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谱!律师用 AI 编造 “完美案例” 被写入判决书!法院明确:AI 工具不豁免专业责任.

生成式 AI 的普及，正在深刻改变法律行业的工作方式。法条检索、文书起草、类案检索等工作，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高效完成。但与此同时，“AI 幻觉” 带来的风险也逐渐蔓延至司法领域 —— 律师直接将 AI 生成的虚假案例作为参考依据提交法庭，已不再是个别现象。

2025年12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正式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成为全国首个规制 “AI 生成虚假案例” 的典型判例。该案明确划定了法律从业者使用 AI 工具的边界，也为所有律师敲响了警钟：技术可以辅助，但责任必须自负。

离谱案情：AI生成 “完美匹配” 案例，被法官一眼识破

（一）案件背景

这是一起由代持股引发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原告任某璐起诉被告曹某及北京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要求赔偿相关损失。由于原告诉讼请求所涉法律问题较为少见，承办法官在庭审中告知原告代理律师，可在庭审后提交补充代理意见及相关参考案例。

很快，法官收到了原告代理律师杨某邮寄的书面代理意见，其中附带了两个看似极具说服力的参考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 301 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12345 号

这两个案例的事实细节、法律争议焦点与裁判逻辑，与正在审理的案件高度契合，几乎是 “量身定制” 般完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法官助理初看时也十分惊讶：“这么冷门的诉求，居然能找到两个完全匹配的权威判例。”

（二）破绽暴露

但职业敏感让郑法官产生了怀疑。这两个案例的格式和行文风格，带有明显的早期AI 生成特征：表述过于规整、逻辑过于顺滑，却缺乏真实裁判文书常有的细节和瑕疵。

为核实案例真实性，法官通过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国裁判文书网等权威平台，对两个案号进行检索。结果令人震惊：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 301 号确实存在，但案件性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股权代持毫无关系；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 01 民终 12345 号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裁判观点与原告律师提交的内容完全相反。

（三）律师承认：案例由 AI 生成

在法官的当面质询下，原告代理律师杨某终于承认，这两个参考案例并非真实判例，而是她将本案的事实情节和争议焦点提炼为关键词，反复向某 AI 大模型提问后，由 AI 自动生成的。

杨某表示，自己看到 AI 生成的案例与本案高度匹配，便放松了警惕，没有进行任何核实，直接复制粘贴到了代理意见中提交给法院。她主观上并无伪造证据、误导法庭的故意，只是出于对 AI 工具的过度依赖，忽视了律师最基本的核验义务。

（四）法院处理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代理律师提交虚假案例的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和律师职业道德。但考虑到其主观恶意较小，情节轻微，未造成案件裁判错误等严重后果，最终未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而是将这一情节明确写入判决书，予以严肃批评：

“本院对此提出批评，希望原告代理人引以为戒，在向法院提交参考案例、法条时，应当进行检查和核验，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得放任人工智能模型生成或者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司法秩序。”

2025年4月1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定性：提交虚假案例，不是 “伪造证据” 但仍需担责

本案中，法院并未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 “伪造证据” 的规定对律师进行处罚，这一裁判尺度引发了广泛关注。其核心原因在于，参考案例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诉辩意见范畴，而非民事诉讼证据。

（一）参考案例≠民事诉讼证据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的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而律师提交的参考案例，本质上是为了论证己方观点的法律分析材料，其作用是辅助法官理解法律适用、统一裁判尺度，并非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因此，提交虚假参考案例的行为，不符合 “伪造、毁灭重要证据” 的构成要件。

（二）违反的核心法律原则：诉讼诚信原则

虽然不构成伪造证据，但该行为仍然具有明确的违法性，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诉讼诚信原则要求所有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诚实守信，如实陈述事实、提交真实材料。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从业者，更应当恪守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执业准则，对提交法院的所有材料负有真实性保证义务。

（三）不同情节的法律后果梯度

结合本案及司法实践，对于提交 AI 生成虚假材料的行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梯度化的处理方式：

情节轻微：主观无恶意，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批评教育、在判决书中训诫（如本案）；
情节较重：多次提交虚假材料、故意误导法庭、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的，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予以罚款、拘留；
情节特别严重：利用 AI 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构成虚假诉讼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更严峻的风险：AI 伪造证据已进入司法实践

