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译文】后社会主义中国动画、漫画、游戏与小说的诗意产消:以流行视频分享社交媒体Bilibili作为异托邦的案例

后社会主义中国动画、漫画、游戏与小说的诗意产消：以流行视频分享社交媒体Bilibili作为异托邦的案例

（“Poetic prosumption of animation, comic, game and novel in a post-socialist China: A case of a popular video-sharing social media Bilibili as heterotopia”）

陈振（Zhen Troy Chen） 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中国文化研究｜【译文】盲盒背后的奥秘：泡泡玛特（Pop Mart）的无故事收藏品如何在数字时代培养粉丝文化和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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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Bilibili（B站）——一个以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和小说（novel）（即ACGN）为核心的流行中国视频分享社交媒体（video-sharing social media）——为案例，考察了主要属于Z世代（Generation Z）的中国城市青年的跨国产消（transnational prosumption）实践。我与ACGN粉丝进行了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和深度访谈，调查了他们如何通过各种战术性产消（tactical prosumption）实践在Bilibili上构建异托邦（heterotopia）。本文表明，年轻的ACGN粉丝在异托邦这个他者空间（a place of otherness）中，以一种战术性和诗意（poetic）的方式进行产消、社交和自我表达。他们采用了各种战术（tactics）来挑战和反抗控制、社会规范（social norms）以及消费主义（consumerism）。文章首先批判性地探讨了东浩纪（Azuma）对ACGN粉丝文化持悲观态度的“数据库动物”（database animals）概念，随后我提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明显存在一个被忽视但却细致入微的诗意且战术性的产消过程。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些发现将对关注中国当代研究，特别是动画产业、粉丝文化（fandom）、消费和社交媒体的学者有所帮助。

关键词： 产消（Prosumption），异托邦（heterotopia），御宅族（Otaku），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动画、漫画、游戏与小说（ACGN），战术（tactics），策略（strategy），Bilibili，中国，消费主义（consumerism），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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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中国通过社交媒体中介的丰富的本土和跨国文本、表达与实践中，二维世界（2-D world，即二次元[erciyuan]，与我们居住的三维世界相对，是一个虚拟的虚构空间）的产消现象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场域。二次元世界是一个围绕动画、漫画、游戏和小说（ACGN）培育的生态系统（ecosystem），在中国已经吸引了超过2亿消费者，2016年创造了2500亿元人民币的产值（Wang，2016）。中国城市青年在Bilibili——中国ACGN标志性的视频分享社交媒体——上参与观看、阅读、策展、游玩、讨论和共同制作（co-producing）最初源自日本、现已全球在地化（glocal）的文化产品，培育出一种复杂而动态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虽然一些学者赞扬粉丝参与实践的积极面（Jenkins，2006），但另一些学者则批评社交媒体时代对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的剥削或“交际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Dean，2010）。本文旨在从一个独特且不断演变的文化环境的有利视角，评估社交媒体在当代中国的作用。文章旨在通过考察中国城市青年在Bilibili这一战略性构建的虚拟空间中的战术性产消实践，提供对中国动画产业的洞察。Bilibili的开发者和所有者基于历史、制度、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和技术，利用空间的力量来促进消费以获取经济利益。他们战略性地构建并共同塑造了一个替代性的符号空间（alternative symbolic space），操纵消费者的行为，并剥削参与者的情感、联想情绪（associative moods）和性情。然而，我认为这些策略（strategies）无法强加给消费者，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自己转变为战术性产消者（tactical prosumers）。他们运用各种战术来抵抗这种控制、操纵和剥削，使Bilibili成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86）所定义的异托邦（heterotopia），即一个他者空间。

然而，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和学术界所忽视。例如，关于御宅族（Otaku，极客）的传统粉丝研究将ACGN粉丝视为“数据库动物”（Azuma，2009）。尽管中国动画产业正获得政策支持并在经济上变得重要，但对中国动画产业中出现的同等现象的研究却很匮乏。中国现在拥有5.13亿在线视频用户（CNNIC，2016），不同平台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Hu，2014）。从2009年起，一些带有弹幕（danmaku，字面意思是子弹幕布/屏幕，一种“子弹聊天”功能，评论会轰炸屏幕，见图1）的动画视频分享网站模仿日本同类网站获得了人气。Bilibili脱颖而出，并在撰写本文时成为纳斯达克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动画流媒体社交媒体。

尽管中国动画产业的生产与消费正获得学术界的关注（见Liu et al.，2016；MacDonald，2016），但很少有研究关注用户的中介化社交（mediated sociality）和生活体验。本文旨在通过提供关于中国青年如何在社交媒体上以创造性方式消费和分享ACGN内容的更细致入微的最新研究，来弥合这一研究空白。

本文的分析由几个部分组成。在对中国ACGN消费激增的文献综述之后，通过定性方法（即在线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收集了实证数据。首先，我简要考察了宏观文化背景，说明了ACGN社交媒体上的文化适应、参与过程和网络形成。我认为，正在发生从现实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reality）到虚拟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virtuality）的转变。其次，我在中间层面将ACGN社交媒体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我认为，Bilibili作为一个空间，本身成为了一种商品，用于有形的人工制品（artefacts）和无形商品的流通，从而实现利润。第三，我描述了Bilibili掩盖其声称要建立的乌托邦式“分享”平台理想的策略。通过参与商业活动和广告投放（它曾向用户承诺不这样做），它妥协了这一理想。一个时间与空间（虚拟）生态系统的建构为其商业、社会和政治参与带来了机遇和约束。最后，在微观层面上，我将Bilibili视为异托邦，让主体在这里运用各种战术和反策略（counter-strategies）来挑战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价值、权威控制和审查制度，以及霸权性的异性恋（hegemonic heterosexuality）。

