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做Claude这个AI的公司——前段时间发布了一份就业影响研究报告。他们把美国800多个职业的任务清单，和Claude真实后台使用数据做了交叉比对，提出了“实际暴露度”（Observed Exposure）这个概念，用来衡量AI在现实中真正覆盖了多少工作任务。

结果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张关于AI替代率的图，本身就有点幻觉的味道——理论预测和现实情况之间，差距大得惊人。

图：各行业AI理论可替代任务比例（蓝色）vs 当前实际AI覆盖率（红色）数据来源：Anthropic Economic Index，2026年3月

看这张图，蓝色是AI理论上能覆盖的工作任务比例，红色是现实中AI实际被使用的比例。两个圈之间的落差，像极了AI自己产生幻觉时的状态——想象中无所不能，现实里大打折扣。

以计算机和数学类岗位为例，理论上AI能覆盖其中94%的任务，但现实中的实际覆盖率只有33%，差了整整六十个百分点。法律行业在图中所有方向里，是蓝红差距最显著的几个之一——蓝色圈伸出去很远，红色圈几乎缩在圆心附近，两者相差数倍。

原因是什么？监管约束、信任门槛、必须的人工验证、系统对接壁垒……这些在理论模型里是隐形的，但在现实里是一道道真实的墙。法院不接受AI署名，客户不会把官司全交给一个没有执照的程序，监管不允许AI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理论能做”和“被允许做、被接受做、被信任做”之间，在法律行业的距离，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大。

同一份报告还有一个细节：法律领域的AI使用，有57%属于“增强型”——AI配合人类做事，不是替代人类。自动化替代只占43%。

数据说得很清楚：在法律行业，AI更像一个助手，不是替代品。那个“淘汰80%”的判断，本身才是真正的幻觉。

澄清幻觉，不等于说AI没在改变什么。有三件事正在真实发生，不能不看。

第一，初级工作在收缩。

Anthropic的报告追踪了ChatGPT发布之后的就业数据。高暴露度职业的整体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老员工没有被大批开除。但22到25岁年轻人在这些岗位的入职率，下降了14%。

不是裁员，是不招人了。

以前需要初级律师做的事——合同逐条审查、尽调清单核查、基础法规比对——AI可以做。老员工借助AI可以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那为什么还要招一个需要培训、经验不足的新人？新人的入门台阶，正在被悄悄撤掉。这对年轻律师来说，是现实的压力，不是将来可能。

第二，AI省出来的时间，未必能接更多案子。

有人说，用AI效率高了，就能多接业务——这也是一种幻觉。法律市场的容量是有边界的，案源不会因为你效率高了就自动变多。省出来的时间，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多了空间，可以做更少但更好的事，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一个复杂案件上，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当然，也有律师借助新媒体和内容运营拓展影响力，顺带接进一些新业务。这个路径是真实的，但需要时间积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也不是AI省出来的时间就能直接兑换成案件量。

第三，客户的预期在变。

现在的客户，尤其是企业法务，开始问律师：你们有没有用AI工具？合同批量审查怎么做？尽调流程有没有优化过？这不再只是加分项，慢慢变成基础项。

这种变化已经在选所决策上有所体现。部分企业客户在委托外部律所时，会主动询问AI工具的配置和工作流程。同等专业水平下，一家律所能以更低时间成本交付合同审查结果，另一家仍靠纯人工逐条阅读，客户感受到的差距会非常直接。

有一类业务，最能把AI幻觉的后果说清楚——企业出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厂，做绿地投资，进入东南亚、中东、非洲、中亚市场。这类业务法律需求真实，市场在增长，不少律师开始盯上这个方向。

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幻觉：有了AI，出海业务不难做。检索一下当地法律，翻译一下合同，做个“出海某某国家100问”，好像都能搞定。

这个判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AI检索到的，只是网上有的那部分。而大量“一带一路”国家的关键信息，根本不在互联网上。

以东南亚某些国家为例，土地使用权的实际审批流程，和官方网站写的完全不同。政府部门的实际权力结构，和法律条文的规定有相当距离。劳动关系的处理惯例，需要靠在地经验才能了解，不是靠检索能拿到的。更不用说中亚、非洲部分国家，法规更新缓慢、执行标准因地区因官员而异，互联网上能查到的资料，极有可能是过时的、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

网上没有的那部分——当地官员的办事习惯、行业协会的实际影响力、上下游供应链的可靠性、劳工关系的敏感节点——AI一个字都检索不到。而这些，恰恰是绿地投资能不能落地的核心变量。

一个企业去东南亚建厂，拿到营业执照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和当地政府部门建立实质性关系，确保项目推进中的行政配合；处理好与本地合作方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安排，防范事后纠纷；对接好上游原材料供应链；管理好本地雇员关系，避免因劳工问题引发停工；在出现争议时，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途径——不一定是法院，很多时候是协商，是当地合作方从中斡旋。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靠AI检索能搞定的。

