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评丨“83页PDF”导师被处分后,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四川大学研究生用83页PDF举报导师王某某一事，等来了结果。

2月14日，四川大学官方微博账号发布通报：经调查，发现王竹卿存在伪造、篡改实验研究数据，违规重复发表，不当署名的科研失信行为。反映的28篇论文中，6篇论文存在问题。此外，在王竹卿发表的其它未被反映的论文中，还发现1篇论文存在图片重复发表问题，1篇论文存在不当署名问题。王竹卿同时存在未履行相关学术会议的服务采购手续，会议结余经费未交回学校；违规套取科研经费1万元；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沟通方式失当，与部分学生矛盾突出等问题。

客观而言，这份通报至少做对了两件事：一是“快”。从1月中旬学生联名举报，到2月7日舆情发酵后学校发布情况通报，再到2月14日给出调查结果，节奏清晰，不算拖。二是“细”。不仅核查了被反映的论文，还对未被反映的论文做了延伸核查，说明校方并非只想把热度压下去，而是试图把问题查实、把性质定准。但也正因为“快”和“细”摆在这里，需要追问是：为什么类似事件仍在不断出现？为什么一份处分出来，公众会觉得解气，却很难觉得安心？说到底，处分固然必要，却未必足以形成威慑，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件。

近年来，网络举报导师的行为时有报道。校内维权渠道一旦不够有力、不够高效、不够透明，网络曝光似乎就成了最后选择。

而纵观此类事件，至少有三点共性值得严肃对待。第一，举报内容高度相似，说明问题并非偶发的个别人失德。第二，处分往往就意味着事件收尾，后续监管与补救措施却难以跟上。第三，靠舆情才能快办的情况仍在，这会不断消耗高校的公信力。

毫不掩饰地说，导师被举报是教育的悲哀。这种悲哀不只在于有人犯错，更在于错误发生时，正常渠道不足以让问题被及时看见、被体面解决。此次事件中，据学生反映，接到举报后校方一直积极回应，但被举报者却始终消极应对。这大概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王某某故意为之，二是王某某从内心就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

这两个原因对应的是现实里两种常见的权力姿态。第一种姿态，是明知不对但硬撑。这类人往往不急着解释、不急着沟通，甚至用拖延来赌对方先溃败。或许在他们看来，只要拖住，事情可能就过去了。第二种姿态更危险，是被举报者真的认为自己没错。这类人不是装糊涂，而是把越界当成“规矩”，把欺辱当成“培养”，把挪用资源当成“运作”。在这种心态下，沟通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需要被说服。微观层面看，这是利用权力满足利益需求，甚至享受权力快感；宏观层面看，这就是败给了人性的弱点，把手里那点权力当成了自己的价值证明，最后成为权力的奴隶。人一旦被这种幻觉绑住，把学生当工具，把规则当摆设，把批评当冒犯的认知就会养成、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与老师的权力往往不对等，但现实中有没有监督制度真正解决不对等呢？我们当然可以强调师德、强调自律，但如果一个系统长期把太多权力的开关交给作为导师的单一主体，同时又缺少外部可用的申诉、复核与留痕机制，那么它最终检验的不是道德，而是人性。可人性往往经不起长期考验。

正因为如此，想要避免此类事件反复上演，就不能让处分成为事件的句号。处分只能回答这次谁错了，但制度要回答下次怎么不再错。改变这一现状并不容易，但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努力：

其一，关键事别让一个人说了算。署名、数据、经费、毕业这些节点，学院要能复核、能留痕、能追责，别让一句话定生死。其二，把投诉流程做实、做透明。谁受理、多久答复、怎么保护学生、怎么反馈进度，都要写清楚、行得通，不然大家就只会觉得“上网最快”。其三，处理别止步于处分，要有善后。论文怎么撤改、经费怎么追、学生怎么补救，要给出明确方案，别把结案当结局。

说到底，导师被举报不是教育的偶发事故，而是制度失灵后的必然结果。高校教师权力高度集中而监督缺位，流程模糊而责任松散，在这样的结构里，问题迟早会发生，不过是时间早晚。“83页PDF”只是制度缺口被具体化的一种形式，真正该追问的，不是某一个导师为什么越界，而是为什么越界可以持续、可以被默认、可以被容忍。

究其实，只要关键权力仍握在导师个人手中而缺乏刚性约束，只要学生维权仍要借助舆论生效，处分就只能处理结果，而无法改变成因。今天处理一个人，明天仍可能出现下一个。总言之，教育的悲哀，不在于有人犯错，而在于错误反复发生，却始终被当作个案处理。如果制度不改，这个句号永远画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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