方法

本研究在2016至2017年间运用民族志方法和对注册Bilibili用户的深度访谈。此外，还分析了弹幕评论和在线讨论等有价值的信息。在访谈方面，为了方便接触，我从大学的动画社团开始，因为参与者非常匹配，他们都是年轻的城市动画粉丝。我通过滚雪球抽样（snowballing）招募了20名信息提供者，性别平衡，年龄在19至24岁之间。深度访谈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进行。此外，我展示了访谈中的重要陈述，以阐述相关的主题。使用的名字都是虚构的，以保持信息提供者的匿名性。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福柯式的异托邦视角，认为年轻的ACGN粉丝通过社交媒体构建了他们自己的异托邦。我还结合了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关于“日常生活诗学”（poetics of everyday life）的论述，来考察产消者在参与式文化中运用的详细战术。这一原创性的综合作为一个总体框架来指导我的分析。然而，我将首先结合中国语境，对东浩纪（Azuma，2009）对日本御宅族“数据库动物”的批评进行相关的批判性探讨。

商品化：从现实到虚拟与社交

随着1978年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开放改革，消费主义扎根并繁荣起来。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相一致，中国采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在经历激进的私有化过程的同时，保留了各种所有制模式（如国有和私有）。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2001年加入WTO）在不同层面上与世界接轨。作为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早在2013年就成为第二大在线零售市场（MGI，2013）。如前所述，在线ACGN消费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休姆（Hulme，2014：xxiv）的观点，中国政府发起过各种“强有力”的运动以鼓励消费，实现“小康”（xiaokang，适度繁荣）社会并刺激国内经济。这是中国成为消费社会（民族国家所渴望的一种组织模式）的重要一步。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国中产阶级通过消费商品和文化产品所表现出的消费者行为与身份认同（见最近的一本编著，Hulme，2014）。

评论家和记者同样批评在中国“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Xu，2007）。不断上升的消费主义占据了物理场所（购物中心）、在线零售空间（电子商务），现在又占据了在线社交空间（社交媒体）。无形的知识、欲望、情感（affections）和情绪的商品化构成了关于Bilibili的这一特定案例研究的基础。与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性学术研究一致，东浩纪（Azuma）2001年出版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是较早处理ACGN消费的著作之一。在他2016年访问中国后，他的批评在媒体和ACGN粉丝中被广泛讨论，这与中国ACGN产业空前繁荣和日益收紧的媒体监管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呼应（Wu，2016）。

东浩纪动物化的日本中的御宅族文化

对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和腐败的物质主义的批评并不新鲜（例如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关于御宅族（动画极客）文化的这类批评，最著名的来自两股思潮：马克思主义（Marxist）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以及弗洛伊德（Freudian）和/或拉康（Lacanian）视角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Yiu and Chan，2013）。借鉴科耶夫（Kojève）和黑格尔（Hegel），东浩纪（Azuma，2009）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后现代的条件下，“人们开始使用文化产品来立即满足需求，而不再寻找或渴望深刻的潜在意义”，从而导致了对他人欲望的渴望的减弱（p. xvi），这种追求数据库化（databasification）的强迫症使人类动物化（以御宅族为极端）。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日本，像意识形态（ideology）这样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失去了吸引力，被小叙事所取代，并最终被鲍德里亚（Baudrillardian）式的拟像（simulacra）形式的数据库或架构所取代（见Baudrillard，1994）。东浩纪（Azuma，2009）将这种基于算法的数据库称为“宏大非叙事”（grand non-narrative）。在这样的条件下，原创性不再重要。通过生产和消费由萌元素（moe-elements[moe yosō]，角色特征）构成的拟像，人们无法区分原作与复制品。因此，只要有萌元素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满足感，叙事和演技就不再重要。这在ACGN中尤为明显，因为它依赖于“面无表情”（poker-faced）的化身（avatars）而非真人。公平地说，东浩纪并不打算通过精神分析将御宅族病理化（pathologise）。然而，中国媒体的解读扭曲了东浩纪的著作，将其视为对沉迷性ACGN消费的批评，这是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认为中国青年可能会变成被动物化且幼稚化的一代（Gao，2017）。

参与式文化中中国ACGN粉丝的产消

ACGN粉丝的定义很宽泛，因此不是铁板一块。本文的重点集中在Bilibili的注册用户上，他们主要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消费ACGN。与御宅族（极客）是谁相比，我更感兴趣的是ACGN粉丝在参与式文化中能在Bilibili上做什么。ACGN的消费者/产消者首先是粉丝，而只有一些是御宅族（极客）。根据德·塞托的日常生活诗学，定义日常生活关系术语的是基于情境的实践和关系，而不是反过来（Highmore，2002）。虽然我倾向于同意东浩纪对消费社会更具形而上学的批评，但我认为用户的对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agency）不应被忽视，这构成了对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说，不应将粉丝文化仅仅概念化为两极分化的极端：要么满足动物化（生殖器）需求，要么渴望他人的欲望。这些需求、欲望、情感和情绪应被视为一个连续体和光谱来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借鉴了现有的关于参与式粉丝文化（participatory fan culture）的文献（Jenkins，2006）以及相关的产消（prosumption）概念。

