了太多时间。”领导说这话的语气，像在聊天气。

有一次，领导让她写一篇“三八妇女节”的公众号推文。她把想法随手丢给AI，然后去上了个厕所。回来后只改了两行、调整了下格式就直接发了出去。没想到那篇推文阅读量意外破万，这个公众号平时只有几百阅读。

数据亮眼本是好事，可领导看到后立刻转发到了工作群，让她给同事分享高效使用AI的技巧。

“你看，AI这么好用，以后日更也不难嘛。”依霖看着私信里的这条消息沉默了良久，最后回复了三支玫瑰花。

依霖旁边是设计岗的同事，电脑桌面上堆满了AI生成的图片。为了调出一张让领导满意的图，她花在调试提示词上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任务周期越来越短的同时，她还被安排参与新闻稿写作。

远在石家庄的陈路，也被同一种“加速”困住了。深夜11点，他盯着屏幕，AI第三次生成的代码还是跑不通。

陈路曾是AI工具的坚定拥护者。29岁的他拥有4年大厂运营经验，非常清楚如何用工具给下属“上发条”。

去年，他入职河北一家民营互联网公司担任运营总监。刚进公司时，他是公认的“能扛活的领导”。他自己从大厂出来，知道无休止加班的滋味。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一个月内追加三场线上活动，他一声不吭，熬了三个通宵把活动框架和SOP全部搭好，才把执行细节分给下属。

去年底，公司开始压缩编制，情况急转直下。陈路主动裁掉了两名初级运营，并在部门内推行AI写图文方案。面对下属的抱怨，他安抚说：“时代变了，要学会用工具自我提效。”

那时的他还觉得，AI是个好帮手，能让他用更少的人完成部门的KPI。直到老板在群里发了一段动员令，正式宣告公司进入“AI时代”。随后，各部门开始搞AI产出工具竞赛，老板鼓励每个人都把AI嵌入工作流，完成十倍提效。

回旋镖扎到了陈路自己身上。

老板不再跟他商量人手够不够用，直接在会上说：“AI工具已经部署到位了，各部门的产出预期按三倍往上调。”陈路张了张嘴，想说AI生成的代码跑不通，AI写的文案调性经常跑偏。但老板已经开始催促下一个部门了。

陈路和依霖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因AI加班”的吐槽帖层出不穷：4A公司策划被要求用AI提效50%，项目交付时间却压缩一半；影视公司剪辑师和抽卡师三班倒，只为在一周内完成七八十集AI漫剧；程序员被敦促使用AI编程，项目交付期从一年缩短至4个月，工作量直接翻倍。

哈佛商业评论近期发表了一项研究，两位伯克利大学的研究者在一家200人科技公司蹲了8个月，追踪AI工具对打工人的真实影响。

研究发现，AI并未减轻工作量，而是通过三种机制不断强化它：一是“范围扩张”，AI让原本做不了的事变得可行，任务清单越拉越长；二是“时间扩张”，省下的时间没有被归还，而是被新任务迅速填满；三是“节奏加速”，领导看到AI出活更快，交付周期自然越压越短。

更吊诡的是，每个人在使用AI时都觉得自己更高效了，但实际工作量不降反升。AI就像一台隐形的跑步机，把打工人的速度不断调快，却没人缩短跑道。

不停给AI擦屁股

九点打卡后，陈路先打开飞书处理AI生成的日报，随后开始了他“AI内卷”的一天。

上午两份活动策划，他让三个AI各出三版，挑挑拣拣、拼拼凑凑，合成一版AI味最淡的，再手动改到能交差。下午做数据可视化，AI生成的图表配色像十年前的PPT，坐标轴标签总是对不齐。陈路手动调完，已经六点半。

刚准备收拾东西，产品同事丢过来一个需求：“老板说运营也能做技术了，让你把这个页面逻辑写一下。”

陈路盯着那行字无语良久，想起动员会上老板说的：“AI时代要打破岗位边界，运营可以做技术，产品能自己跑完全链条，不用再依赖别的部门。”他不得不动手写起了代码。

那天晚上，他在公司干到八点，回家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加班到凌晨。AI生成的代码始终跑不通，报错信息他看不懂，只能一行行查、一行行改。好不容易勉强能用，却不知道它明天会不会突然崩掉。

它经常编造不存在的行业数据，文案容易偏离品牌调性，不懂老板偏好的语言风格，也不理解行业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斯坦福大学把这类低质内容称为“workslop”，看着合格工作，但其实缺乏实质内容。

上周，公司一个重要合作就因为直接采用了AI生成的品牌文案，其中存在语义细节偏差，导致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复盘会上，老板没有指责技术，而是问陈路：“为什么你没有检查出来？”

陈路哑口无言。在老板眼里，AI是那个永远正确的“天才实习生”，人类员工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替AI背锅。

依霖同样在为这位“实习生”擦屁股。

她所在的传媒公司主要承接政府和部分国企的宣传项目。近几年，即使是大型国企、知名车企乃至上市公司，也频频出现拖欠款项的情况，回款周期被无限拉长。公司只好转向其他类型客户，希望通过新项目增加营收。

去年12月，领导把依霖和两个运营专员叫到会议室，兴奋地讲起自己和某信托公司老总吃饭时争取来的合作机会。“你们分一下平台，用AI分析分析其他信托新媒体是怎么做的，明天下午开会汇总对齐。”

