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760】未来高考作文命题的三大大趋势

破解测评三大痼疾，探寻作文教学方向

——2026年高考作文命题综评及启示

2026年高考结束已一月有余，当初舆论如潮，而今渐趋平静，就像曾经波涛汹涌的大海，只剩下几朵小小的浪花。高考是举国关注的大事，即便如此，也不过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历史事件是瞬间即散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1］

基于这样的认知，布罗代尔主张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里审视具体事件，因为长时段里隐藏着“历史的潜流”，“这些潜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人们观察到它们在长时间的作用时才会显现”［2］。

高考命题的讨论也应如此。2026年高考作文命题，亮点在全国Ⅰ卷，创意惊艳一时。倘若只盯着这“短暂的闪光”，而不去关注深层次的“潜流”，就算众声喧哗，结果也只能是“被人遗忘”，就此沉入历史的暗夜。事实上，类似的好题目以前也曾出现过，也像闪电一样划过长空。但结果正如笔者所感慨的那样，“本以为是个元年，结果却成了绝响”。

全国Ⅰ卷的出现有其偶然性，但也是“历史的潜流”助力推动的结果，因为它踩中了历史进步的节律，顺应了作文教学深层结构的变革趋势。“从生搬硬套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写作的主体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与关注，考察真实的思考能力与判断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3］尊重人，尊重学生思考的权利，给真实的思考创造条件，这就是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涌动的“潜流”。以此审视2026年全国Ⅰ卷高考作文命题，其成功之处正在于，实现了从价值表达到意义赋予、从假性思考到思辨激活、从文本构造到认知输出的扬弃与革新。

好题目可以尽情欣赏，而它带来的启迪，更该被郑重对待。本文将以全国Ⅰ卷为重点，比照其他各卷的特点与优长，探讨高考作文命题变迁的三个动向，希望在“短暂的闪光”中，捕捉到一些相对稳定的“真正意义”。

四十多年来，高考作文命题一直恪守价值导向，注重考生的价值判断与表达。从测评思路看，经历了一个从直接的价值宣示向个体的价值阐释不断推进的过程。早年看重直接的价值表态（如1977年北京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价值感受与价值理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如2001年关于“诚信”的“经历、体验、感受、看法和信念”），呈现从价值表达向意义赋予的嬗变态势。

价值与意义密不可分，但价值更关注效用、功能、利弊等现实问题，它是公共的、趋同的，可客观衡量；意义关注的则是寄托、归宿、信仰等精神问题，是内在的、多元的，主要靠个体体验。过分强调价值的表达，个性的空间就会变得逼仄；主张意义赋予，表达必然走向个性，因为“意义”是针对“我”而言的。狄尔泰说：“理解就是在你中重新发现我。”［4］所谓“意义赋予”，就是以“我”的立场与身份，体验与理解外界事物，感受它的价值，理解它与“我”的关系，进而确认自我的精神自由与生命意义，这就是“发现我”。

从价值表达到意义赋予，意味着写作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国家的赤忱情感，对社会的自觉责任，对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敬畏，对同胞的尊重与共情，不仅要践之于行，更要思之入脑，化之于心，将共同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自我的理解，这是意义赋予的过程，也是信念形成的过程。“意义赋予”离不开主体的价值观念，通过考生的“意义赋予”，不仅可反观他的价值认知与内化状况，也有助于避免高调而空洞的表态，比如“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以及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5］。如果比拼的是谁的调门高，谁说的话好听，那么受损的不光是写作教学本身，虚伪的人格与假大空的社会风气也会在这种言辞中潜滋暗长。

好的命题，首先要缓解价值判断的压力，激发意义赋予的冲动；尊重价值判断的趋同性，激励意义赋予的开放性。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高考作文命题多提供具体事件（如2015年全国Ⅰ卷）、设置特定情境与具体任务（如2022年新高考Ⅱ卷），以此软化观念的刚性，为考生的自主表达提供空间。2026年全国Ⅰ卷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在价值选择上，不预设门槛，将审题与写作的重点“后移”到意义赋予上，为考生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开放空间与多种可能。它的特点可用“大背景、小切口、强主体”来概括。