在我们这个日益中介化、全球化和狂热观看（binge-watching）的世界里，粉丝变得更像是策展型消费者（curatorial consumers），他们购买、收集并参与创作他们喜欢的相关人工制品（Tankel and Murphy，1998）。詹金斯（Jenkins，2006：I）使用“盗猎者”（poachers）一词来描述那些使用源文本创造具有新意义的衍生作品（derivative works）的粉丝，这反映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产消模式有别于普通的大众文化消费，因为它给收藏者带来了成就感，并为产消者协商（negotiate）他们期望的身份创造了空间（Flew and Humphreys，2005）。产消作为一个复合词（conflation term），指的是生产和消费（Ritzer and Jurgenson，2010）以及价值和体验的共同创造（co-creation）（Grimes，2015）。产消的概念突出了消费者在参与式文化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Galuszka，2015）。该术语被用来表示创作者和粉丝之间的新关系，避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二极化术语（van Dijck，2009）。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因为数字技术影响并削弱了分隔生产与消费的障碍（Zajc，2015）。社交媒体允许产消者形成他者空间（异托邦），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解释。

福柯式的异托邦

福柯（Foucault，1986）对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化聚焦于由多样且截然不同的人类“场所”（sites）组成的社会空间。他认为应该将这些场所作为各种“关系网络”（network of relations）来考察。这些“不可还原”（irreducible）的场所不是可以“叠加”（superimposable）的，这使得社会成为一个“异质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它具有一种“奇特的属性，即与所有其他场所发生关联，但其方式却是要怀疑、中和（neutralise）或倒转（invert）那些它恰好要指示、镜像或反映的关系集”（p. 24）。作为非霸权（non-hegemonic）社会场所建构的异托邦，与其他场所相连，却又与它们相矛盾（Hetherington，1997）。根据福柯（1986）的观点，这些他者空间无处不在，几乎在每种文化中都能找到痕迹。它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潜力的不同世界。在这样的空间里，技术、规训（disciplines）和制度失效或暂时中止，允许变革发生，或使所谓的越轨者显得正常，以便生活能够继续（使用的例子包括监狱、医院、学校和购物中心）。这种挑战边界的空间可以是概念上的、物理的、文学的甚至想象的。它为他者社区形成新关系、奋斗和消散提供了庇护所，并配备了纳入（inclusion）和排斥（exclusion）的开关。我对福柯关于异托邦原则论述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其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奇特辩证属性。根据福柯（1986）的观点，线性的时间或神圣的空间都不会强加于异托邦之上。首先，异托邦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在单一真实场所内应对多个不相容空间并置的机会。其次，线性的、永恒的和累积的时间可以被暂停，并被打破成时间的切片，如在博物馆、度假村和节日中。第三，异托邦是一个不断开启和关闭的系统，因此既排他（exclusive）又包容（inclusive）（用福柯的话说，即隔离[insolating]和可穿透[penetrable]）。也就是说，一些看似开放的空间存在着奇特的排斥。总而言之，异托邦是一个他者空间。它可以既是虚幻的，也是作为补偿的另一个真实空间，它是完美和细致的，与霸权（hegemonic）的时间和空间相对。这一概念为一些持有关于社会政治变革和阶级斗争（如乌托邦对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al）观点的激进左翼和冲突理论家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作为关系的“场所”，异托邦早在卡斯特（Castells，1996）提出网络社会（networked society）概念之前就被创造出来了。福柯呼唤以异托邦的形式发挥想象力和主体性，而在我们的网络社会和社交媒体上，我们已经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排斥被连接或断开，我们可以任意使用异托邦的禀赋。

具体而言，我认为异托邦可以通过屏幕背后的现实生活体验与粉丝在Bilibili上的产消实践的并置来实现。ACGN粉丝可以在这个虚拟异托邦中同时拥有混合身份（hybrid identities）。例如，Bilibili上的弹幕创造了一个准实时（quasi real-time）的虚拟空间，用户在其中感觉他们是一起观看视频的。福柯式异托邦的概念化有助于勾勒当今中国城市青年所面临的挣扎和压抑，包括但不限于“独生子女身份、父母的高期望、竞争激烈的教育和经济体系、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以及将年轻人视为家庭和社会中晚辈的等级传统的持久影响”（Liu，2009：172）。换句话说，中国Z世代仍处于父母或成人的控制（或照顾，取决于相关的话语[discourses]）之下，受到既定、神圣化空间分类（如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约束。而异托邦概念旨在通过创造暂时的他者空间来去神圣化（desanctify）这些空间并操纵时间，在这些空间中可以追求和实现自由、灵活性和希望。

