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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阐释】

1958-1982年农村的政社合一组织。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全国迅速建立了 26000 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

人民公社严重脱离了农村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既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不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1982年宪法规定农村实行政经分离原则,建立乡镇政府,人民公社被取代。

【相关补充】

人民公社这回事，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大的“集体大家庭”，它的运行方式，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土地归堆儿、干活听钟声、吃饭靠工分、生老病死队里管。

具体是怎么转起来的呢？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1. 组织像军队，一层管一层

一个公社通常管着好几个村。它自己既是政府（管户口、治安、收税），又是企业（管种地、养猪、修水库）。

公社下面有大队（相当于原来的村子），大队下面再分若干生产队（大概二三十户人）。

基本干活和分钱的核心单位，就是生产队。

2. 所有东西都“归大堆”

私人不许有地、不许养大牲口。地、牛、犁、大农具，全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只有一点边角碎地作为“自留地”，分给各家种点菜、养两只鸡补贴自家。

3. 干活儿是“大部队作战”

每天早上，生产队长一敲钟或者吹哨子，男女劳力就扛着锄头集合了。

队长分派活路：“你们几个去锄玉米，你们几个去挑粪。” 

不靠市场的工资，而是记“工分”。

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算10分，妇女一般8分，半大孩子5分。

干多干少，技术上很难精细衡量，基本是按人头和时间算，所以常有人说“磨洋工”，反正窝工也是那么多分。

4. 年终分粮分钱，叫“决分”

一年到头，生产队打下粮食，先要交足国家的“公粮”，留下集体的种子、饲料，剩下的才是社员的口粮和钱。

分配讲究“人七劳三”或者“人劳各半”。啥意思呢？

基本口粮按人头分，保证最差的劳力、孩子也饿不着；剩下那块按工分分，工分多的人家多拿。但往往因为粮食总量少，人口多，导致谁家劳动力多、工分多，也未必能多得多少，这就是俗称的“大锅饭”。

5. 生活上是个“小社会”

公社试图包揽一切：有自己的食堂（大跃进头两年）、托儿所、小学、卫生所，还有供销社卖油盐酱醋。

有些地方甚至想推行“吃饭不要钱”。但后来经济困难，公共食堂散伙，最终比较实在保留下来的，是统一办教育、赤脚医生搞合作医疗这些事。

6. 还有个关键身份限制

那时候，农民被户口牢牢拴在土地上。你是公社的人，就只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不能自己进城打工或做小买卖。想要买布、买糖得用各种票证，钱和票都有，生活物品由供销社统一分配式的销售。

总结一句话：

就是把农民和土地全编进一个军事化、半供给制的大集体，一起干活儿，按人口和工分分东西，几乎没有个人自由选择的经济空间。 

这种模式后来发现很难让大家吃饱饭、日子过富裕，所以在80年代初，就逐步改成包产到户了。

【背景】

梳理人民公社的产生背景，就像在看一场由好几股力量共同推动的大戏。

一根扁担挑着两头：一头是“穷”，一头是“急”。

“穷”是指新中国一穷二白、急于搞工业化的现实压力；“急”是渴望一步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理想。

具体来说，背景主要有这么四条线：

1.新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

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想搞工业化建工厂，但缺钱、缺技术，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农村。

核心机制叫“工农产品剪刀差”，就是压低农产品收购价，用农村的剩余价值去补贴城市工业。

但这相当于从一家一户农民手里“抠钱”，成本太高，所以需要像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集体单位，来直接、高效地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因为不是直接面向个体农民收粮，所受到的怨气会小很多）。

2.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建的现实需要

1957年冬天，全国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但搞大工程需要跨村跨乡地调集劳力物资，原来几十户、几百户的农业合作社规模太小，像“螺蛳壳里做道场”，根本施展不开。这就在现实上催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强烈需求。

3.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心理

这种从上到下的急，体现在几个方面：

急于求成的氛围：1958年“大跃进”提出了“赶英超美”，上下情绪激昂，认为生产能飞速发展。

领导人的理想蓝图：领导人心中向往建立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一体的理想社会基层组织。

“乌托邦”思想渊源：这种构想受古代“大同”理想、近代“新村主义”实验及马克思主义“公社”思想的多重影响。

4.苏联模式的前车之鉴

作为当时的“老大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特别是通过集体农庄控制农业为工业输血的做法——提供了现成经验。我们早期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条道路，把人民公社当成了获取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强有力手段

【影响】

1.集中力量办大事，夯实农村基建

很多今天还在用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梯田，都是公社时期靠“人海战术”肩挑手推干出来的。这股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力，客观上为后来的农业增产打下了物质基础。

2.保障基础民生与基层公平

合作医疗遍地开花：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一根针、一把草，解决了农村几亿人最基础的看病吃药问题。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当时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控制了传染病。

基础教育普及：公社、大队大力兴办小学、扫盲班，让很多祖祖辈辈不识字、只会“抓瞎”的农民，至少能写自己名字、算个简单账，为后来的人口素质提升打了个底。

五保户等兜底保障：对农村无儿无女、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集体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提供最基础的生存保障。

3.服务国家工业化战略

通过“剪刀差”，公社像一根大管子，把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抽到城市和工业。咱们今天常说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一桶金有很大一部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勒紧裤腰带贡献的。

4.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业效率低下

因为干多干少在工分上区别不大，大家出工不出力。地还是那些地，但种地的心气儿散了，效率极其低下；从1958年到改革前，粮食总产量虽有点增长，但人口也涨得飞快，人均口粮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很多地方辛苦一年，分的粮食根本吃不饱，遇上灾年就得饿肚子；口号是“以粮为纲”，砍掉了果树、填了鱼塘，一切都给种粮食让路。结果农民手里没活钱，城里人也吃不上肉蛋奶和副食品，整个社会物资极度匮乏。

5.束缚农民人身与生产自由

公社和户口制度牢牢绑定，你是农业户口，就只能一辈子在公社的土地上挣工分。不能进城打工，不能自由流动，农民成了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城市居民有国家保障的商品粮、招工、住房、医疗等一系列福利，而农民除了集体分点口粮，几乎什么都没有。这道鸿沟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城乡差距的根子就在这儿。

6.刻下了“大锅饭”的烙印

二十多年的集体化生活，对人心的塑造很复杂。

“等靠要”和平均主义：既然干好干坏一个样，很多人就失去了进取心和创造力。“随大流，不冒尖”成了一种生存智慧。

怕“富”的心态：谁家搞点副业、养几只鸡都可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弄得大家不敢想、不敢干，怕露富、怕冒尖。

但另一面，极强的集体观念：那一代人对于集体、组织的信任和服从，以及在集体劳动中形成的纪律性和协作精神，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特殊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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