所谓“大背景”，当然指的是“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所谓“小切口”，指的是“词语”。“大背景”往往奔向高远与抽象，容易陷入价值宣示；“小切口”则流于切近、琐细与庸常，又难以匹配高考的功能定位。以词语的理解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生活变化，兼顾了高考与考生的双向诉求，这就是“小”与“大”的辩证法。时代在变，语言的内涵与意义在变，语言习惯与表达风格也在变。这些变化，折射的恰恰是生活在巨变之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的变化。用布罗代尔的语汇说，就是要在瞬间消散的事件中看到历史的深层结构。

“强主体”，“强”在哪里？隐含在“青年是常为新的”这句话中，隐含在四个“你”中。它刻意强调了青年的特性，他们乐于接纳新事物、新理念、新技术，天然具备求新、求变的精神底色。有论者认为这句话来得突兀，是个瑕疵。在我看来，这个提醒倒是很有必要，意在提醒考生要有明确的身份意识：你是青年，你本来就该朝气蓬勃，“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或许走过弯路，或许遭遇过挫折，甚至犯过错误，但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那四个“你”字，反复提醒，你不用代圣人立言，无须代他人立论，你就说说你自己，就写你自己，就写成长中的你。

要在小切口中洞见大背景，最重要的，就是要激活这个“强主体”。笔者一再强调切口要小，原因在于，只有这样的小切口，才能在命题与个体之间建立深切的关联，才能激活考生意义赋予的冲动。“词语”的选择，堪称亮点中的亮点。

对比上海卷与天津卷，可以更好地理解全国Ⅰ卷的用心。上海卷的设计思路与全国Ⅰ卷相似，它抓住了当代生活中的两个热词，即“科技”与“想象”。“科技”可看作大背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载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在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心理结构与精神生活。“想象”是题目的关键词，也可看作透视“科技改变世界”的切入口，这一点可与全国Ⅰ卷媲美。略感遗憾的是，与具体而微的“词语”相比，“想象”略显宽泛与抽象，难免给人疏离之感，在唤醒个体经验、激活考生联想上，毕竟隔了一层。

天津卷也存在同样的遗憾。它借“调”的“一字双音”现象，寓示“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的道理。专业调色与南水北调，分属两个领域，认知逻辑与实践规律有着明显的不同，靠“一字双音”来关联，这联系本身有点勉强。关键是，它们不像“词语”那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而意义赋予可能会成为一场避实就虚的博弈。

怎样才能赋予对象独特而深切的意义？我想到我教王开岭《精神明亮的人》时的一段话：“赋予意义，这恰恰是一个诗人和散文家应有的禀赋。”其实，岂止诗人和散文家，赋予意义乃是人的本质特性。

意义赋予，需要我们有明亮的眼睛，干净的心灵，还有清明的头脑。换句话说，意义赋予，呼唤的是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充分发展、和谐发展，是一个大写的“人”。

从价值表达到意义赋予，倒逼写作教学挣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回归其育人的本质。我们热衷于好词好句的训练，这没错；我们习惯了名言名句的援引与修辞技巧的锤炼，这没错；我们满足于完成一篇文从字顺、主题明确、结构规范的作文，这也没错。夯实写作的基础天经地义。但是，写作教学是不是该止步于此呢？更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达成这些基础目标，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人文素养的培育与高阶思维的发展为代价呢？这二者本来并不矛盾。

顺便说，语文教学离不开意义赋予。在语言实践中，我们才能实现生命的自我定性、定位与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语文学习塑造了我们意义赋予的内容与方式，这正是语言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体现。从价值表达到意义赋予，恰恰回到了语文学科的立足点，回归到语文学科的语言根基。

作文命题的第二个动向，是看它能否激活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学生摆脱假性思考，为思维活动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提供条件与资源。鉴于作文测评的现状，本文主要以议论文写作为例。

什么是假性思考？就是试图思考，自以为在思考，甚至确实也在认真思考，只因不自知的思维惯性及谬误，从而思维无效。杜威说，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思维，而是如何思维得好”［6］。杜威否定的，正是这种基于本能与惯性的假性思考；而他所认定的“好思维”，就是“反思”，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辨。其中最有冲击力的部分，就是批判性思维，它的出现就是为了更有效地获取知识与解决问题［7］。为思维构筑理性的屏障，为想象插上良知的翅膀，这就是思辨的力量。

