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国务院督查组公布了一份让很多人“没想到”的通报:某省政务App累计下载量突破1.2亿,日活用户600万,但后台数据显示——有效业务办理量只有2.3%。
也就是说,超过97%的“活跃用户”在App上什么都没办成。与此同时,该省政务大厅的平均排队时长从2019年的18分钟,增加到了现在的47分钟。
这组数字放在一起,问题就清晰了:不是数字化让办事变麻烦了,是有人在用数字化造了一个漂亮的壳,而壳里的东西正在腐烂。

一、数据繁荣的真相:没人用的App才是最好的App
政务App下载量破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14个中国人就有1个人下载过。但你去问问身边的人,有几个真正用过?
这不是个别现象。中国信通院2025年底的调查显示,省级政务App平均装机率是67%,但月活率中位数只有12%。“装机率”考核的是下载量,“月活率”考核的是使用率,两者的差距,藏着整个系统的秘密。
某东部省份政务服务中心的科员李然(化名)告诉我,他们单位的考核指标里,“App推广数量”是硬指标,每个月必须完成新增下载量1000次。“完不成扣绩效,完成了有奖励。至于用户下完有没有用——”他顿了顿,“没人查。”
这种考核逻辑催生了一个产业:地推刷单。我在闲鱼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十几个“政务App下载注册”的商品链接,标价0.5-2元/单,标注“真实用户、量大人多”。甚至有些地方zf直接花钱请大学生、志愿者“扫街”拉下载量。
结果是:数据注水了,但办事窗口的人手却因为“数字化转型”被裁减了。某市政务中心2024年精简了12名前台窗口人员,理由是“App分流了线下压力”。但App上办不了的业务——房屋核验、继承公证、跨省迁移——依然需要到窗口,而窗口已经从8个变成了3个。
这就是“让群众少跑腿”变成“给群众添堵”的第一条链路:考核下载量,不考核实际办结率。
二、技术与场景的错位:App能办的都不是群众要办的
光有数据还不行,还得有“好评”。很多政务App的评分高达4.8、4.9,比美团、淘宝都高。你信吗?
我信,因为评分是可以“引导”的。
在某政务App的评论区,热评第一条是:“界面简洁,操作流畅,为民服务。”这条评论获得了1.2万个“赞”。但点进这位用户的个人主页,他只评论过这一个App,而且评论时间是凌晨3点。
真实的差评去哪了?被折叠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便App五星好评拉满,它能解决的问题依然有限。我梳理了20个省级政务App的高频功能,前三名永远是:社保查询、公积金查询、交通违章查询。都是“查”,不是“办”。
群众真正需要跑腿的是什么?**房屋交易、营业执照变更、户口迁移、子女入学资格登记。**这些业务需要原件审核、现场核验、多部门联动,在App上根本走不通流程。
于是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场景:App越做越好用,但你能用它办的事情越来越少;线下窗口越来越少,但需要到线下办的事情一点没少。
一位在窗口工作了12年的办事员说:“以前我们一天能办60个号,现在App分流走了40个,但剩下那20个全是复杂件,每个要填8张表、盖5个章。以前我还有时间解释政策,现在连抬头看他们一眼都顾不上。”
技术与场景的错位,是“让群众少跑腿”变成“给群众添堵”的第二条链路:能在线上办的都不是群众要办的,群众要办的一个都线上办不了。
三、数字鸿沟不只是“老年人学不会”
说到“添堵”,很多人会想到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
62岁的北京退休教师王秀兰告诉我,她花了三周时间学会了用“北京通”App查社保、挂专家号。“现在年轻人用的那些,我都会。”但上个月她去办理房产过户,App上显示“全流程网办”,她按步骤操作到第三步,系统弹窗提示:“您的业务需要人工核验,请携带相关材料到窗口办理。”
她举着手机愣在原地:“App上写着能办,窗口说办不了,那我学App干嘛?”
这不是“学不会”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App展示的是“理论上能办”,窗口告知的是“实际上能办”,两者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而鸿沟的成本被转嫁给了办事群众。
更隐蔽的是隐性门槛。比如,有些政务App需要人脸识别,但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变化较大,识别失败率是年轻人的3倍;有些需要上传电子材料,但老年人不知道去哪扫描、怎么压缩格式;有些需要在线签字,但签字插件在某些老年机上根本打不开。
这些门槛不会出现在App的推广文案里,只会在老人实际使用时报复性地出现。
**数字鸿沟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信息设计问题。**当一个系统默认所有用户都是“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时,它本质上不是在服务所有人,而是在筛选用户——把不会用、不能用的人无声地排除在外。
四、真正的病灶:形式主义考核正在反向伤害公共服务
回到开头那组数字:下载量1.2亿,有效业务办理量2.3%。如果把这组数字翻译成人话,就是:系统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开发、维护、推广),但只产生了预期的2.3%的效果。
剩下的97.7%去哪了?变成了一场自娱自乐的数据游戏。
这不是某个App的失败,这是整套评价体系的失败。当考核指标是“下载量”“注册量”“好评率”时,基层的应对策略一定是“刷数据”;当考核不看“实际办结率”“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时,技术越先进,数据越好看,群众越遭殃。
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早就被发现了。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文要求“纠正政务App过度留痕、强制推广等问题”,但从督查结果看,形式主义的惯性远比想象中顽固。
某市级政务服务管理局的负责人私下说了一句大实话:“上面要数据,我们就给数据。给不出数据,拨款没了,项目没了,面子也没了。群众骂几句,我们听得到,但考核表上看不到。”
这才是最深的那条链路:考核体系不关心结果,只关心可量化的过程指标;可量化的指标催生了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消耗了本该用于真实服务的资源;资源错配最终让最需要服务的群体承担了全部成本。
结尾
数字政务的方向是对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用技术手段简化流程、打破壁垒、提升效率,是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由之路。
但方向对不代表路径对。当“智慧政务”变成“数据工程”,当“群众少跑腿”变成“App多下载”,技术就从一个工具变成了一面旗帜——旗帜插在台上很好看,但旗帜下面的人,依然在填表、排队、等待。
督查组通报的最后一句话值得抄下来:“让群众少跑腿,关键不在于群众跑不跑,而在于腿能不能跑到终点。”
那么问题来了:你的城市,腿能跑到终点吗?
标签: 数字政务、形式主义、考核机制、公共服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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