能帮企业做好出海法律服务的律师，是那些真正在当地有积累的人：做过项目，打过交道，踩过坑，和当地律所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理解当地商业文化。这种积累，不是用AI能替代的。

这不是说出海业务不值得做——相反，这恰恰是一个AI很难侵入、专业壁垒真实存在的方向。但入门的成本是在地经验，不是工具熟练度。

幻觉的代价是具体的。企业因为一份基于过时或错误信息出具的法律意见贸然进入某个市场，等到项目推进卡壳、合同纠纷爆发，才发现当初拿到的“合规建议”根本不反映那个市场的真实运作方式。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只是通常不会被外界知道。用AI做了一堆基于错误信息的法律意见，对客户是真实的伤害，对律师的职业信誉也是真实的风险。

华商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上走得相对扎实。

2022年，在首席合伙人高树主任的战略引领下，华商执委会全面启动数智化转型升级工作。2023年4月，华商内部上线了i华商系统，实现人员、业务、财务全链条打通。这套系统不是为了追AI的热点，是为了解决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一个拥有3000余名专业人员、65家以上分支机构、覆盖境内外的大所，怎么让日常运作不乱、信息不孤立、协作不脱节。

系统做的事情，用一句话概括：让行业规范、律所规则、工作流程，有一个真正落地的载体，而不是停留在制度文件里。案件从进所到结案，各个节点有记录，财务数据实时可查，跨分所协作有平台支撑。数字大屏把全所的业务动态、分支机构分布、总分所合作数据实时呈现，管理层对全所运营状态的掌握，从靠开会靠报告，变成靠数据看板。

对律师来说，日常感受到的变化很具体：跨分所合作不用再靠微信群传文件；一个案件的推进进度，不用每次都找合伙人问；合同审查的初稿，不用从零开始写。这些细碎但耗时的事被系统吸收掉，律师的注意力才能真正留给需要判断力的工作。

在AI工具层面，华商完成了AI本地化部署，融合了DeepSeek R1和法律垂域大模型的AlphaGPT按照华商现有工作流程定制，涵盖智能法律检索、合同审查、文书写作等日常工具，且数据在律所的服务器存储，最大限度保障数据安全。

这套系统的逻辑，和破除幻觉的方向是一致的：好的工具，应该让工作流程更简单，让律师少花时间在重复的事上，而不是把一套东西搞得玄之又玄，变成少数人的专属。工具为人服务。不是反过来。

还有一种幻觉值得点一下：觉得自己用上了AI、站在了什么高地上，觉得不用AI的人迟早被淘汰。

技术演进的方向，从来都是让门槛越来越低，让会用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早期的AI绘图，要学提示词，要懂参数，要反复调试。现在呢？描述一下你想要什么，它就画出来了。早期用AI做法律检索，要懂怎么搭系统、怎么写指令。现在呢？登录进去，上传材料，结果直接出来。再往后，可能连上传这个动作都省了。

Anthropic的报告里有一个细节：使用Claude超过六个月的老用户，任务完成率比新用户高约10%。同样是用AI，熟练的人确实用得更好。但这个差距，会随着工具越来越好用而持续收窄。你今天比别人熟悉某个工具，是暂时的优势，不是永久的壁垒。

就像今天没有人把“会用搜索引擎”写进简历一样，“会用AI”这件事本身，将来也不会是任何人的竞争优势。把“会用AI”当成护城河，是另一种幻觉。

技术把所有人的基础能力拉到及格线以上之后，专业竞争重新开始——而且这场竞争，比以前更直接，更没有地方藏。

以前，一个律师可以靠检索能力强、文书写得快、记忆力好在市场上立足。这些能力，AI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快更准。

以后，剩下的差距只有那些工具真正替代不了的东西：

— 对案件全局的判断力，知道什么重要，什么可以放一放

— 对客户处境的真实理解，能在法律之外看到他真正的问题

— 在不确定性里替人承担后果的勇气和经验

— 在复杂多方关系里推动事情落地的能力

— 被客户长期信任的那种积累

这些东西，不是靠学会哪个工具能买到的。

用一句话说：将来被淘汰的律师，不是因为当年没学会某个AI软件，而是因为当AI把所有基础活都包了之后，他依然拿不出超越工具的东西。

AI有幻觉，需要人来校正。

人对AI的幻觉，同样需要校正。

不焦虑，也不必回避。有机会接触这些工具，就用用，能省时间是真的。但把时间省出来之后，用在哪里，比省时间这件事本身更重要。

把那些只有人才能做的事做得更好——这才是AI时代律师真正的课题。

专业没有变。变的只是工具。

华商信息技术中心

深度参与和推动华商数智化转型，自 2022 年起落地建设“i 华商” 一体化数智平台，以技术赋能业务、数据驱动管理，服务律所规模化、一体化、专业化、国际化战略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