构建异托邦的策略与战术

在中国语境下，对一些学者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青年是革命的（revolutionary）和理想主义的，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将后革命（post-revolution）时代中国的青年变成被动的大众，失去了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Dai，2017）。这与列斐伏尔（Lefebvre，1991）的批判相呼应，即后现代社会是可被消费主义穿透和控制的，诗意（poetry）的存在已经被驱逐。我发现这种批判是有问题的，因为精英主义的观点完全否认了消费者和产消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战术实现个人和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在这里，我借鉴了德·塞托（de Certeau）的观点，他认为日常生活是非凡的，没有什么是平淡无奇的，而是充满诗意的，这意味着创造、发明和生成（Highmore，2002）。这是由反抗日常生活中建立的社会规训所驱动的，通过这种反抗，人们运作或“勉强应付”（make do with）社会。抵抗通过两种行动形式实现：策略（strategy），指生活中建立的规则和规范；以及战术（tactics），用于从系统内部抵抗策略（Highmore，2002）。策略是所有权的（proprietorial），包括场所、财产、所有权等，而战术则延伸为一种战争类比，人们借此在“战略环境中运用可能性：伪装、出其不意、谨慎、保密、机智、游戏、虚张声势等”（同上，159）。人们坚持抵抗，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意义。

此外，德·塞托对抵抗的概念并不旨在给予日常生活的对立特征以特权，这使他的观点区别于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政治（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的观点。那将要求主体采用一种反策略（counter-strategy）来脱离策略（发生在他们所依附的特定空间中），即使他们可能在战术上进行抵抗。这种抵抗是在主体发起的日常操作实践中进行的，主体在连续体中以多元特性使用它们。德·塞托提供了一套新的语言来指导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这种实践通过创造新的空间和时间性（temporalities）“逃离而不离开”（escape[s] without leaving）“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p. 159）。相比之下，在福柯那里，异托邦是一个“在哲学上可行”（philosophically doable）的条件，让主体创造和维持新的连接和关系形式；而德·塞托的诗意战术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勉强应付”提供了详细的方法和手段。

在本文中，我旨在提供福柯和德·塞托思想的综合，即被压抑的主体（城市年轻ACGN粉丝）使用各种战术，在既定（或正在建立）的策略空间内质疑、中和并颠倒时间，从而在异托邦中取得时间和空间上的游击式胜利（guerrilla wins）。这是对霸权和资本主义逻辑（capitalist logic）完全控制可能性的坚决否认。这种综合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框架，例如作者与读者、精英与业余、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有了这种综合，我们可以理解控制与抵抗、连接与断开、欲望与否定（negation）、生产与消费是如何共存的，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产消是如何在新建立的社交媒体Bilibili上实践的。

商品化策略：全球化、山寨与文化适应

Bilibili是一个提供虚构的2-D世界ACGN内容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粉丝社区。它由徐逸（Xu Yi）——一位专注的90后ACGN粉丝——于2009年创建（Pandadaily，2018）。由于Bilibili上最初的一批用户已经沉浸在日本ACGN文化中多年，许多粉丝精通日语、精通技术（tech savvy）且具有文化意识。Bilibili最初是一个非营利的粉丝社区，它严重依赖用户生成内容（UGC）和用户上传的内容，其受欢迎程度也延伸到了线下的路演和文化节。在2018年3月28日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IPO）时，Bilibili在一份报告中披露，它已经吸引了超过7180万月活跃用户，其中81.7%属于Z世代，出生于1990年至2009年之间（见Bilibili，2018）。

如下文所示，Bilibili在社交媒体上战略性地将用户的社交和欲望商品化（commodifies）。这种商品化过程也是通过更广泛的文化适应过程进行协调的，因为产消早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就开始了。中国动画产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发展，当时的美术（meishu）动画作为“中国学派”（Chinese School）获得了全球认可（MacDonald，2016）。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市场由日本和美国好莱坞动画主导。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遵循了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的话语，旨在通过走向世界，将其产业在价值链中向上提升（Chen，2018）。这种相遇（encounter）可以说在中国动画产业的山寨（shanzhai，模仿）现象中得到了最好的反映。[1] 借鉴洛特曼（Lotman，1990），这种文化适应过程通常包括五个阶段：陌生感（strangeness）、转化（transformation）、抽象（abstraction）、生产力（productivity）和传播（transmission）（详见pp. 144–147）。动漫具有其独特的日本美学（aesthetics），这最初对接受它的中国文化来说显得很陌生。然而，转化始于“翻译”思想，“转化”外来文本、体裁和格式。例如，字幕组（subtitle groups [zimuzu]）作为早一代的产消者，在翻译和共同制作动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u，2014）。抽象是模仿超越其日本起源并形成作为抽象理念更高价值的阶段，从而失去其外来性（foreignness）。一旦抽象彻底完成，原创的甚至是边缘的文本就开始在中国产生生产力。因此，以批判性眼光理解，山寨不仅仅是单纯的复制。它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发射器”（transmitter），让本土中国文化与其过去（中国学派）决裂并吸收外来文化，反之亦然。Bilibili就是最近的一个“发射器”——即使商业模式并非完全原创，但由它承载的评论和衍生作品在洛特曼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外，中国政府实施了对进口动画的政策控制以发展国内动画产业，这也推动了这一过程（Ishii，2013）。

Bilibili上ACGN粉丝被协商的身份

御宅族共享着一个混合的名称，然而，在上述文化适应过程之后，他们在中国市场具有当地的特定特征。在日本，御宅族指的是对动漫（anime）和漫画（manga）过度痴迷的消费者，最初被视为反社会或不合群者（Azuma，2009）。但是，在中国，将御宅族理解为ACGN粉丝更为合适，因为该词的含义已通过文化传播过程得到扩展。对于Bilibili的信息提供者来说，他们将“宅”（zhai）视为一个中性甚至时尚的标签（label）以及与人社交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正如一位20岁的大学动画社团组织者苏阳（Suyang）所说：