领导点燃一支烟，眯起眼睛，示意依霖看看身后。她扭头看见一台落满灰尘的打印机。对方突然提高声音：“你身后就是一支队伍啊！看见没？”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在AI时代，这句话管理者说得越来越顺口。在他们眼里，AI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不用交社保、不需要休息的万能员工。

回到工位，依霖把指令细化后发送给某个AI工具。不到一小时，一份24页的分析报告连同配套PPT就生成了。

报告看起来篇幅扎实，但依霖清楚，用长度堆砌代替深度，本质上也是一种敷衍。她不敢直接交差，赶紧打开平台核实，结果很快发现了问题：报告引用的账号不够头部，信息不够新近，有些甚至已经停更一年多。

她用了整个下午，去检索账号、核对资料、调整结构、补充背景，并努力抹去随处可见的“人机味”。直到开会前一个小时，她还在返工。原本人工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现在加上调试、核实和修改，反而花了四五个小时。

开会时，另外两位同事只在工作群扔了半拉表格和备忘录截图，敷衍了事。依霖最后一个汇报，领导听完后突然拍板，要求做一份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向客户展示诚意。这份“看起来最完整”的活，又落在了依霖头上。

“就在你报告的基础上用AI再做一下，看下午能出不？”领导说。

免费额度已经用完，公司又不报销会员费，依霖只好向朋友借了一个Kimi会员账号。她熬夜到凌晨两点，对着官网和平台一个个比对核实，帮同事补齐视频号分析，最终完成了一份32页的可研报告。

好不容易卡点交上去，没过几分钟，依霖又收到了老板的消息：“深度不够，AI不是万能的嘛，再深化一下哦。”

同样被“深化”折腾的陈路，现在一听到这个词就头疼。为了赶进度，他只能一边吃着外卖，一边盯着手机上的AI竞品分析图表。除了嘴巴，全身都奉献给了那块屏幕。

老板们看不到个体的消耗，只在意公司拥抱AI的程度。陈路听说，老板准备上线一套AI使用率统计系统，把每个人的调用次数、生成字数、节省工时折算成榜单，每周在例会上公示，排名靠后的人将被单独约谈。

相似境遇的打工人随处可见。有媒体报道，某头部电商公司已要求员工每周提交“AI提效报告”，列明每项任务中AI贡献的工时。结果，大家花在写报告、自证效率上的时间，比AI真正节省的时间还要多。

表演低效

凌晨回到家，陈路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全是AI生成的数据和错乱的表格。虽然刚刚上传了合作结项报告，但他心里却没有一丝成就感。

刚入行时，学会一个复杂的Excel函数、做出清晰美观的图表，或者独立策划出一个好方案，他都能开心好几天。那是一种踏实的成长。

现在，他每天用AI写代码、跑数据，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可能被替代的流水线质检员。以前想创意时，他会拧开保温杯在办公室踱步，会挠头苦想，会和同事激烈讨论，让想法在头脑中碰撞。如今，遇到问题他第一反应就是问AI要答案，动不动就让AI出10版方案，连中间的逻辑都懒得细想。

工具正在悄然抽离他的核心竞争力，让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大脑像一块长期不用的肌肉，正在慢慢萎缩。

依霖也陷入了同样的空心状态。自从负责公众号更新后，她越来越离不开AI。小到判断一句话是否有语病，大到策划专题活动，她的第一反应不再是调动自己的大脑，而是熟练地把需求粘贴进AI输入框。

她原以为用AI是卸下了负担，但其实是把最核心的“思考权”外包给了机器。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73%的AI高频使用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其中58%的人觉得自己技能在退化。

在那份32页的可研报告之后，领导似乎默认行政岗的依霖也能做策划。她被拉进更多项目群，领导每次布置任务的结尾几乎都一样：“用AI分析一下，很快的。”

她曾想过写离职信，用AI草拟了一版，最终没敢发出去。以前会用AI之前，她五点半就能准时下班，还能去游泳馆锻炼。现在，泳衣已经三四个月没碰过了。

不过，依霖渐渐找到了一种与AI共存的自保方式。在这个算法时代，适度展示“低效”成了打工人为数不多的自我保护手段。

她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一些任务上表现得“笨”一点。AI生成的内容，她不再主动全部核实修改，而是故意留下一些明显的错误，静静等待领导指出来。

开会时，她笑着把修正后的文档再次发回去：“您看，我就说AI不靠谱吧，还得您亲自把关。”

这算不上高明的办法，甚至有点阿Q精神，但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一能避免所有压力都堆到自己身上的方式。

周末值班时，依霖和旁部门同事闲聊，听到了一种更彻底的解法。

接到宣传部要求新开评论栏目的任务后，那位新媒体中心负责人没有活分给手下的编辑。她花了一个月时间，用各种方式游说宣传部部长，夸他朋友圈有见地、谈吐有深度、审美有格调。

最后，这个周更栏目变成了部长的“文学天地”。部长写、部长审、部长评，形成了完美闭环。每次发布，大家都接龙点赞转发、见面就夸：“您这文笔，我们学几年都比不上。”

部长通常笑着摆摆手，谦虚几句，转头就开始主动催更。

依霖找来那几篇文章看了看，AI味明显，阅读量也不高。但评论区里，23个朋友点了“在看”，包括她自己。

她知道，这种办法自己学不来。她既没有那个职级，也没有那个精力去“驯化”一个随时能让她走人的领导。

她能做的，只是在回家的地铁上，继续和豆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试图从AI的回答里，拼凑出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虽不高级但够用的“向上管理”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