在AI时代，思辨更该被高度重视。AI在辞藻堆砌、模板化文本制作、标准化方案设计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却无法生成切合个人经验的深度认知、理性判断与价值思考。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性思维，这是眼下的AI还无法取代的。从假性思考走向思辨激活，不仅是高考命题的需要，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

在议论文写作中，假性思考广泛存在。笔者将流行的论证归为四大类，即“借简单的事实枚举印证论点，借粗糙的类比论证比附论点，借炫目的修辞技巧夸饰论点，借煽情的情感技巧渲染论点”［8］。其实不合逻辑的“伪论证”远非这些。它们看起来理直气壮，实际上经不起质疑与推敲，初看很美，细读不堪。当然，这不是否认印证、比附、夸饰与渲染这些表达技巧；而是说，表达应以真实的思考为前提，以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论证为基础，这正是技巧与辞采的道德基础，也是教学育人的伦理底线。

在测评中，假性思考往往与命题的预设相关。高考是选拔性测试，对公平性与公正性有着严苛的要求，不可能没有限定。但限定过死，引导不当，又会妨碍考生的充分发挥，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如何把握这个“度”呢？2026年全国Ⅰ卷提供了一个好样本。

题目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自主权。在成长的过程中，“词语的理解”发生变化，例子比比皆是。有的因为词语本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有的则因自身眼光与观念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是主动求索的结果，有些变化则是被动的接受……选择属于自己的一个“词语”，这是写作的起点，它决定了“写什么”的问题，也进一步决定了“怎样写”的问题。将“写什么”的权利交给考生，这是对写作的创造性的最大尊重。如果“写什么”不能由自己决定，所谓的自主与自由至少是可疑的。这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风行一时的话题作文，如2003年上海卷的“杂”和2004年上海卷的“忙”。话题作文，除了话题本身，再无其他限制，这样的命题将自由发挥到了极致。客观地说，确实产生了不少充满个性与灵气的好作文。

但这样的“自由”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不光宿构与套作大行其道，关键是，失去了情境约束，没有了问题引导，缺少了支架的援手，写作照样会陷入夸夸其谈与舞文弄墨的误区。没有限定与限定过死，结果是殊途同归，都会导致假性思考。道理也不难理解。命题中的限定因素，看似束缚了考生的手脚，换个角度看，恰恰为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路径与资源。限定性的语境、角度或要求，让思考从散漫走向具体，从肤浅走向深刻。所以，太多的限制是桎梏，必要的限定却可能是资源。就此看，测评其实就像一个契约：你给我选择，我给你真实；你给我资源，我还你精彩。

就此题而言，“词语”，你可自由选择；“变化”，你可自主阐释；但“变化”要体现“成长的印记”，要有“特殊的意义”，还须与“大背景”关联，这就构成了三重限定。必须说，在考场这种特定场合，这些限定极大减少了考生的决策焦虑；从意义赋予的角度看，这些限定因素正好引导了表达的方向与过程。

开放性与限定性的统一，这是2026年全国Ⅰ卷提供的经验。与全国Ⅰ卷相比，全国Ⅱ卷与北京卷（“做规划与下功夫”）在开放性的处理上就略显拘谨。其实，题目本身蕴含了很强的思维张力，命题者似乎也无意关上思辨的大门，只是所涉话题凝重，叙述语气也很客观，表述上还引经据典，几重因素交织叠加，造成了强大的势能压力。出于风险的考量，考生可能会放弃真实的思考，选择表面的顺从。思辨是需要勇气的，在高利害的测评中需要更大的勇气。因此，命题可以给予必要的暗示、引导与鼓励，这就是命题中的人文关怀。在这方面，上海卷一直很贴心。仅举两例：

2022年上海卷的题目以“有人……有人……”的句式，削弱了单向叙述的框架诱导效应，明示了立意的开放性；2023年的题目以“仅仅”一词，消解了考生的风险厌恶心理，暗示了选择的安全性。这样的示意，能够激励思辨的勇气，激活思辨的动能。