我是御宅族，然而，我只是一个喜欢ACGN的粉丝。我不认为动画粉丝会把自己看作一些极端的日本御宅族（死宅[sizhai]，deadly Otaku），他们会因为看了太多后宫向（gal-winning）动画而最终去谋杀女孩。我认为“宅男/宅女”（home-boy/girl）的意思更广泛……当我们想待在家里享受时，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当“宅”。

苏阳的反思揭示了一种在信息提供者中广泛共享的主体性意识。御宅族这个跨文化（transcultural）术语不仅指一种居家状态，还指作为舒适区的其他空间，在这里中国粉丝感受到一种控制感（a sense of control），在这里他们可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感到一种归属感/存在感（cunzai gan）。

与前几代人不同，Z世代被贴上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叛逆、孤独和冷漠等刻板特征的标签（Liboriussen，2016）。这些标签揭示了来自其家庭和更广泛社会的带有偏见的压抑，因为他们背负着巨大的期望。他们出生在1990年之后，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中国社会在开放10年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家庭构成了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互联网接入、电脑和便携设备在当今中国城市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代表着“提升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这与他们父母生活中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Liu，2009：169）。作为家庭中通常是唯一的孩子，城市ACGN粉丝在“其特征是尖锐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激烈的竞争、缺乏安全感、消费主义、腐败以及资源分配不公”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面临着要求成功的加剧压力（p. 167）。因此，Bilibili作为一个文化和表意（signification）场所发挥作用，供青年们闲逛或逃避，以表达自我并探索他们的身份。

策略：Bilibili的商品化

随着中国政府打击猖獗的盗版行为，视频平台经历了一个整合过程（consolidation process）。Bilibili脱颖而出，成为了ACGN社群的一个重要文化传播者。一位从2011年开始使用Bilibili的22岁女性受访者Yoshiko表示，尽管她对Bilibili几乎与日本同步播出最新动画系列感到惊讶，但她更被Bilibili的社区功能所吸引：

借助弹幕，你感觉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同一时间一起玩……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开始在上面发布翻唱歌曲……我渴望得到关注（这在她当时的高中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的）。

这位受访者认为她可以“成功”，因为在转战Bilibili之前，她已经在百度贴吧吸引了超过3000名粉丝。她经历了一个过渡期，传统的去中心化平台开始向Bilibili等社交媒体靠拢（converge）。有了提供最新内容的便捷观看体验、增强的互动性以及发达的全球连接，这为Bilibili在中国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Bilibili由粉丝以草根（grassroots）方式创建，这是管理团队吸引用户支持的一项关键策略。在我关注的其新浪微博（Sina Weibo）官方账号上，Bilibili声称将保持免费，且绝不会在其网站或视频上方放置广告和商业内容。这为其赢得了巨大的粉丝支持以实现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

除了用户生成内容（UGC）的贡献，金钱奖励——Bilibili硬币（硬币）捐赠和用于获取及播放拥有版权动画的众筹（crowdfunding）——对Bilibili维持其人气发挥了关键作用（Xiao，2017）。然而，随着Bilibili影响力的增加，货币化和商品化活动开始违背其最初的承诺。其策略从定位自身为一个免费的草根社区转向提供更好服务的服务供应商。这种转变激怒了许多粉丝，这反过来导致Bilibili于2016年在其网站及创始人的微博账号@bishi上发布了道歉信以证明这一改变的合理性。粉丝的请愿被Bilibili的商品化策略化解了，该策略掩盖了用户将其视为免受资本主义剥削的乌托邦的认知。这清楚地表明，随着中国消费主义的兴起，用户的情感、欲望和社交性正在被商品化。

排他性策略

Bilibili还通过评级系统和排他性策略（exclusivity strategies）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度。在此过程中，尽管其早期的营销策略是创造一个友好和包容的社区，但它利用把关（gatekeeping）和他者性（otherness）构建培育了一个排他性的商品化空间。为了创建一个纪律严明的空间并进行管理，Bilibili制定了一套用户从注册起就必须遵守的规则。人们可以访问该网站并查看大部分内容，但是，其他独家服务仅对注册用户开放。Bilibili对吸纳新成员有严格的控制，以保持其ACGN粉丝社区的“纯洁性”。为了注册，我必须回答100个问题，涵盖了ACGN知识、礼仪规定以及Bilibili上的良好实践。“会员考试”将对ACGN或Bilibili知之甚少的非ACGN粉丝排除在外。所问问题要求提供的答案包括情节/对白、萌元素（角色特征）甚至是粉丝给角色起的昵称等详细信息。这些把关策略不仅规定了允许和鼓励哪些内容和评论，而且还规定了禁止和惩罚哪些行为。例如，谩骂、广告投放和“引战”评论（引发战斗或争吵）[2] 是不被允许的。用户可以举报任何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内容/评论。一旦网站管理员审查并确认，违规者将被关进“小黑屋”，并公开具体说明他们的不当行为。根据严重程度还会施加惩罚，从暂停上传/评论功能到永久删除账户。对于违规者，还存在使其遵守规定的社会压力。违规者被称为“小学生”（xiaoxuesheng），带有负面内涵，例如不成熟、受教育程度低或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讽刺的是，这类似于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作为无权者所遭遇的惩罚。Bilibili用户在这个商品化的空间中内化（internalise）并确立了权力和等级（策略）。这些奇特的排斥现象是说明异托邦是如何在Bilibili上被构建的明显例证。它似乎是开放的，但同时，它在设计上存在分隔的边界，以防止“不速之客”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空间中。这个异托邦的可渗透却又隔离的特征体现在它的排他性机制中——会员考试、规章制度，以及惩罚——作为净化仪式（purification rituals）来操纵和控制用户的行为。

