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大萧条中的理财神器:普通寿险如何成为1930年代最佳投资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971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AI）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种如今已被淡忘的金融工具——普通寿险（Ordinary Life Insurance），曾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储蓄和退休规划的核心。由Vellore Arthi、Gary Richardson和Mark Van Orden撰写的NBER工作论文深入探讨了普通寿险在1900-1940年间的历史地位，并论证了其为何在1930年代成为表现最佳的金融资产。论文指出，普通寿险结合了储蓄和保险功能，为家庭提供了应对寿命不确定性、通缩和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其回报率在长期内优于股票、债券、银行存款等替代品，且风险较低，税收优势明显。

普通寿险是一种复合金融工具，投保人支付固定保费，若生存至政策到期日（通常为95岁），可获得面值赔付；若早逝，则受益人获赔。普通寿险的设计旨在应对寿命不确定性，例如早逝限制收入，长寿增加支出等。它具有现金价值，关键特征包括不可争议条款（incontestable clause）、固定保费、现金价值积累、以及多种选项如股息再投资和政策转换。这些特征使普通寿险成为灵活、安全的储蓄工具，尤其适合中低收入家庭。例如，Metropolitan Life（Met Life）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保险公司，其标准政策面值5000美元，年保费107美元（35岁男性），现金价值从第三年起开始积累。

普通寿险的流行度在1940年左右达到顶峰，约25%的美国家庭持有，中产阶级参与度更高。本文反驳了其流行的传统解释，如战争风险（军人无需普通寿险）或家庭需求（多数赔付流向投保人自身），转而强调其作为退休储蓄工具的角色。在缺乏广泛养老金或社保的时代，普通寿险填补了空白：回报稳定，与通缩负相关，且在1930年代大萧条中实际回报上升。

历史数据显示，普通寿险的资产规模在1937年达47亿美元，占全美寿险资产的18%。其流行得益于严格的州监管（如美国经验死亡率表）、保险公司全国网络、以及营销策略。普通寿险的崛起反映了20世纪早期经济环境：金本位制下的价格稳定、低医疗水平下的高死亡率风险，以及家庭结构变化（如城市化减少家庭支持）。

论文通过Met Life的案例详细计算了普通寿险的回报。以35岁男性购买面值5000美元政策为例，年保费107美元，20年后到期。回报率计算显示，短期（1-3年）内普通寿险落后于替代品，但长期（5年以上）回报优异。例如，20年后，普通寿险的保证现金价值回报率达1.3%，加股息后升至2.7%；若考虑保险成分，总回报近5%。名义回报率在通缩期（如1930年代）实际回报超10%。

与替代品比较，普通寿险在长期内表现突出。图1展示了具体数据：投资普通寿险20年后，价值达1000美元，而邮政储蓄（利率2%）仅879美元，股票（假设市场平均）在萧条期大幅波动。普通寿险的回报几乎与股票、房地产负相关，提供分散化好处。

同时，保险政策选项增强了灵活性：投保人可转换为定期寿险（侧重保险）或减额付清政策（侧重储蓄）。例如，20年后退保可获得1553美元现金，或贷款维持保险。股息再投资（年均1.5%）进一步提升了回报。这些计算基于3.5%的保证利率和实际数据，显示了普通寿险在波动市场中的韧性。

普通寿险不仅回报率高，还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安全性，1870-1940年间无保险公司倒闭导致投保人损失；二是通缩保护，物价下跌时实际回报上升；三是税收优惠，赔付免遗产税和所得税；四是避免遗嘱认证，赔付快速，而遗产认证可能耗时数月；五是可转让性，可用于抵押贷款。

与银行存款相比，普通寿险更稳定：银行在恐慌期（如1907、1930年）常冻结资金，而寿险公司全国运营，提供本地服务。与股票和房地产相比，普通寿险门槛低，适合小投资者，且波动性小。图2显示，1890-1950年间，普通寿险回报长期优于股票，因后者在1929年后长期低迷。

此外，普通寿险提供了“逆周期”保护：经济下行时，政策贷款成为生命线，如1929年股市崩溃后贷款激增。这些优势使其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资产，尤其在1930年代，当其他资产缩水时，普通寿险帮助稳定了财富。

论文指出，普通寿险的历史对多个领域有启示。首先，它挑战了退休储蓄叙事：传统观点认为大萧条摧毁了储蓄，但实际多数家庭通过普通寿险积累了实质财富。其次，它解释了美国不平等下降（1930-1950年）：普通寿险的实际价值在通缩期上升，而富人资产（如股票）缩水，缩小了财富差距。

普通寿险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成功生动表明，设计精良的金融工具能够有效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其通过结合储蓄与保险的双重功能，为家庭提供了抵御通缩、市场波动和寿命风险的稳健机制。这种成功启示我们，当代强制储蓄计划（如社会保障体系）需借鉴这一经验，着力平衡保险的防护性与储蓄的增值性，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功能而削弱整体韧性。未来政策设计应注重灵活性、可及性和长期稳定性，以更好地服务家庭财务安全。

文献来源：Vellore, A., Richardson, G., & Mark Van Orden. (2025). Ordinary Life Insurance: The Best-Performing Financial Asset of the 1930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原文链接：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由陈志武（香港大学郑裕彤基金讲席教授、原耶鲁大学教授）及其团队——林展（中国人民大学）、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何石军（武汉大学）、胡思捷（香港大学）、彭雪梅（中山大学）等人负责。向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量化历史研究经典、前沿文献。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喜欢我们的朋友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或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

轮值主编：何石军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