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七十多岁了。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是我为了上他的战后日本史seminar给他写邮件，然而我后来看课程目录的时候发现他当学期的课程全都临时取消了，于是写了封邮件希望他一切都好。我没有假设他会回复，不过我马上得到了回信，他说他的妻子刚刚离世。我等到第一学期过了大半再给他写邮件约office hour，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身材高大，头发几乎全白，但精神显得很饱满，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的办公室挂着一些日本的图画，桌上摆着日本连锁餐馆门口会摆放的塑料食模。我在问他是否愿意做我的secondary advisor，于是我开始不定期和他在他office hour上见面。他有两个房子，一个在D校附近，一个在两小时车程外的波士顿近郊。最近他在D的房子在重装，于是他住在波士顿附近，每次开车到D检查房子、或者做体检的时候顺道见见学生们。和一般十五、三十分钟的office hour不同，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聊上一两个小时。虽然说是一两个小时，但可能聊学术的时候只在三十分钟左右，剩下的时候主要是聊彼此的经历、家人最近的消息、以及他家里装修的情况等等。我怀疑他的记忆可能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他经常把讲过的内容和我反复讲过。D校的冬天很冷，每天积着二十厘米的雪。他总是会打趣我套着一薄一厚两件羽绒服。他总是穿得薄很多。我说你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这有什么，在买D附近房子前我以前天天从波士顿开两小时车到D教课呢。他出生于战后日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如果说他今年七十三岁的话，大概是50年代初。他和妻子都是在位于神户的加拿大人学校长大的。他们是高中同学。导师说1960年日本世博会的时候，他作为中学生参与了学生列队。师母（如果可以斗胆这么称呼的话）是挪威人，高中的时候才转学到加拿大学校。导师说她是非常聪明的人，刚转学的时候英语也不是那么好，带着浓烈的挪威口音，但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她已经是valedictorian（毕业生代表）了。“像我就成绩一直很一般”，他说。“I was very lucky to be married to a clever woman.”之后他们到美国读本科，然后继续读博。大概在他们本科毕业的时候结了婚。他读的是历史，她读的是药学。他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两个东海岸学校做过历史教员。她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做药剂学的研究，研究的是抗癌症的药物研发。“我有一个姨也做同样领域的研究”，我说。“一个研究抗癌症药物的人，最后因为癌症离世了”，他说，那是一个骤然加重的癌症。“在我妻子离世之前，我们刚过了五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他说。我抬头看他的脸，才发现他眼眶满是泪水。他和我讲了许多家庭的故事。他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人都成了历史学家。大儿子现在在日本教书、女儿刚读完科技史的博士、还有一个小儿子是图形设计师。他和我讲他的大儿子是怎么一开始学习化学，在拿到phd offer进行决定的前一天决定自己还是想做一个历史学家，于是转行学起历史学的。他讲自己的小儿子一开始如何在经历了郁闷后进行了变性手术。“这就是我如何失去了一个女儿，获得了一个儿子”，他说。圣诞到元旦时的假期，他和自己的其他孩子的家庭一起飞到日本见了自己的大儿子。在邮件里，他发给我他和他孩子们在京都合影，以及孙子在神社摸菅原道真（学问之神）祝福的铜牛的照片。他和我聊了各种事情。尤其是第一学期他把课程取消了的时候。每次还会和我update他在D的房子装修的事情，封窗户、装暖气、装热水器、铺地毯等等等等，让我觉得好像我对他房子的了解比我自己公寓了解还多。我想，刚刚失去五十年的伴侣，应该会有许多想说的话吧。我想，他这些话，原来是不是准备给他已故的妻子讲的。我想，我能做的事只有倾听他吧。我不敢想的是，回到原本生活的一样的房子，看着里面只有他一个人，看着里面的装修逐渐变成新的模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有没有听过“野尻湖”？我回答说没有。可能它在传教士那边知道的人比较多吧。以前在日本的传教士买下一个湖度假，那个湖就是“野尻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形状像是一个屁股吧。他说。（实际原因好像是因为处于信浓县最北端，“尻”代表终点）所以，这个湖也被叫做“外人（gaijin）湖”。