战术性异托邦的构建

Bilibili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全频谱在线娱乐世界”（a full-spectrum online entertainment world），提供“高质量的内容和沉浸式的娱乐体验”，并承认该平台依赖于其用户对内容和社区的“强烈情感连接”（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s）（Bilibili，2018）。然而，用户使用了一个列举性的词汇称其为“宅、萌、腐”社区，以探索其混合身份，这将在下文详细解释。下面讨论的相关战术使Bilibili在微观的个体层面上呈现为一种异托邦。

混合身份与社区

“宅”（Zhai），字面意思是家，最初在日语中是御宅族的第一人称代词。就像“极客”（geek）这个词一样，宅可以被理解为充满热情、知识渊博且技术娴熟，例如技术宅（tech-zhai）或学术宅（academic-zhai）（另见Jenkins, 2006: I; Yin and Chan, 2013 中的 “Aca/fan”）。“萌”（Moe）意味着发芽或开花。它指的是“被渴望或去渴望”，一种情感上或性上被刺激的感觉。根据东浩纪（Azuma，2009：42）的说法，萌元素是“被开发出来以有效刺激消费者的‘萌’的”，其中大部分“是视觉上的，但也有其他种类的萌元素，比如特定的说话方式、设定、刻板的情节（叙事），以及手办的特定曲线”。“腐”（Fu）源自腐女（fujoshi，rotten girls），她们被耽美（Boys’ Love，BL，也称为Yaoi）类型所吸引。这类似于西方知名的斜杠文化（slash culture），它获得了市场意义和学术关注（见Zhang，2016）。腐的含义被扩展到涵盖探索角色之间非异性恋（non-heterosexual）或同性情色（homoerotic）关系的类型，如BL、GL（百合[Girls’ Love]）和无性别（agender）角色。因此，用户以一种幽默和自嘲（self-mocking）的方式将Bilibili视为“最大的同性交友平台”，这在弹幕中反复出现。这具有双重含义：首先，Bilibili上这类题材的作品通常将同性别的人聚集在一起，例如，针对男性用户的女孩获胜（后宫向）游戏/动画，而BL则主要由女性用户创造并面向女性用户；其次，这类作品探索挑战社会内部策略的替代性价值观，例如异性恋霸权（Sugawa-Shimada，2011）。这三个特征将Bilibili与其他社交媒体和用户的现实生活区分开来，成为一个替代性的、“被他者化的”（othered）空间。

正如一位男性受访者绅士（Shenshi）解释的那样：在虚拟的二次元世界中，像他这个年纪在现实生活中交了女朋友的人被称为“现充”（xianchong[现充]，指现实生活充实的人的缩写）。在一些动画中，如果角色发展出浪漫关系，屏幕上就会被带有戏谑意味的弹幕评论轰炸，如“现充爆炸”（xianchong baozha[get exploded]）或“现充去死”（xianchong qusi[go to hell]）。他是一个坚定的“后宫”（hougong[harem]）类型粉丝。后宫字面意思是君主的后宫（aharem of a monarch）。该类型探索一个男性角色与具有各种萌元素的多个女性角色之间的浪漫（有时是情色的）关系。对于他的女性同伴，腐女们更痴迷于BL类型，探索两个美少年（bishonian[beautiful boys]）之间的浪漫和情色关系。粉丝会多次观看主题相似的各类动画系列。受访者并不否认他们追求快乐和满足，而一些人则强调了其他社会和情感原因。正如诚哥（Bro Cheng）指出的那样：

我之所以看这么多遍这个节目，是因为它能宣泄情绪（cathartic），特别是当我有压力的时候……当我看一个节目，或者玩一个游戏时，我感受到了对权力和快乐的控制……在这个充满爱和友好的网站里，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你总能看到有多少人轻松地和你一起观看。

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向朋友倾诉这些感受和压力时，他回答说：

女生会向她们的朋友倾诉这些。我不想展示我的软弱；这不是男人该做的事……找一个能让你毫无顾忌（不怕被评判）分享情绪的人需要时间。在B站，朋友（粉丝）总是那么友好。

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城市青年中存在的孤独、自怜和身份挣扎。然而，Bilibili为御宅族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异托邦空间，让他们表达自我和化解压力，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在现实生活中与朋友面对面地分享“自我”。文化构建的约束和策略，如男子气概（masculinity）和异性恋（heterosexuality），阻碍了情感和情绪的自由表达。相比之下，粉丝可以在Bilibili上探索他们混合的个性，“一个充满爱、理解和宽容的友好社区”。对于这些受访者来说，这个异托邦中的战术实践包括逃避现实（escapism）、伪装（匿名性[anonymity]）甚至仅仅是真实情感的表达。这些战术是通过在Bilibili上操纵时间和空间实现的，从而起到抵抗现实生活中的既定策略和社会规范的作用。正是这种伴随着具身劳动（embodied labour）（观看、评论、再创作和分享）的重复性和熟悉感，通过长期的媒体使用和沉浸，创造了社会纽带和一种特定的美学。此外，BL衍生作品通过将两名男性角色“配对”（coupling）来扭曲并挑战原始故事情节（异性恋支配）。因此，产消者消费和共同创造娱乐内容以获得快乐、培养社群并反抗社会惯例。6年前成为“腐女”的锦来（Jinlai）提供了一个在其他受访者中并不罕见的微妙观点，她在其中反对对BL进行基于满足感和逃避现实的预设式消费：

