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杨淏策划了一场为期134天的“手搓旅行”。他关掉手机、不借助网络和社交媒体，仅依靠纸质地图和问路、使用现金走遍了大江南北。由于“断网”，他在旅行过程中不再将感受随时分享给朋友，而是沉淀下来，通过手写家书与家人联系。他将这些经历分享到网上后吸引了许多关注，人们好奇的是，在一个高度连接的数字时代里，如何重拾那些正在消失的能力？

作者 | 刘车仔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 受访者供图

如果不用手机、没有网络，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多久？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荒谬。毕竟，在手机和网络出现之前，人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但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生活技能、欲望和娱乐，似乎都已经外包给了那块巴掌大的屏幕。

杨淏给自己设计了一场实验。

2023年冬天，他把手机和电脑留在家里，一个人从太原出发，用134天走过中国24个省级行政区的68个市县。一路上，他靠纸质地图辨认方向，以博物馆和图书作为自己的旅行参考，靠陌生人提供的信息，偶然地抵达一个又一个地方，像“大富翁掷骰子”般旅行。

在旅行途中。（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行动，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我们早已习惯在行动之前得到答案，在出门之前就做好计划。数字网络让信息扑面而来，让选择变多，也让生活变得高效，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不能忍受没有它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杨淏一路上遇到的麻烦，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原因：系统默认每个人都在线。住酒店要扫码，进博物馆要预约，租车要手机注册，支付要联网。离开手机之后，他不断感受到自己像一个误闯进来的“外星人”。

杨淏说，只有当脱离这套系统，才能很好地看清楚这个系统如何运作，这也是这趟旅行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当一个人暂时从数字世界退出，许多平时被忽略的问题开始显现：便利究竟改变了什么？效率的代价是什么？当我们的欲望看似都能即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在这场漫游中，杨淏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记录和几十封家书，后来，这段经历被写成一本题为《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的书。

作者: 杨淏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生出一种痛快的感觉，那也许来自对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深深的厌恶。尤其当我刷了几个小时、感到虚无与烦躁地放下手机之后，却又会在不久之后重新打开手机，像一个无能狂怒的成瘾患者。而看这本书，让人获得了自我反思和短暂地排毒的机会。

我和杨淏聊了聊那134天的经历。聊一个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走，也聊一个高度连接的时代里，那些正在消失的能力。以下是他的自述。

像大富翁掷骰子般旅行

出发之前，我往背包里装了一些生活物品、一摞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笔记本，还带上了两本地图册和三本书。因为刚好当时家里有这三本书，分别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

旅行没有计划，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先往南走。11月底，天气越来越冷，等开春之后再到北方。下一站在哪儿？完全是随机的，一路上都有点像是玩大富翁掷骰子。

绿皮火车是此次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受访者供图）

抵达第一站临汾，准备入住酒店的时候，我就遇到问题了。在手机上下单是这里唯一的入住方式，我给前台出示了证件和现金，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之后，还是没办法帮我在前台的电脑上完成入住手续。

旁边的工作人员只好向我推荐了另一家酒店。沿着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的路线图，我不断向行人问路，最后跌跌撞撞地摸索到了当晚入住的酒店。自从有手机导航之后，我很少再主动规划过路线，这张手画的地图，反倒唤起了我久违的对于方位的知觉。

在武汉的时候，因为没有手机，我又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被拦下。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解释，想要进入博物馆，唯一方法是在手机上预约，然后扫码进去。后来，因为没有手机，我还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包括无法租车、要取钱找不到ATM机等等。

乞讨也开始用二维码了。（受访者供图）

我从2017年开始到国外上学，每年回来，我都很明显地感觉到数字化的猛烈变化，比如突然间共享单车开始普及了、在餐厅点餐已经没有纸质菜单了。2023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我发现连盖章都不需要了，只需要把护照在机器上扫一下就立马过关。

回国之后我感觉到国内的效率简直是用秒计算的，数字化治理让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但与此同时，我想到，这些便利是否让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这种想法最早始于2022年。

