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回声③ | 一张1939年的试卷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校史馆里，有一张1939年的国文试卷。纸是黄的，字是黑的。98分。答题者叶邦瑾，14岁。

她在试卷上写道：“文艺作家有着常人没有的敏感，对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一切进步的第一声往往由文艺作家喊出，然后由哲学家加以研究，政治家加以改革，终于造成实际的真相。”

后来她成了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是新华社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唯一女记者。7年后，她牺牲在刑场，21岁。行刑前，敌人用布蒙住她的头，她甩开了。这是她活着的最后一个动作。

高二那年，管张睿被选去校史馆讲叶邦瑾的事迹。

采访那天，她是匆匆赶来的。从教室里被喊出来，背着一个书包，手里攥着一沓厚厚的资料。她把资料递给我的时候，我看见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字——有的画了线，有的打了问号，有的在旁边补了整段话。第一页是她的发言稿，开头写着：“她如黄海之滨的浪花，以21岁的青春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壮歌。”她说她已经改了很多遍了，先打了电子稿，打印出来，再用手写改，改完再打，打完再改。那沓纸被她翻得起了毛边。

“怎么改这么多遍？”我问她。

她低头翻了翻那沓纸，手指在毛边上捻了一下，说：“没办法，每次改完都觉得这版可以了，隔一天再看又觉得不行，还得改。”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什么情绪，像是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她说，既然要讲，就要把她心里那个叶邦瑾，完完整整地说出来。

高一入学时她也来过校史馆，跟着班级走了一圈，没有停下来。但这次不一样——校史馆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要站在玻璃柜前面，讲给更多人听。

她站在那里，隔着玻璃，看见了那张87年前的试卷。那段工工整整的字迹，她已经在稿纸上抄过很多遍了，但站在玻璃柜前面再看，感觉不一样。

她看了很久。她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学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写在纸上的答案，是可以拿出去用的。是说一个人学了知识，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这个时代往前走一步。这个她想明白了。但真正让她心头一沉的，是后来她读到的一个细节。

叛徒告密的那天，敌人已经围上来了，乡亲们都催她赶紧走。她却让大家先撤，自己回头去安置受伤的战友，最后没能脱身。管张睿在资料上看到这段的时候，在那句话下面画了一道线，又在旁边打了三个问号。她不是不理解——她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她放下笔，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句：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她想了很久，没有答案。但她知道，14岁的叶邦瑾坐在教室里学习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学了。后来她真的去做了——她跟着民运队走村入户，教农 民识字，组织妇女纺纱，在敌人的封锁线之间用稻草垛传递情报，最后成了新华社的战地记者，在枪炮声里写新闻，一直写到了21岁。

她又读到，行刑前，敌人用布蒙她的头，她甩开了。读到这个动作的时候，管张睿没有划线，也没有打问号。她只是停了下来，很久没有说话。后来她在心里跟自己说了一句：“她不是不怕，她是怕了还往前走。就像甩开那块布一样，她到最后一刻都在做选择。这个我记住了。”她记住的不只是这个动作，而是这个动作背后的东西——一个人，在任何境地下，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她跟自己说：你14岁就知道要去哪里了。我17岁，还不知道。但没关系，你走完了你的路，我会找到我的。后来她跟同学聊天时说过一句话：“同样是青春，她以血肉守护家国，我们则以笔墨勤学奋进。奋斗的方式完全不同，但心里装着的东西是一样的。”

在她之前，这所学校已经把叶邦瑾的事迹编进校本课程三十多年了。每一届新生入学，都会统一组织来校史馆。她不是第一个站在玻璃前面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一届又一届学生来过，有人匆匆看了几眼就走了，有人停了下来。他们中有人每天走过邦瑾路，路两边的树一年比一年高，他们走着走着就毕业了，散到各地，进了各行各业——有人守在了实验室里，有人站上了讲台，有人回到了田埂上，有人走进了车间。他们可能说不清楚自己身上有什么，但有些东西一直在，从一届传给下一届。

离开校史馆的时候，她走过邦瑾路，树叶落了一地。她停下来，蹲下去捡了一片，夹进了笔记本里。后来那片叶子被她从笔记本里取出来，放进了笔袋里。一打开就能看到。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那张试卷还在玻璃柜里，87年了，纸是黄的，字没有褪。她的名字也还在。邦瑾路上的树已经亭亭如盖，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每年九月，都有一群穿新校服的人走进来，站在它面前，好奇地看着它。       

他们不知道三年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它知道——它看过太多人了。

看的人会走。它不走。它等着下一个停下来的人。

全媒体记者：杨丹 陆加灿

通讯员：卜冬旭 陆赛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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