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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网站或软件登录注册界面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时,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属非自愿同意(20220801)
1、最高法：对于缺少客观证据，综合全案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20170911）
2、最高法：申请执行人以出资不实为由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对驳回申请裁定不服，应以执行异议之诉救济（20231229）
3、最高法：申请执行人撤销申请而终结执行后，再申请执行，应在二年执行时效内提出，时效因申请执行而中断的，重新计算（20250124）
4、最高法：鉴定费不属于诉讼费范围，不适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且鉴定费负担问题不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2021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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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在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提供网络服务所必需的情况下，网站或者软件登录注册界面收集该信息时，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的，属于用户非自愿同意提供个人信息（20220801）
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年8月1日（2021）京0491民初5094号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民事判决书整理，案例来源于人民法院案例库。
入库编号：2025-18-2-008-001
一裁判要点
1.判断处理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可以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的规定，并考量合同的类型、内容等作出认定。如果不处理有关信息将使合同约定的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属于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反之则不予认定。
2.在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提供网络服务所必需的情况下，网站或者软件登录注册界面收集该信息时，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的，属于用户非自愿同意提供个人信息；用户主张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二律师提示丨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 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个人信息：
（一）取得个人的同意；
（二）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四）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五）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
（六）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但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不需取得个人同意。
第十四条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第十六条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三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运营某英语学习网站及两款APP。
2021年1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未征得罗某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线下合作体验店收集罗某两个手机号码，为罗某创建案涉某英语学习网站的账号密码，并向罗某手机发送多条相关信息。
2021年1月20日，为了解账号情况，罗某在案涉某英语网站和案涉APP账号登录页面输入手机号、密码并点击登录，即出现若干问答界面，要求用户填写“职业”、“学习目的”、“学龄阶段”、“英语水平”等内容，不填写相关信息则无法继续登录过程。填写完成后，还需填写个人基本信息界面，输入中英文名等必填内容才能完成注册。上述过程中并无“跳过”、“拒绝”等选项，亦无授权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提示。
罗某以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案涉网站和APP未告知个人信息收集政策，强制收集罗某手机号、用户画像等信息，并超范围使用，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同时，案涉网站未经允许向其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扰其私人生活安宁，侵害其隐私权。为知晓某科技公司处理个人信息情况，以确定删除范围，罗某向某科技公司提出了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请求，某科技公司依罗某请求提供相关资料，但罗某认为某科技公司提供的系统截图不够及时、不够清晰。据此，请求法院判令某科技公司向其提供清晰的个人信息副本、停止侵权、删除个人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人民币2900元。
某科技公司辩称：案涉个人信息为其合作的线下体验店所收集，其并无违法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侵害罗某生活安宁的主观故意。其经营的案涉网站和APP提供的服务，需要根据不同用户需求，为用户推荐合适内容，即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是其网站和APP的基本功能服务，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用于自动化决策是提供服务所必需，故不需要取得用户个人同意。而且，罗某主动填写信息，实际系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同意某科技公司的收集行为。因此，某科技公司收集罗某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四裁判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2年8月1日作出（2021）京0491民初5094号民事判决，判令某科技公司向罗某提供清晰的个人信息副本，停止关于罗某名下两部手机号码及其用户画像信息、账号密码信息、订单信息等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和删除相关个人信息，以书面形式向罗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律师费、取证费合计人民币2900元。宣判后，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京04民终49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科技公司以自动化决策推送信息为由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是否属于应当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规则，同时也规定了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鉴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本案审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公布施行，且某科技公司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抗辩，故本案审理中参照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精神。具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将“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规定为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对于“合同所必需”的认定，可以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的规定，并考量合同的类型、内容等作出认定：如果信息处理的缺位将使合同约定的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反之则不予认定。
其一，从相关行业规范来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国信办秘字〔2021〕14号）明确规定，学习教育类APP基本功能服务为“在线辅导、网络课堂等”，必要个人信息为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以此为参考，案涉APP作为学习教育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并不包括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由此，某科技公司以其业务模式系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为由，主张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是其提供服务的基础，没有依据。换言之，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案涉APP提供服务的必要个人信息。
其二，从产品功能设置来看，“履行合同所必需”应限定在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自主增加的附加功能服务。若收集的个人信息与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有直接关联，缺乏有关个人信息将导致服务功能无法实现，才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需”。本案中，案涉APP基本功能服务为提供在线课程视频流和相关图文、视频等信息，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其基本功能服务所必需，亦无证据表明罗某曾自主选择使用附加功能服务，故某科技公司以其实现自动化决策功能服务为由径直收集用户画像信息行为的依据不足，不构成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即可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定情形，即某科技公司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应当取得罗某同意。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案涉软件在用户首次登录界面要求用户提交职业类型、学龄阶段、英语水平等用户画像相关信息时，未提供“跳过”或者“拒绝”等选项，也未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替代性登录方式，使得用户提交相关信息成为登录的唯一途径。此种产品设计将导致不同意收集相关信息的用户，出于使用软件的目的，不得不勾选“同意”提供相关信息，否则只能放弃对案涉软件的使用。此种情形下“同意”提供个人信息，实际是在用户非自愿的情况下作出，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的规定，不产生取得个人同意的效力。
综上，某科技公司在不具有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事由情况下，未经同意收集罗某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侵害罗某个人信息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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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卫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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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卫祥，男，中共党员，工学、法学学士，高级律师，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大连仲裁委员会（大连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共瓦房店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大连市湖南商会法律顾问。2017年3月至2020年3月担任大连市司法局法律顾问；2017年7月至2022年7月被辽宁省司法厅选任为省级人民监督员；2019年8月被入选大连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名单；2021年担任大连银行法律顾问，并入选大连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智库专家”。2020年被辽宁省律师协会评定为2018—2019年度“辽宁省优秀律师”，被大连市律师协会评定为2019年度“优秀律师”。
2001年从事法律工作，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及4年工程建设现场管理经验，先后担任恒大集团大连公司、辽宁公司监察室主任。专注重大、疑难案件和司法鉴定，坚持“没有问题不解决”的信念，执业以来，代理过建设工程造价鉴定、工程质量鉴定、刑事伤情鉴定、毒品鉴定、枪弹鉴定、医疗损害鉴定、机动车交通事故鉴定、亲子鉴定、环境损害鉴定等各类司法鉴定和疑难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并成功代理过多起通过司法鉴定确定无罪的刑事、司法鉴定行政确认等案件，在司法鉴定专业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实践。
刘文健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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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健，男，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副主任，金融商事部主任，曾担任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法律顾问。从事十余年房地产开发管理、报建工作，具有房建及金融相关的法律实务经验，擅长金融商事、不良资产处置、企业破产及改制、房地产开发等相关法律事务。代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法人进行相关的诉讼和非诉业务处理；曾参与大连理工大学所属校办企业改制、大化集团等九家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重整及债权受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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