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北京,不是华盛顿——伊朗冲突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
今天带来一篇很有启发的文章，原作者是Even A. Feigenbaum，现职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副主席，此前曾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这篇文章是他在3月2日发表在卡内基基金会网站，正值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这一轮冲突爆发后。他结合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两个地缘冲突案例强调，将中国的政策理解为建立在带有义务含义的联盟体系之上，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误读。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进入正文之前，我再多啰嗦几句讲讲为什么选择编译推送这篇文章。
自上周末海湾地区冲突再度爆发后，周围有好多朋友都十分关心局势进展，也经常分享各种自媒体文章。其中有一类耳熟能详的，誓要在开战之初就要分出个胜负输赢。当然，标题基本上都是美国输了。这其实与今天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案例很相似，美国人也经常分析我们的外交动作，也时常会得出中国输了的结论。所以，Even A. Feigenbaum的这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美国与中国不同。对于这种不同，我们都很清楚，可以从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样角度去解读。而在承认这种不同的前提下，他的建议是美国决策者不能按照自己的行事方式和逻辑简单粗暴地套用到中国身上。在我看来，反之亦然。
昨日一位朋友分享的一个视频提到某华裔教授判断美国必败，貌似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火了（多补充一句，还有一位华裔教授一个视频在X上传播，他暗示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设施是“阿喀琉斯之踵”，不少阿拉伯人痛骂这属于战争罪）。我于是问了一个问题，胜或败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参与过政策的制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我们国内，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在制定过程中对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分别列出高、中、低案。那么，美国这一战的目标高案是什么、中案和低案又是什么？我们可能都答不出，视频里的那位教授相比也答不出。在我们不是当事者、不了解特朗普政府真实目标的情况下，何必非要做出一个胜败输赢的判断呢？当个看看热闹的外行，多好。
进入2026年后，美国先是单方面出手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Nicolas Maduro）从加拉加斯拘押到美国国内，近期又与以色列协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战略界不少人士对于北京方面始终没有出手相助这两个所谓“战略伙伴”感到意外。前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正在被证明是其威*权盟友一个软弱无力的朋友。”
然而，北京这种若即若离的姿态，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简而言之，避免对任何一个国家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并不是中国的软弱，而是其战略设计使然。
显而易见，无论是哈梅内伊领导下的伊朗政权或马杜罗领导下的委内瑞拉政权，本就不该指望中国会在其需要“出手相救”的情况下提供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支持。因为这种期待本身就说明他们并不懂中国，而是惯性般地、过于简单地把美国外交政策镜像投射到中国身上——用美国战略家的思维，去想象如果他们是中国决策者会怎么做。
不仅仅是哈梅内伊和马杜罗，有太多西方国家的战略人士也同样预设中国会像美国那样行事。正因如此，当中国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做时，他们便将其解读为战略失败，并据此认为中国已被迫退缩，却从没有想过这或许正是北京方面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
诚然，中国在其对外交往中的的确确吸收了一些美国式的架构元素，包括完善制裁工具以及搭建某些类型的安全伙伴关系等。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处理涉及自身安全利益的事务时会打算完完全全地“照搬美国模式”。当一众分析人士把伊朗或委内瑞拉称为中国的“盟友”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盟友”这个词本身就承担了过多含义——中国与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之间的关系与华盛顿设计的联盟体系截然不同，前者并不包含任何默认的义务或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
确切地说，委内瑞拉和伊朗从来都不是中国意义上的“盟友”，更不是美国那种内含安全义务的盟友。中国在某些地区确实拥有安全利益，也在着力提升自身在这些地区的存在感，但即便如此，北京方面的重点关切也依然更多其内部的安全与稳定之上，而不是在自身核心利益为零的情况下，为他国提供对外安全防御的承诺。
我们当然可以列举某一笔军售、某一项安全合作或某种政治影响力主张来提出质疑。但真正熟悉中国国情和体制的人十分清楚，北京方面从未打算像华盛顿对待东京那样去对待德黑兰，更遑论加拉加斯了。
不管是哈梅内伊抑或是马杜罗，“出手相救”并非中国核心目标所必需的手段。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聚焦于东亚而非其他遥远地区，因此始终将重心高度聚焦于这些第一层级的安全优先事项，包括为应对东亚近海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强化自身军力建设，减少自身在周边地缘环境中承受外部压力的薄弱点。（编者注：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强调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时，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石油等大宗商品，其地区政策从中东到拉丁美洲都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国家。现如今再度陷入纷飞战火的中东正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体现：中国既与伊朗保持建设性关系，也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甚至土耳其发展合作，并曾在一段时期内与以色列保持紧密互动。纵观涉身中东的域外大国，除印度以外，很少有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做到这一点。而在拉丁美洲，中国的筹码也从未只押在委内瑞拉这一个国家的身上。因此，用美国式的“联盟—义务”框架来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根本性的误判。
该如何描述北京方面的这种特殊姿态呢？相较于地缘政治的角度，倒不如用市场的角度来描述和理解似乎更为妥帖：中国是在通过扩大伙伴数量和合作领域来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
2025年7月发表于《华尔街日报》（WSJ）的一篇报道中，有评论人士称，中国在全球的行为“只有放在其与美国竞争的位置上才能理解”。这又是一种误判。诚然，中美双方有时都带有某种战略自恋，将彼此竞争置于各自的优先位置。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
第一，并不是中国在世界上的所有行动都围绕着对美斗争而展开。
第二，即便那些确实与对美斗争相关的举措，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被卷入其他地区的安全冲突、出手拯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或为第三国提供防御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它的合作伙伴提供的是硬件（hardware）、经济生命线（lifelines）和外交支持（diplomatic support），其与美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核心路径，历来是侧重于经济、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等方面，而不是争抢着建立需要其承担内含极高成本义务的安全联盟。
即便把视角拨回到中国周边，这一点同样成立。以缅甸为例，北京方面此前多年与当地军政府和昂山素季等各方均保持着密切接触，其介入方式更接近一种“普遍式接触”，而非带有义务约束的站队行为。考虑到边境因素，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自然远高于伊朗或委内瑞拉。
由此可见，简单地假设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会镜像般模仿美国、反制美国，是一种根本性的概念错误。这从来不是北京方面的打法——无论是在委内瑞拉、伊朗，还是下一个进入全球聚光灯的国家。
当北京不按华盛顿的规则出牌时，对此的解读也不应轻率地定性为“软弱”或“失败”，因为将美国的逻辑强加于中国战略之上，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