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 | 文档:观察私人与公共世界联结的入口

原文 ：《文档：观察私人与公共世界联结的入口》

作者 |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    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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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鉴于社会秩序的发展脉络难以捕捉，我们常是透过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来将之具象化、经验化。不过，当代私人与公共生活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促使知识界不断考虑既有理论视野的解释力与局限，重思现代人的境遇问题。在此背景下，围绕公共性的讨论也从原本占据社会舆论中心的大众媒介，转向日常生活的各类媒介形式。文档可谓其中一个代表性类型。从办公室打印机到街边文印店，从纸质复印本到手机里的PDF阅读器，文档以各种形态渗透在生活事务中，构成理解现代公共生活与社会组织形态的窗口。

文档可以视作一种纪实媒介。美国学者丽莎·吉特尔曼将之视为“规制与监管领域”的常见道具。根据她的追溯，文档的兴起是19世纪以来科学管理革命的产物。由于现代社会结构变得异常复杂，公共行政部门分工不断细化，各类企业与机构快速发展，组织及其制度运作有赖于调用丰富的个人信息档案才能得以完成。文档生产于是成为构筑庞大信息治理系统的重要环节。譬如，人们在市政大厅填写的资料申请表，在出入境时出示的护照，这些都是典型的文档类型。它们记载着个人信息，构成公共服务体系得以运转的决策证据。

尽管经典文化研究中的纪实问题多聚焦文本符号与文化的表现形式，文档纪实背后指向的却是一种另类的核心特征：防伪。这里的防伪指的是一种在形式上的正式感，它不由个体创作者赋予，而与社会治理及其技术系统息息相关。通常来说，文档作为一种媒介类型之所以成立，取决于物质形式和实践场景，而非书写内容。早期文档印刷的发展源于印刷术与纸张赋予的内在可靠性。这意味着不同读者在手持纸张时，面对的都是相同的一页。与新闻报章等主流出版品不同的是，鉴于文档印刷总是牵涉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机构或者公共政治文化，其防伪特征背后标记的是印刷技术或者说使用印刷技术的主体所具有的权威色彩。抑或说，文档是社会权力的产物，文档只有在行政系统同意赋予它的形式的基础上才得以成立。我们可以想见，一个自由作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风格来打印小说初稿，出版商之间签订的合同却有其固定规范。包括合同、票券、报表等在内的文档印刷揭示了对媒介形式上的要求。这种专业性与文档背后附着的公共性相辅相成。

仅有纪实属性并不足以构成文档，文档及其公共性问题还牵涉复制技术与复制带来的社会效应。复制将纪实内容凝聚为可供审视的公共文本，使得文档进入大众流通领域。譬如，尼科尔·格雷通过考察社会运动中的公开演讲，指出留声机和逐字报告的出现改变了口头演讲的即兴感。演讲不再是在广场上临时发生的“事件”，对演讲内容的记录生成人人可以回溯的档案，在更大范围内变得可见。媒介复制技术将声音留存、转译并实现大规模再生产，提供了演讲活动另一种流传的文档版本，并将社会运动进一步历史化。

复制技术发展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复制过程中，作者意志逐渐让位，创作权力被削弱，文档实践被填充在特定模板当中。很大程度上，文档使用者的身份更多侧重的是“用户”而非“作者”或“读者”。文档在形式上压缩了主观阅读和写作的余地。印刷史上预印空白表格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典型案例。人们只能使用表格，而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写它。吉特尔曼如此评价，尽管表格内部的划线空白部分看起来提供了创作空间，但个人只能按照文档语言提示建立的期望来提供信息。表格被大量复制与应用，用以采集信息，赋予现代机构数据决策、管理个体的能力。空白表格成为了一种组织控制技术。

文档复制方式的演进带来文书工作的蓬勃增长，也提供了市民生活新的技术实践。1970年代激光打印机的面世，让印刷复制得以大规模社会普及。彼时，人们开始制作属于自己的文档，书记员和打字员这一职业遭遇巨大冲击。每个人都正在成为自己的秘书，个体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有趣的是，人们对文书工作的抗议恰恰又是借助复制技术本身来完成的。阿兰·邓蒂斯和卡尔·潘戈特在《努力工作吧，你将会得到奖励：文书帝国的都市民俗学》一书中，描绘了上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对日益强盛的文书工作文化的焦虑。在当时民众绘制的一幅漫画里，画中主人公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手边是无穷无尽的卷纸，配文写道：“你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除非纸张用完。”办公室职员们使用施乐打印机，将类似的讽刺漫画与格言批量复印，张贴在各自格子间。这些图像很快流行于全美各个企业，作为微妙的集体反抗，呈现市民社会的一种独特防御机制。

数字时代，文档形态日益视觉化、数据化、平台化。无纸化办公趋势改变了工作惯例，也将文档与日常劳动之间的关系重置。一方面，纸张与印刷作为一套社会技术系统，其残余经验持续影响着数字空间的文档设计。例如，PDF界面就被认为是沿袭文档印刷形式的典型代表。它模拟纸张的物理形态，保留了固定的页面边界与版式布局，屏幕上的PDF仿佛一张可供翻阅的纸页、一份等待打印的校样，也因其不易编辑的特征，被广泛应用于行政体系，用以呼应对确定性与可追责性的需求。另一方面，文档复制也与屏幕、图像、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结合，推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数字档案化。

文档生产与使用方式的变化衍生新的公共实践。尽管人们看起来在不断远离纸张、文件柜，由于移动智能设备带来的永恒联结状态，现代人与文档的亲近程度反而更高了。以在线协作文档为例，其开放编辑与实时同步的技术特性，推动更有效地响应信息传播需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分散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个体围绕同一份文档分享信息、核查事实、标注进度。文档由此转化为临时的公共基础设施，将原子化的个体纳入协作单位，通过纪实与复制建立社会集体行动的网络节点。

永久在线的文档形态也引发诸多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讨论。如今，人们手头的许多任务都依赖手机与应用程序来完成，数字文档已经在日常生活建立了其固定存在。在地铁车厢、会议室、学校课堂，人们可以身处单一空间同时处理来自其他空间的事务，借助无处不在的数字文档，对时间与空间进行精细化管理。这强化了一种空间对另一种空间的占有。数字工具的平台化让大型互联网公司逐渐在文档经济中站稳脚跟，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事务中来。

人工智能技术对文档生产与管理的介入，为探讨社会技术系统的文化公共性打开了更多空间。鉴于用户在云端的所有痕迹都被档案化，文档从定着的界面中被提炼出来，成为训练下一代算法的语料。智能技术强化了既有的文牍惯性，自动生成的周报、智能填充的表格、一键产出的汇报材料，加速文档的制作与流通。在某种意义上，数字化生产复制技术在组织中的嵌入，推动了去中心化、商业化、算法驱动的新型档案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生活世界中稍纵即逝的“真实”，透过各类纪实工作而被留存、归档，进而成为人们理解与把握现代世界的凭借物。文档纪实与复制实践所呈现的是日常生活世界难以化约的复杂性。人们周而复始地建立着秩序，却又不断抵御着秩序本身。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文书工作既成为劳动场所的抵制对象，又无可厚非地构建了社会运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文档为代表的媒介文化提供了观察私人与公共世界联结的入口。透过文档的编码方式、流通路径与调用逻辑，我们得以探察社会制度的规制、抵抗与协作行为如何以极为微妙的方式展开，又如何在生活世界的褶皱中彼此交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