有意思的是，2026年全国Ⅱ卷与北京卷（“做规划与下功夫”）都是隐喻性命题。此前，1999年上海卷（“‘回声’的启示”）、2008年全国Ⅱ卷（“老鹰捕食海龟”）、2022年全国新高考Ⅰ卷（“本手、妙手与俗手”）等，都可归为此类。2026年全国Ⅱ卷借“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的自然现象，隐喻“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的道理；北京卷（“做规划与下功夫”）借程端礼的“阅读顺序与精读方法”，隐喻“个人的阅读与成长”“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规划与下功夫”。从命题思路看，意在打通自然、社会与人生之间的壁垒，强调规律的相通性，引导考生自由联想，跨界思辨。

隐喻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正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揭示的那样，它在人类表达与思维中不可或缺。但隐喻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片面性与遮蔽性［9］。最大的遮蔽，就是在强调规律相通时，忽略了自然、社会与人生等不同领域的本质差别。这种思维惯性隐藏在日常语言中，很难被发现。此时此刻，若能给一点必要的暗示与鼓励，考生有可能突破隐喻的常规逻辑与寓意，推进思辨的深度与广度。

在自然界，乌云终会散去，日月总会复明；源头不绝，大河自然奔流，这是客观规律。但将自然规律迁移到人生、社会与历史等领域，问题就复杂多了。在自然界，日月的“本体”与大河的“本源”，内涵是清晰的；一旦跨界，文化的本体是什么？人生的本源在哪里？这就需要考生厘清概念，避免模糊。再进一步，人生的进退，社会的发展，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即使保有“本体”与“本源”，也未必就能云开雾散，否极泰来。还有，固守本体与故步自封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本体与本源自身存有缺陷，我们又该如何正本清源呢？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中，这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很多考生而言，这些问题并非“不能想通”，而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思辨，需要激活。

北京卷（“做规划与下功夫”）也是如此。用青少年的阅读来隐喻社会人生的“做规划与下功夫”，本身很有启发。没有规划就是乱来，不下功夫就是空想，这些道理无可置辩。但“做规划与下功夫”的具体内容都是因人而异，也是因境不同的。尤其在当下，一切都在变，“计划没有变化快”，有些“规划”反而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有些“功夫”恰恰浪费了人力、物力与财力。若能通过恰当的引导，聚焦特定情境下的“做规划与下功夫”，相信多数考生就能发现“做规划”中的误区与“下功夫”中的盲区，思考将因此而具有更多的深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

开放与限定，是命题中永恒的矛盾。眼下，能否解放思想，在开放性的问题上保持开放，依然是命题关注的重点。

从价值表达到意义赋予，从假性思考到思辨激活，必然带来写作观念的变化：从文本构造到认知输出。

“作文”的本意就是构造文本，说高考作文就是文本构造，并无不妥。关键在于，通过这个用以测评的文本，我们究竟希望看到什么，是构造一篇文本所需要的能力，还是这个文本所体现的综合素养？二者区别很微妙，但真实存在：前者更关注文章的构造工艺，后者更关注考生的认知输出。这个分歧涉及对语文学科性质与功能的不同理解。

片面强调文章的构造工艺，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与技术主义的泥淖。文章的优劣自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评判标准，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与文章大国，文章美学与审美趣味早已深入人心。谈文章，讲究的是遣词造句，在乎的是起承转合，追求的则是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撇开具体的内容不谈，拥有这种语言与形式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在文章学的意义上，这样的艺术探讨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事实上，这也是作文教学必须关注的。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作文教学的全部。在教育的视野里，写作不仅是工艺，还是认识世界与反思自我的认知实践，是价值构建与意义赋予的精神活动。显然，悬置思想与内容的作文教学是不可取的。有学者这样阐述写作的“终极本质”：写作的终极本质，不是模仿生活、反映生活，不是抒情言志，不是书面语言的表达，也不是信息的传播，而是写者对精神秩序（情思理想、价值取向）与书面语言符号秩序（语流符号结构）的创建、缔造，即人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创生与建构。［10］

将写作看作纯粹的技艺，是对写作活动的人文性与创造性的漠视。当然，中小学作文教学无须直接冲着“终极目标”而去，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永远不应放弃对超越的追寻。