我没有在逃避任何东西。如果说我在逃避，那也是在逃避那些垃圾的电视剧和小说！言情剧糟透了，因为它们总是使用陈旧愚蠢的套路和情节。一个没脑子的作精女主角（drama queen），和一个包容、有钱又帅气的男人，或者可能是两个。我对垃圾的“BG”（Girl-Boy Love）感到厌倦。它们在挑战我们的智商。我宁愿看BL，看着两个男性角色作为平等的两个个体相互了解并相爱。性别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也可以是无性别的（agender）……他们违抗全世界的意愿彼此相爱。这份爱本身就是珍贵而纯粹的。

锦来的观点挑战了遵循更广泛社会规范的传统情节和叙事设计，在这些社会规范中，非异性恋和公开讨论性（sexuality）是社会禁忌。这表明她以一种主动且具批判性的方式消费媒体内容。她补充说，她尽量不对别人的品味和偏好评头论足。她接着说：“一些腐女只看‘H-BL’（BL色情）。我想人们会带着不同的偏好看不同的节目。”与他人的观点相呼应，她的评论展现出一种多少有些进步虽然也是自由主义的 ethos，考虑到在中国人们很少讨论性，更不用说公开宽容混合身份的罕见性。Bilibili作为极少数可以创造、传播和讨论此类话题及作品的公民空间之一发挥着作用。在这个异托邦中，用户不仅消费和进行产消，还通过自我反思以及与其他用户的互动来认识自己。她对Bilibili的描述也反映了异托邦的一个核心原则。也就是说，通过将BL/GL中的叛逆恋爱关系浪漫化（romanticising），用户通过仅仅改变恋爱关系中一方的性别来创造一个他者空间，这在德·塞托的意义上是一种战术上的“逃离而不离开”（escape without leaving）恋爱关系的从众性（conformity）。

一个积极产消的空间：粉丝的生产力与动员

除了积极和狂热的消费外，Bilibili上的产消者还会制作衍生作品，如混剪视频（mash-up videos）、同人志（fanzines）和轻小说。Bilibili也试图培养一种“原创文化”（尊重版权）。这与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模仿和山寨的创始策略相比显得矛盾。随着网站的发展，它开始呼吁保护版权，甚至设立了“国创区”（Made in China[guochuang qu]）以推动国内创意和创新（Xiao，2017）。“我不叫小丸子”（Wobushixiaowanzi），一位20岁的女性受访者，目前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

我受到了《EVA》（一部有影响力的动画）的启发……我发现了很多哲学参考……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个在社会上无能的主角（protagonist），他与自己、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战斗。这是关于认识你自己的……在最后一集中，这部剧放弃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回到了日常生活的设定，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我的创作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她根据两位男性角色之间的爱情故事出版了两本书，卖出了大约200本。作为一名新的创作者，她为地下市场中的这一数字感到非常自豪（BL小说最近在中国受到了审查）。这位受访者的经历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些例子表明，在线的异托邦在地下市场培育了非传统的产消行为，挑战了占主导地位的市场规定、审查制度和更广泛的社会惯例。

另一位领导动画社团的女性受访者谈到了她作为产消者的经历，她通过参加杭州的动漫节和在日本的狂热旅游（圣地巡礼[seichi junre]），在线上和线下之间动员她的产消活动。她DIY（自己动手做）Cosplay服装，拍摄并上传动漫旅游视频，并获得了许多Bilibili硬币。Bilibili（2018）将这种用户生成内容誉为“专业用户生成”（PUGC）作品，这是社区的生命线。尽管在2017年7月由于版权侵规被要求下架大量海外动画，但这并未对Bilibili产生太大影响，因为70%的流量是由UGC驱动的（Xiao，2017）。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案例也反映了粉丝情感的、情绪的和创造性的劳动被商品化了。下一节将调查对抗这种商品化策略的战术。

叛逆者的空间：白嫖

Bilibili上的粉丝针对剥削粉丝劳动的做法发展出了一种矛盾的战术（an ambivalent tactic）。白嫖（Baipiao），字面意思是“不付钱就接受性服务”，在这里指媒体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freeriding）。一位名叫索菲亚（Sophia）的女性受访者解释说，这基本上意味着他们消费有版权的作品和UGC而不付钱：

对于真正好的、难以获得的作品，我会付钱。但对于娱乐和一般的冲浪，我不会。这真的取决于质量。我们真的不喜欢官方制作的、目标是我们钱包的垃圾。不过我们确实尊重和支持原创（yuanchuang）。

这位受访者透露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信息，即用户具有反叛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生产迎合市场的“垃圾”的既有企业，但却选择通过给UGC（通常由草根群体创作）投Bilibili硬币来奖励它们。粉丝们也可以通过众筹为Bilibili从国外购买（委托）授权的动漫系列。搭便车作为一种战术是成功的，因为在这个意义上，Bilibili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来支撑其自身发展（Xiao，2017）。