其实我最初做这件事情，是想问一个问题：手机是我们的高效工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我们还能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工具的问题，而是它变成了我们所有生活环节的一个入口。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扫码才能进博物馆？为什么一定要用手机预订才能住酒店？在中国社会，好像我们已经默认了不存在离线的人，数字化的系统默认了所有人都必须在线，你一旦离线，就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资格。

在一开始的十几天，没有手机确实会不适应。本来一天当中，你清醒的时间里有百分之四五十的时间都是在用手机的，现在这些时间突然空出来了，所以你有了更多这种无聊的、等待的、空余的时间，就看你要怎么去填补这些时间了。这件事情没有太困扰我，我可以看书，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写信，慢慢地这种生活模式就越来越纯熟。

杨淏在地图上研究路线。（受访者供图）

我第一次对手机有很强烈的欲望，是在三门峡的时候。我生病了，在酒店躺了4天，身体虚弱，很难受，想家人，开始觉得要是有台手机就好了，可以跟家人聊聊天。

这次出来，我也忘了带手表。一开始，在路上我还得问别人几点了，但是慢慢地也不问了，因为我发现其实无所谓是什么时间，我饿了就去吃饭，困了就去睡觉就好了。我发现生活反而因此变得更加规律了。

古代人也没有手表，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看时间，反而还原了我作为人在这个世界本初的样子，可以跟环境建立真正的关系。

90年后，我跟着沈从文游湖南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再找一家当地的独立书店，去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等，我会根据这些来确定在当地的行程。

去云南的时候，我会看一些与当地少数民族有关的内容。去西北，我就跟着原来西方探险家在民国时代来到中国写下的书，去看他们当时如何描述这个地方的精美壁画。

新疆库车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受访者供图）

去湖南的时候，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就是我的旅行指南。1934年年初，沈从文从常德出发，而后在桃源坐船逆流而上，直追沅江上游，回到老家凤凰看望母亲。2023年，距离当时已经过去将近90年了，我想在和沈先生同样的年纪，坐船重走他当年在湘西经过的所有地方，看一看那些令我魂牵梦萦的码头故事。

在这之前，每次旅行，我也免不了在网上查一下攻略，但到后来我越来越不信任这一套。因为在网上查到的东西是很同质化的，大家都去点赞最高的、最被热捧的那几个地点，于是所有人都在重复别人去过的地方。

一方面，这会让你对一个地方的了解越来越窄；另一方面，你好像总在提前体验一个别人已经经历过的东西，这会降低你对这个地方的惊奇感和未知感。在出发之前，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的照片、别人对它的评价，你对这个地方的认识已经有一个很强的轮廓。

但去湖南之前，我刻意地不去看社交媒体，那么我对湘西的理解就只有沈从文的文字。他描述的还是90年前的经历，他在路边吃的东西、他所描述的河边的纤夫，我只能通过想象，而想象在脑海里不断膨胀，就有很多空间，因为我不知道它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真的来到沅江边，我发现它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河上已经建了大坝，河水涨了30米，这里没有任何客船，我没办法像当年沈从文和“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那样坐船。

水路不通，就走陆路。沈从文当年记录的地名都是古称，在我携带的地图里几乎找不到了。但意外的是，在沅陵我遇到了一位看起来有乡贤气质的老人，在他的介绍下，我意外得知我所在的沅陵，原来就是书里写到的古辰州。除此之外，我还惊喜地找到了原本杳无踪迹的街道、店铺。

遗憾并不代表不好，不确定的偶遇的过程，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有诗意。

在社交媒体或者网络环境的影响下，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当代不成立了，没有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变得没有意义。人们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指引蜂拥而至，之后也是把这个地方当成背景板拍个照，再将照片上传社交媒体，继续强化这个地点在网络中的形象，再让更多人来到这里。

但一个地方其实可能是非常丰富的存在，它有历史温度，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它需要人们用开放的心态去探索，然后它们可能会带给你新的观点、新的眼光、新的理解。马塞尔·普鲁斯特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而是为了拥有新的眼光。”

