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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索

这是科睿研究院第752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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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生态学始终是一门扎根自然、依托实地探索的学科。在大众认知和传统科研体系中,野外调查都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基础。科研人员需要深入森林、湿地、海洋、荒漠等各类自然场景,实地观测动植物生长状态、记录生态环境变化、采集样本数据,才能完成各项生态课题的研究工作。但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生态学研究正在发生一场颠覆性的变革。
如今越来越多生态领域的研究工作,不再需要科研人员奔赴野外实地调研。不少学者依托数字化标本资源、全域监测数据和AI算法模型,在室内就可以完成完整的科研项目,破解各类生态科学谜题。
《自然》期刊的一篇深度长文,聚焦这一行业变革现象,深入剖析了AI时代生态学脱离野外调查的科研新模式。这场技术变革为学科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极大拓宽了生态研究的边界和维度,同时也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业内诸多学者担忧,过度依赖室内数据分析,会让生态学研究逐渐脱离真实自然,埋下学科发展的深层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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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技术全面迭代,
室内生态学研究成为行业新主流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纯室内化的科研工作从概念探索逐步落地为行业常态。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博士Tadeo Ramirez-Parada的研究,就是这场科研变革的典型缩影。其博士阶段聚焦植物花期与全球变暖的关联研究,全程没有进行任何野外实地考察,没有接触过一片真实的植物花瓣,仅通过自主开发的机器学习算法,分析一百万份植物标本的文字信息,就成功破解了生态学领域的经典谜题,证实植物主要通过调整花期的方式适应全球气温升高,而非依靠自然选择完成环境适配。
这类零野外接触的科研模式,如今已经在生态学多个细分领域落地普及。支撑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全球生态数据体系的不断完善和AI技术的持续升级。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各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馆完成了超十亿件生物标本的数字化录入,大量标本同步配套完善的DNA信息记录,为室内研究提供了海量基础素材。同时,iNaturalist等专业平台汇聚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观测数据和科研记录,这些数据被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统一收录,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生态基础数据库。
除了静态标本和观测数据,各类智能化监测设备构建起了全天候、全覆盖的动态数据采集体系。相机陷阱、声学麦克风、动物追踪器、无人机、卫星遥感设备以及环境DNA采样器等设备,能够长期部署在各类自然场景中,实现不间断的数据采集。随着新能源和通信技术的升级,这类设备摆脱了电量和带宽的限制,可依托太阳能、风能长期自主运行,全天候传输生态监测数据,彻底打破了传统野外调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法国索邦大学海洋观测站的研究指出,生态领域已经逐步迈入群落全自动监测时代。
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让海量生态数据具备了高效利用的价值。当下的AI系统不仅可以精准识别各类生物物种,还能独立完成物种分布建模、生物谱系构建等复杂科研工作,生成式AI的发展,更是让生态过程模拟、物种环境响应预测等前沿研究成为可能。目前全球已有上百个实验室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生态保护的研究,多项技术已经落地应用。
欧洲CamAlien项目依托智能机器学习相机,搭载在汽车、船只、火车等移动载体上,实时拍摄沿线自然环境,通过AI算法快速识别外来入侵物种,将监测数据同步至全域在线地图,已有十六个欧洲国家投入试用。在昆虫生态研究领域,升级后的智能相机陷阱搭配AI技术,能够精准区分数千种昆虫,实现大范围昆虫种群动态监测,解决了传统研究中昆虫监测难度大、人力成本高的难题。
而TABMON声学监测项目,依靠野外麦克风设备采集全域声学信号,通过AI工具转化为标准化生物多样性指标,实现了对候鸟跨洲迁徙过程的全程监测,积累了大尺度、高精度的长期生态数据。智能化技术的全面落地,让室内生态研究的效率、规模和精度,远超传统野外调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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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多重因素叠加,
野外调研式微催生学科发展隐患
智能化技术为生态学研究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行业问题,那就是传统野外调查工作持续弱化,学界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经验消亡。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学者Kevin Gaston与东京大学学者曾我昌史的联合研究明确指出,当下生态学科研和教学工作中,野外实地调研的占比持续下降,直接影响了生态研究的深度和真实性,同时还造成科研人员与生态保护地社区的互动减少,不利于落地性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
过往科研数据统计能够直观体现这一行业变化,1980年至2014年的生态学研究数据分析显示,基于野外调查的科研成果占比下降百分之二十,而建模分析、大数据数据分析类研究的占比大幅上涨,增幅分别达到六百倍和八百倍。虽然该数据仅体现研究类型的相对占比变化,且统计周期截止到十多年前,但依然清晰反映出生态学研究室内化、数据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跨界研究者进入生态领域,这类科研人员具备扎实的计算机、工程学功底,却完全缺乏野外调研经验。计算生态学奠基人Tanya Berger-Wolf原本深耕理论计算机领域,转型生态研究后长期依托室内数据开展研究,始终没有参与野外调研。声学生态监测研究者Sarab Sethi出身工程学领域,初期完全依赖技术模型开展研究,对野外自然环境缺乏直观认知。
除了技术迭代的客观影响,系统性行业因素是野外调研逐渐边缘化的核心原因。在科研资助层面,目前学界没有明确的经费划分标准,但行业普遍存在野外调研经费缩减的趋势,长期野外生态研究的项目申报难度不断加大,很多深耕实地研究的学者难以获得持续的科研资金支持。在科研场景层面,多数科研机构选址在城市区域,大幅增加了野外调研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科研人员的个人生活需求、低碳科研的行业倡导、跨国实地调研的科研伦理争议等,都让越来越多学者主动放弃远距离、长期的野外调查工作。