“我们以前经常在那里度假，虽然有十几年没去过了。”他说他的女儿从他的爷爷处买下了湖边的一个别墅。他预计把妻子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埋葬在野尻湖的湖畔，另一半埋葬在挪威。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一个人在安置自己和伴侣的丧失。在我毕业的暑假，他和孩子们飞去日本和挪威，安置了妻子的骨灰。他让我看到一个人在暮年时是如何面对和安置自己和伴侣的后事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他温柔伤感，也精神矍铄。他和我聊到他在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遗产，特别是如何处理日本遗产税的问题。我问他他的大儿子现在是永住者了吗？他说他应该生活了十年左右了。我说我想如果是永住者的话大概是不是要和日本人一样缴日本的遗产税了。有一次他说他在西雅图和小儿子汇合飞去日本，刚见面的时候就收到了小儿子设计师的工作被裁了的坏消息。现在的AI可能让工作也更难找了。“我想他现在暂时依靠父亲的怀抱了”他笑了笑说。我其实想对他个人来说这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情，感觉他很希望被孩子需要。在一个冬末春初的下午，我和wy到学校的中文之家参与了一个活动，是纪念去年离世的一位中国文学教授“白老师”。我的导师，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也在场，他把我介绍给了其他老师。在活动里，我们坐在中文之家的地板上，听沙发上的几个人回忆离世的老师。其中有几位是老师、同事，还有一位是住在附近的曾经的学生。她含着泪水回忆白老师怎么带着学生们创造了D校最早的中国访问学习，在教育中如何给她和学生日常的关怀和鼓励。听完后，我找到那位学生，和她说她的回忆太生动了，像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白老师，但她和其他人的描述就好像白老师就在我的眼前。我之前刷抖音刷到过某个电影片段（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了），虽然我知道这个片段讲的是职业发展中的母职预设和性别不平等，所以断章取义挪用到这里不太合适。电影片段是一位知名记者和她的女儿在家中的对话。女儿指责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母亲大概说的（如果我记错了我道歉）是，听着，我拿到了两次普利策奖，在我死亡的时候，给我写悼词的人会有很多人，而你只是里面的一句话。这个情节震撼了我。我曾经和S.聊过一个话题，即一个学者（可能也包括记者、作者等吧）图的是什么，ta们的伴侣图的又是什么。S.说，可能是名誉和社会地位吧，比如自己的伴侣是学者的话。我觉得她说说的有些道理，但我又在想“我的伴侣是学者”是多么虚无缥缈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写作书籍（特别对以专著为主的人文学科的话），是希望自己的一部分以知识的形式流传下去，那么其中伴侣（尤其是非学者伴侣）的位置又是什么呢？我一直有个爱好是读别人专著和毕业论文的dedication和acknowledgements，我以前觉得那很浪漫。但我也会想，这对那个致谢里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我有没有和导师说过呢？我想他应该写一个回忆录，记录下他从传教士孩子开始的经历。但我也想，他的故事里最闪光的不是那传奇的战后日本历史见证者一样的生活，而是他讲述他面对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方式。他是很好的老师。新闻说他是D校最受欢迎的十位老师之一。一位昔日的毕业生还为学校捐赠了一笔以他的名字冠名的endowment。我也真真觉得他是一个loving teacher。但我想他给我留下的最深最深的印象还是他是a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可能几十年后，他的书还偶有人读起。但他的这些故事就只会在听过他故事的人的脑中。我想一个人做学术可能有很多目的——工作、自恋、名誉、权力、金钱（虽然可能性不大，尤其对人文学科）、为人所铭记。或许几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as a scholar。虽然他没有这么说过，但我一直觉得，他比起一个scholar，更希望被铭记为一个teacher。比起一个teacher，更希望被铭记为a loving husband and father。一个恐怖的想法。我有的时候会隐隐想，如果哪年他离世了，我是否能有机会参与他的纪念会，就像白老师一样，那里又会有多少人聚起来，分享彼此的记忆。然后又觉得恐惧。如果我在那时、或者其他的机会遇到了他的孩子们，我要以什么姿态面对他们。他们会不会知道眼前这个陌生的学生，已经从他们父亲嘴里听过太多他们的故事。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