现在，一个地方可能会在瞬间变成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前几年的冬天，所有人都要去哈尔滨；前年一个《黑神话：悟空》火了，人们就要去山西看一下古建筑。人们喜欢去天命人出现的场景那里打个卡，但对古建筑的木结构、斗拱可能并没有多少兴趣。

当一个新的目的地成为一个新的icon的时候，旧的地方又被迅速抛弃掉。这些目的地被迅速地消费，但人们没有时间真的沉淀下对它的理解。

等待

从前，我也会像多数人一样，到一个地方，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给朋友并进行三两句的交流。但这个行为让交流变得碎片化，而且你不需要再等待，所以也不会好好珍惜。

后来，我会忍耐住那种想要及时分享的冲动，把它留在我心里。可能我回去后会记录下来，或者我看到了什么受感触的东西，我会自己用更长时间的、更沉淀的方式去记录它。

在整个“脱网”的旅途中，信件是我唯一可以与远方的亲人联系的方式。身处在网络中，人们就可以用无数种方式进行联系，可以同时联系很多人。但是写信这个单一的方式，却可以抵达另一层面的丰富。在出发第三天，我在运城酒店里给父母写信，拿起笔后很久都不知道要如何开头，这时候我需要把支离破碎的感受都聚拢在这几页纸上。

杨淏在旅途中给家人写的信。（受访者供图）

在旅行一个半月之后，我才终于等到父母寄来的信。当我拿到那封A4纸大小的信时，难以抑制兴奋之情，那时候我能体会到“家书抵万金”的真实质感。在那些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中，我的内心在不断积累着情感，也在叠加着可求得的欲望。如果没有等待的话，也就没有更多的发酵和可能性了。

举一个例子，我现在不喜欢用手机或者数码相机拍摄，就是因为它消除了等待。这些年我更喜欢用胶片相机。一方面，每次拍照，你会非常珍惜你按快门的瞬间，不会随便看见什么就拍，因为你知道按快门的机会有限，所以对待拍摄会更加认真；此外，这样拍完之后，也无法及时查看，要拿到冲洗的地方冲出来，还得再去扫描，再去调曲线、调颜色，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非常多的事，它会累积你的期待、你的想象，所以说等待的过程是非常迷人的。

杨淏在旅途中遇到的小朋友。（受访者供图）

路上那些陌生人

这一路上，总有许多人觉得我不用手机很奇怪，但我还是遇到很多热心肠的人。

陌生人在今天好像是一个需要提防的存在，因为陌生意味着未知，我们的社会对于未知是忌惮与恐惧的。但有时候，未知也隐含着美好、惊喜与善意。在马路边、饭店里、火车上以及荒郊野岭和陌生人交流时，我发现很多人是善良美好的。

在武汉，是一个爷爷让我跟在他后面才进了博物馆；在喀什古城，有个维吾尔族姐妹给我介绍了一家库车的租车公司，并帮我联系好了一切，这样我不需要手机也能租车；在大凉山，我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彝族小伙，他对我毫无保留，还热情邀请我一起吃饭。

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但是我也喜欢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在都市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不会带给我很多好奇，但是如果来到陌生的地方，我就会好奇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思考方法。

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了不一样的感受，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人生状态。一路上，有好多人会给我写一个联系方式，让我回会以后可以加微信。整个旅途中，我留下了20多个联系方式，我最想加的一个人就是小胖墩。

小唐墩儿。（受访者供图）

小胖墩姓唐，我叫他小唐墩儿。我是在青海茫崖遇到他的，他来自河南周口，骑行将近一年时间，已经把绝大多数内陆省份都走完，接下来开始骑行西部。我们绝大多数都市人出去旅行，就是把它当成放松消遣，但他给我的感觉是带着绝望出行。小唐墩儿的父母就很早离婚，他16岁就离开了家，随后在河南不同的城市打工，做过最多的工作是保安。他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通州一个产业园区当保安，包吃住，每个月有2600元的工资，攒够钱的时候，他就辞职骑行。