在高考作文中，套路大行其道，套话炙手可热，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这与文本构造的价值取向相关。据说“名人开会、名言荟萃”（坊间对素材堆砌的戏谑）已经过时，“屈原向我们走来”（王栋生老师戏仿素材套用）正被更有“高级感”的西方哲学“大词”所取代。君不见，满屏都是工具理性、上帝死了、平庸之恶……问题是，很多学校连《乡土中国》《红楼梦》这样的“课文”都无暇理睬，却热衷于让学生记诵这些似懂非懂的大词，实在是个值得深思的教育现象。谁都知道，套路与套话本质上就是作假——假文化，假思考，假表达。

高考作文测什么？道德情操不好测，转向意义赋予；真情实感很难测，转向理性思辨；套路套话什么也测不出，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将文本构造与认知输出结合起来，重点考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认知输出的过程中看他的文本构造能力。这不是轻视文本构造的技能，恰恰相反，这给文本构造提出了更高要求。按标准制作一个有模有样的文本还是容易的，写作中的真正困难，是如何找到与内容相匹配的表达方式，让二者相得益彰，创造出文质兼美的作品。

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关涉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写作是一种认知活动，涉及实践与思维；写作还是一种创造活动，需要素养与智慧。无视写作的综合性与实践性，撇开写作者的精神特质与认知实践谈写作，在套路、套话等低层次的技法上内卷，违背了写作活动的规律，折损了教学的尊严，也降低了教学的效能。

套路、套话何以盛行？原因很复杂。如何破解这个痼疾？命题改进最有效。人是趋利避害的，如果考生发现此路不通，他自然不会去碰钉子。也许套路、套话永远无法杜绝，但好的命题，能让低劣的套路露出马脚，让浅薄的套话现出原形。这样的检测，一定有助于好文风的形成。

高考命题走在艰辛探索的路上。前方还很远，但并不是没有路。

从文本构造到认知输出，2026年全国Ⅰ卷走出了关键一步。2026年6道高考作文题中，哪个最难“套”模板，哪个最难“堆”素材？我的答案是全国Ⅰ卷。强主体，真问题，这样的命题不允许将思考“外包”给套路，将表达“外包”给套话，必须“我手写我口”，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套”的空间。

在认知输出上，北京卷（“含英咀华”）可与全国Ⅰ卷比肩。题目要求以“含英咀华”为题写“一段难忘的经历”，这段经历可以是阅读经典的，可以是鉴赏艺术的，也可以是感悟生活的，关键是这段经历必须有一个“反复品味、用心体悟的过程”。显然，写出这个过程中的感受、体悟与反思，才是行文的关键。这就是认知，这就是独立思考，这是再好的模板也难以替代的。

我相信，全国Ⅰ卷与北京卷（“含英咀华”）所释放的积极信号，远比美德的感召与审美趣味的熏陶要管用得多。

李煜晖教授说：“学生写作文时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有思想不会表达，而是没思想无从表达。……现在学生写不好作文，技术欠缺是次要因素，思想贫弱才是主要因素。”［11］作为一线教师，我对这个判断高度认同。写作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舞文弄墨的“写手”，更不是为了造就寻章摘句的“笔杆子”，归根到底，是为了学生的未来发展与终身发展，是为了培养拥有良好表达素养的社会主义公民。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学科，撇开生活，放弃内容，单从形式与技术上寻找作文教学的法门，这跛脚的语文是走不远的。

高考作文命题的讨论，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人文讨论的常态，也是人文讨论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不能用写作的复杂性消解了测评的确定性，不能以多元性动摇了共识的根基。关于写作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关于写作的理论也算卷帙浩繁，中小学写作名师也是不可胜数，但我们的写作教学，却似乎还像个蹒跚学步的孩童，跌跌撞撞。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写作教学的积累性、继承性与发展性极其匮乏。缺乏共识，各说各话，难以平等对话，难以取长补短。就个别教师看，可能并不缺乏行之有效的经验，但这种经验的个体性非常强，难以共享与推广，难以达成学术共识与真正的进步。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规律永远是慢的事物主宰快的事物。写作教学也是如此。与其在急功近利与标新立异的路上追赶，不如静下心来，在共识建设与规律积淀上多下功夫。

期待高考命题能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语文学习》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