吐槽作为战术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青年在这个异托邦中找到陪伴、支持和同情，作为对他们在家庭、学校和更广泛社会中被压抑状态的平衡。他们被父母和社会训练去顺从，成为“好”孩子。中国城市青年之间的竞争往往被简化为在学校里的学术表现。如果他们在学校里表现不佳，他们就会成为普通人，甚至是失败者（losers）。他们常见的一种战术是“吐槽”（tucao），通过幽默、挖苦（sarcasm）和讽刺（satire）来发泄愤怒和不满。这不仅反映在带有文字游戏的在线评论中，还体现在众多用户生成的吐槽脱口秀中（Hsiao，2015）。在Bilibili上，吐槽与涉及ACGN内容的迷因（memes）相结合，构成了一系列密码语言（coded language），以培育一种有时可以绕过技术审查（technical censorship）的本土话语（vernacular culture）。然而，正如罗费尔（Rofel，2007）所警告的那样，类似于在“文革”和经济改革开放十字路口的“诉苦”（speaking bitterness）或“伤痕文学”（scar literature）体裁，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吐槽并非意在反叛。在许多方面，它作为一种带有自命不凡（snobbish）标签的微妙批判而起作用，以表明这些产消者更好、更酷、更具文化意识。这是产消者在异托邦内部作为共享身份一部分使用的一种战术，以区别于仅进行消费的其他被动消费者。产消者在不离开被各种策略和社会政治规范控制的空间的情况下，战术性地进行吐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ACGN粉丝也利用吐槽作为证据，表明他们并没有被他们消费的动画所愚弄。他们不仅为了满足需求和欲望而消费，还以一种理性且诗意的方式去批评、评估和重新创造媒体内容。

有组织的行动与反策略

尽管学者们对过度赞美参与式文化表示担忧（见Gray et al.，2017），但在一些案例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辩论的一个准公共领域（quasi-public sphere）（Shao and Wang，2017）。正如东浩纪所论述的，动物化的御宅族的主要关注点是需求（needs）和满足（gratification）。一旦御宅族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变得动物化了，不再为了寻找深层意义而否定自然。因此，“动物”似乎很难发展到政治层面。它需要更多的动机或紧迫性去改变现状，从而在德·塞托的意义上实现一种反策略（counter-strategy）。然而，Bilibili上的一些案例表明，辩论和有组织的活动可以是带有政治导向且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陈（Chen，2014）研究了Bilibili上一次由粉丝组织的辩论，以证明产消者使用恶搞（parodies）和其他战术来讨论除娱乐之外的问题，如版权保护和反抄袭。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另一个相关的案例，这也证明了产消者使用战术和反策略来探索恐同（homophobia）和性（sexuality）等严肃话题。《冰上的尤里》（Yuri!!! on Ice）是2016年ACGN社区中排名最高的动画（Ristola，2017）。它在Bilibili上短暂提供过，后来由于其在中国的独家版权被许可方优酷（Youku）设置了付费墙（paywall）而无法访问。它声称是一部体育题材的动画，但带有强烈的BL倾向。一些“腐女”和支持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权利的粉丝将其视为一部严肃的作品，使用虚构人物来讨论花样滑冰中的现实性别政治。与Bilibili上的情况——将BL情节视为可接受且令人兴奋的——相比，优酷上的贬损性评论将两名男性角色的同性情色（homoerotic）情节贴上“恶心”的标签。这种待遇上的差异导致了优酷用户和Bilibili用户之间在优酷上的言语战（骂战[mazhan]）（后者称自己为“来自Bilibili的难民”，因为该节目在那里不可用）。这些难民批评了优酷用户的素质（suzhi）和态度，对优酷不宽容的氛围表示失望。反策略（counter-strategy），正如一位受访者告诉我的，是放弃使用优酷服务（脱离争端）。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超越了对动画的消费/接受。复杂的讨论涵盖了性别政治、生产者与粉丝的身份认同，以及二次元世界中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3] 这类进步的讨论、调查和批判，都以一种战术性和诗意的方式促进了产消者对异托邦的构建。

结论

本文分析了ACGN社交媒体Bilibili上的产消实践。战术性和诗意的产消展示了产消者在构建一个替代性的虚拟异托邦的过程中，如何探索并保留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抵抗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压力、压抑和控制。此处的“产消”分析被宽泛地定义，包含了翻译、评论、策展（curation）、衍生作品（同人志、混剪、反应视频[reaction videos]和狂热旅游）以及Cosplay等，这仅仅列举了几例。内容消费和共同创作在一个动态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得到协调。一些产消者已经脱颖而出，例如，他们成为了轻小说作家和视频制作人，模糊了业余与专业之间的界限。ACGN粉丝在Bilibili上对内容进行产消，作为“盗猎者”深度参与媒体文本的细节。很大一部分产消与萌元素所关联的欲望、需求和情感相联系。然而，本文描绘了一幅关于ACGN内容的主动产消的更为微妙和细致的图景。产消者通过产消，积极参与关于性别政治、版权，以及其他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的辩论。这些微妙而富有战术性的批判、自我表达以及身份探索，符合产消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使产消成为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在Bilibili上的产消使这一特定的社交媒体成为了一个虚拟的异托邦，在这个意义上，它镜像（mirrors）了现实世界，但却拥有更宽容、友好和进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