他跟我说当保安时候还被骗过，跟亲人也几乎不联络。很多时候，他一直骑行在无人区，在新藏公路二线，至少有600公里是没有任何信号的荒芜地带，途中没有任何补给。因为要翻越昆仑山，有150公里的路程的海拔从1500米急剧升高至5000米。

小唐墩儿有一种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感觉，他说：“一直在这种地方骑行生活，其实早就做好准备了。而且即使我还活着，总是在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中生活，寿命也不会长久，最多到五六十岁器官也会衰竭。”小唐墩儿说这些话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情绪。

当时我和他吃饭，他给我看过他的微信界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微信聊天列表里只有一两个人。他的微信看起来不像是用来和人联络的，只是做直播需要用微信登录账号。

回到家之后，90%的人我都加上了，有的人只是打个招呼，有的人还约出来喝咖啡了。但是我没有加上小唐墩儿，他至今杳无音讯，我很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在大凉山遇到的彝族小伙子一开始和我联系还挺多的，把我当大哥。后来，他就开始向我借钱，说他要创业，就差几千块钱了。过几天他又说自己遇到个什么事，又要借钱。当然，我没有借给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理由都太奇怪了，后来他就不理我了。

欢迎回到网络世界

当我最终回到家的时候，一开始根本不想打开手机和电脑，因为我觉得当时的生活状态特别舒服，不想再回到互联网了。但是我又知道我得回去处理很多事情。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打开手机和电脑，连上了网。

我心想，离开这么久了，手机至少得振动两个小时吧，但是开机后，没有任何反应。脱离网络四个半月，网络也把我抛弃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互联网规则中，外界给你发送任何信息，72小时之后如果手机仍旧处于不可接收信息的状态，那就再也没有收到的可能了。

我知道只要一打开手机，我就又会重新进入“数字利维坦”，不过在这个项目之后，我会对互联网保持一定的距离。回到英国上学之后，我没有电话卡，只有工作室里有WiFi，于是我都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去工作室接入互联网，先处理邮件，开始看新闻，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离开工作室之后，我就又脱网了，去散步、跑步或者回家睡觉，都没有接触网络。

在结束那趟断网旅程之后，杨淏又再次出发。（受访者供图）

我看新闻也主要是看那几家媒体，因为我知道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这家媒体报了这件事，就代表着所有的媒体都会报道同样的事情，比如《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火了，接着会看到所有媒体都在报道。可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大的，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24小时都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仔细一想，好像信息也没有很丰富，它只是集中轰炸你。

回到家之后，我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整理旅途中写下的文字，最后整理出来有20多万字。我找到几家比较喜欢的出版社，给他们发去邮件，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后来我找到身边的朋友帮忙联系，最后他们的回应都差不多：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素人，没出过书，也不是网红，没有流量。

也有出版社的编辑建议我先去社交媒体经营账号，积累一下个人粉丝。其实很多人如果要做这个项目，一开始就应该开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慢慢记录这个过程。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写了一个小梗概，是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发给了公众号“BIE别的”。文章发出来之后，“人物”公众号转发了，这篇文章就一下子传播开了。突然有好多出版社来找我，说要给我出书。在所谓的爆款文章出现之前，没有人愿意搭理我，后来这篇文章有流量了，它突然间就可行了。这和我在对抗的这一套系统，是有联系的。

不只是出版行业，几乎在所有行业，人们做事情依赖自己主观判断的成分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依赖于一种社会群体性规则的评判。而现在几乎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都渗透了流量的规则。可是，一个被流量验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一个没有被流量验证的东西也不一定就不好。

但无论如何，最后的出版还是通过这套我所对抗的系统，这太悖论了。

杨淏根据这次旅行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受访者供图）

在数字利维坦面前，一个普通个体，其实不可能真的脱离它的管制，除非你脱离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做一个遁世者。但是作为一个心怀自由的灵魂，你可以对任何心生怀疑之事进行自我反叛。这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意义。

最近，我刚博士毕业，对于毕业后的生活，我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这不会让我感到焦虑。未知和不确定，可以带给我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不同的世界，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不就是要尽可能地多体验这个世界的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