学术职业发展的压力,是推动科研人员转向室内数据分析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依托现有大数据开展分析研究,周期短、成果产出快,更容易产出高影响力论文。而野外调研工作周期漫长、过程繁琐,数据采集和整理耗时久,最终产出的案例研究类成果,很难登上权威期刊,也不利于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和终身教职的获取。不少青年学者都会收到行业建议,不要将野外调查作为核心研究方向,这并非稳定的学术发展路径。业内学者直言,大数据分析类研究看似新颖亮眼,容易获得行业关注,但业内从业者大多清楚这类研究存在明显的短板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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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模式的转变,还催生了人工智能殖民主义的新问题。部分科研团队依托技术优势,远程采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数据,将数据传输至基础设施完善的实验室完成分析研究,全程不与当地科研团队、自然环境产生实地接触,不仅缺乏科研落地价值,还容易造成区域生态研究数据的片面利用,违背了生态保护与科研协作的初衷。多重问题叠加之下,生态学研究正在慢慢脱离真实的自然场景,学科发展的根基逐渐松动。
03
摒弃两极对立,
兼容并蓄成为学科发展新方向
面对生态学室内化发展引发的争议,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结论,也逐渐摒弃了完全依赖野外调研、或是完全依托室内数据的两极化认知,越来越多学者认可兼容并蓄的发展模式,认为专业化分工、复合型研究才是生态学未来的发展核心。
有学者对经验消亡的担忧提出了不同看法,巴西南马托格罗索联邦大学生态学家Rafael Guariento认为,室内化科研模式的普及,并非学科倒退,而是生态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任何成熟的学科都会出现专业化细分,随着生态学研究维度不断拓宽、研究内容愈发复杂,要求所有科研人员都全程参与野外调研,已经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不同学者聚焦不同研究模块,有人深耕实地调研积累一线经验,有人专注数据分析挖掘科研规律,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反而能推动学科全方位进步。
大量科研实践证明,纯室内数据分析的科研模式存在无法规避的短板,野外实地经验是AI和大数据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Sarab Sethi早期尝试脱离野外调研,依托整体声景模型推算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试图简化科研流程。但经过大量数据对比验证后发现,不同自然区域的生态声景特征存在极大差异,自动化监测数据必须经过实地校准和验证,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跳过野外验证环节的研究,结论会存在严重偏差。多年的野外工作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自然环境中存在大量未被记录、无法被机器捕捉的细微特征,这些细节是生态研究的关键依据,只有实地调研才能感知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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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深耕数据建模研究的Tanya Berger-Wolf,在亲身参与塞伦盖蒂草原野外调研后,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科研认知。她此前依托算法分析斑马种群的社会互动模式,基于海量数据搭建的理论模型,在实地场景中被证实存在大量漏洞。野外调研积累的直观经验,让她发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让她明确了野外经验对于数据分析的指导意义。此后她主动调整团队培养模式,要求团队所有成员参与野外生态课程,掌握基础的实地调研能力。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走出了两条模式融合的科研道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者Laura Pollock拥有丰富的沼泽、偏远山区野外调研经验,在感受到大数据技术的科研价值后,主动转型深耕数据建模领域,结合自身野外经验搭建生物多样性预测模型,让算法研究更贴合真实生态场景。法国学者Marc Besson更是做到了双向兼顾,在全面运用智能监测设备、AI分析技术开展研究的同时,始终保持固定的野外工作时长,依靠人工观测弥补机器监测的短板,实现技术优势与实地经验的互补融合。
行业共识逐渐清晰,生态学的未来不属于单一的野外调研模式,也不属于纯粹的室内数据分析模式,而是属于兼顾实地经验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科研模式。科研人员需要熟练运用智能化设备和大数据工具,提升生态研究的效率与广度,同时必须依托野外实地经验,完成数据校准、规律验证、细节挖掘等核心工作,弥补技术模型的固有缺陷。技术是科研的工具,野外实践是科研的根基,二者缺一不可。
生态学是一门直面自然、解读自然的学科,所有技术手段、数据模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精准、更全面地探索自然规律,解决真实的生态环境问题。AI技术的革新,为生态学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提供了强大助力,让人类能够站在更大尺度、更长周期观测生态变化。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机器可以记录数据,却无法感知自然的复杂肌理,算法可以推演规律,却无法替代实地调研的真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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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发展永远不能本末倒置。拒绝技术革新,生态学研究会陷入停滞落后,完全依赖技术脱离自然,生态学研究就会沦为脱离实际的数字游戏。经验消亡的警示,不是要否定技术进步,而是提醒整个行业,无论科研模式如何迭代,扎根自然、实地求真的科研内核永远不能改变。唯有让大数据AI技术与野外实地调研深度融合、相辅相成,生态学研究才能始终立足真实自然,在科技时代实现稳健、长远的发展。
Reference List
Ramirez-Parada, T. H. et al. Nature Ecol. Evol. 8, 467–476 (2024).
Besson, M. et al. Ecol. Lett. 25, 2753–2775 (2022).
Reynolds, S. A. et al. Trends Ecol. Evol. 40, 191–207 (2025).
Soga, M. & Gaston, K. J. Trends Ecol. Evol. 40, 212–215 (2025).
Ríos-Saldaña, C. A., Delibes-Mateos, M. & Ferreira, C. C. Glob. Ecol. Conserv. 14, e00389 (2018).
Rafiq, K. et al. Trends Ecol. Evol. 39, 1059–1062 (2024).
Sethi, S. S. et al. Nature Ecol. Evol. 7, 1373–137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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