比提交虚假参考案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证据的行为已经出现，且手段越来越隐蔽。

2024 年，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水电费金额，向法院提交了一张水电表读数的照片作为证据。法官在审查时发现，照片角落带有明显的“AI 生成” 水印。

经质询，原告承认该照片是其使用 AI 绘画工具生成的，目的是为了夸大自己的损失。法院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诉讼诚信原则，妨害了民事诉讼秩序，依法对其予以当庭训诫。

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伪造证据与提交虚假参考案例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

伪造证据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明确规制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法院可直接予以罚款、拘留；

若伪造证据的目的是为了提起虚假诉讼，骗取法院裁判文书，则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虚假诉讼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全球共识：AI 工具不豁免律师的专业责任

AI 生成虚假材料干扰司法秩序，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2025 年，英国高等法院合并审理的 Ayinde 诉伦敦哈林盖区、Al-Haroun 诉卡塔尔国家银行两案，同样聚焦于律师不当使用 AI 的法律责任问题，其裁判规则与我国通州法院的判决高度一致。

（一）英国两案核心裁判观点

英国高等法院在判决中明确了三项核心原则：

律师对提交法院的所有材料负有最终责任：无论使用何种工具，律师都必须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独立核查，AI 工具的局限性不能成为豁免专业责任的理由；
未核实 AI 生成内容构成专业失职：律师未对 AI 生成的案例、引注进行核实，即提交法院的行为，违反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构成专业失职，将面临行业纪律处分；
律师事务所负有监管义务：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 AI 使用管理制度，对下属律师使用 AI 工具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核，否则将承担监管疏漏的责任。

（二）全球法律行业的共同应对

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律师协会都已发布指引，明确要求律师在使用 AI 工具时：

必须对 AI 生成的所有内容进行人工核验；

应当向法院和对方当事人披露 AI 工具的使用情况；

不得将 AI 生成的虚假材料作为证据或参考依据提交。

律师使用 AI 的正确边界：工具辅助，人工主导

生成式 AI 无疑是法律行业的生产力工具，能够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但所有便利都必须建立在 “人工主导、全程核验、责任自负” 的基础之上。结合本案及全球监管规则，律师使用 AI 工具应当守住以下三条边界：

（一）AI 只能做 “辅助者”，不能做 “决策者”

AI 可以用于：

快速检索法条、整理裁判观点；

生成法律文书初稿、梳理案件争议焦点；

辅助进行法律分析、提供诉讼策略参考。

但 AI 绝对不能替代律师的专业判断，更不能未经核实直接输出最终成果。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必须经过律师的逐字审核、修改和确认。

（二）所有引用必须溯源核验

对于 AI 生成的案例、法条、学术观点等引用内容，必须通过人民法院案例库、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权威平台进行溯源核验，确保真实准确。严禁直接复制粘贴 AI 生成的案例、引注，更不能编造不存在的判例。

（三）主动披露 AI 使用情况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强制要求披露 AI 使用情况，但从职业伦理和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建议律师在提交的法律文书中，主动说明 AI 工具的使用范围和程度。这既是对法庭的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阿庭观点

通州法院的这起案例，是人工智能时代司法裁判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以最温和的方式，传递了最明确的信号：法庭的庄严与法律的权威，永远建立在真实之上。

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技术的使用者必须守住底线。对律师而言，AI 是笔，不是脑；是工具，不是替身。当事人委托律师，是基于对其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信任，而不是对一个算法模型的信任。如果律师为了图省事，将最核心的法律判断和事实核验工作交给 AI，不仅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也违背了法律职业的初心。

对司法机关而言，面对 AI 带来的新挑战，应当加快完善相关规则，明确不同行为的法律边界，建立健全 AI 生成材料的审查机制。同时，法律行业协会也应当加强对律师的 AI 素养培训，引导行业正确、合规地使用 AI 技术。

最后，提醒所有法律同行：在法庭之上，每一个案例、每一条法条、每一个事实，都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乎司法公正的实现。心存敬畏、坚守真实，是我们永远不能逾越的底线。

本文为法律实务分析，不构成针对个案的法律意见。如遇相关法律问题，建议咨询专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