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威尔逊喝酒的方式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他会在吧台同时摆上六个酒杯，全都满上，一气饮完，继续满上。威尔逊酒风之生猛，和他文字的纵横捭阖很像，在他笔下，文学从来不是某个象牙塔里的精雕细琢，“作家是在特定时期与真实世界打交道的真实人物”。于是，讨论威尔逊的作品，应该要在一个真实世界中与真实的读者面对面。2026 年五月里的某一天，一位教翻译和外国文学的中国教授，名叫李小均，他在两年前翻译了埃德蒙·威尔逊的《三重思想家》，但是现在他正坐在厦门市的一家书店，面前坐着十几位读者，几乎没人听说过埃德蒙·威尔逊（尽管威尔逊通常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即将跟这些读者介绍威尔逊其人，《三重思想家》其书。说到威尔逊和纳博科夫的“相爱相杀”，主持人举了这两个人评价福楼拜的例子。首先，威尔逊和纳博科夫都认为福楼拜是极其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威尔逊认为“福楼拜胜过他那些同辈，恰是由于他真正关心人类命运这样的大问题。”关于福楼拜的文学观，威尔逊表示，“针对泰纳和圣伯夫的思想，福楼拜逐渐反对他们过于关注文学的社会批判，牺牲了文学的其他价值；但他自己似乎总是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人物。”而对于福楼拜以《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为代表的描写其当代生活的作品，威尔逊说，“在福楼拜描写的现代生活图景中，有着复杂的价值观和对社会进程的分析；我认为，福楼拜作品中这些社会分析一直遭到忽视，导致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情感教育》被大大低估。”而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中表示，“所以，说福楼拜式的社会影响了福楼拜式的人物，就是在作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小说中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福楼拜的头脑中，不管最初那微小的动因是什么，也不管当时法国的社会环境或是福楼拜心目中的法国社会环境究竟如何。……福楼拜的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简直就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学观。听完主持人介绍，李小均伸出双手做怀抱状，打算调和威尔逊和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大家看，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代表两种文学观的位置，左手是完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右手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文学观，纳博科夫可能更靠近我的左手边，威尔逊更靠近右手，但是更左边还有更唯美主张生活模仿艺术的奥斯卡·王尔德，而更右边还有更强调文学家直接对政治表态和强烈介入社会的萨特，而在这样一个连续的光谱中，威尔逊和纳博科夫也只是光谱中的一份子。”活动结束后，一位读者说，小均老师对“不同文学观”之调和的讲解特别清晰，而且他提醒了我们，其实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真的需要选定任何一种文学观，我们只要了解不同的作家大概处在光谱的什么位置，然后去欣赏不同光谱的作家的作品就好了。光谱上的任何位置都会有优秀的文学和劣质的文学，重要的不是光谱的位置，而是文学的品质。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到翻译策略的问题，想知道小均老师作为译者在翻译实践时如何取舍。李小均再次请出他双手之间的那条光谱，“对于翻译，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比如我左手的位置代表译者存在感特别强的那类翻译，例如把《洛丽塔》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林纾用桐城古文翻译《茶花女》和狄更斯的小说，严复用先秦古文翻译《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但是也有那种希望自己完全透明化的译者，最好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作者本人，而不感到译者的存在。我个人是希望做透明型的译者，但这是不同译者的选择，跟译者的能力、风格、目的都有关系。即使我是透明型的，但我在具体翻译不同作品和同一个作品的不同部分的时候，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微调。所以翻译观同样是一条连续的光谱。”就像威尔逊，“从不教条地应用任何主义”。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身前的一本书和一个纸杯来指代译者与原作的关系，说到译者存在感强的时候，他把纸杯举得老高，然后低低放置书本，说到自己的隐身型翻译风格，他把书本举高，然后把纸杯放到桌子下面藏起来。看得出李小均是一个习惯把自己藏起来的译者，他几乎不写译者前言和后记，即使是翻译很重要的作品，比如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不过另一方面，他此刻正在“手舞足蹈”般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观点，真正面向读者交流的时候，他特别赤诚，且微微兴奋。签售开始，一位读者一手扶着签售的长木桌，另一只手摸着《三重思想家》的蓝色封皮，犹豫要不要买，“我没看过他评论的那些作品可以看吗？”，主持人在一旁立刻回应（疯狂推销）：“就算你没看过福楼拜的书，你肯定也知道爱玛是个多情的女人，这不就够了吗？而且威尔逊写东西是非常清晰的，他不会跟我似的说很多听起来很复杂的大名字，什么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威尔逊总是直接把他想要引用的具体观点直接重述一遍，特别普通读者友好的一位写作者，毕竟他当年就是在媒体上面对大众写作的。”“那我很怕我没看过这些作品之前先看了威尔逊的评论，就剧透了。”“任何一部经不起剧透的作品都不配被称为经典。因为经典作品必然是经得起一再重读的作品，即使熟悉了里面所有的故事，重读的时候还是可以给人带来愉悦和感动。去年有一本哈罗德·布鲁姆晚年写的书翻译了，叫《生命灿烂之书》，他写自己在 87 岁重读那些年少时带给他感动的文学经典，福楼拜、托尔斯泰、哈代……，他写的就是重读这些书带给他同样的感动甚至是更多的感动。这就是文学经典的力量所在。”另外一个正在排队等待签售的读者听了这段话也在眼眸黑亮地点着头。活动后，主持人带李小均去附近酒吧喝一杯，毕竟十六年没来厦门了，下次再来，不知何时。一家厦门本地精酿酒吧，沓精酿。刚坐上车，主持人扫了一眼手机的消息，侧身问副驾上的李小均：“刚刚有个读者让你推荐一个作者，她说没听清楚，是董桥吗？”“对，就是董桥。他九几年出版的一本董桥文录，是我觉得对我比较重要的一本书。”在吧台坐下，「沓」的小猪给李小均倒了一点上世纪七十年代装瓶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子看着破破的，一杯贵州当地自酿的野菌发酵啤酒，一杯来自美国工厂的波特，最后又倒了一个艾雷岛的乐加维林岛节版本威士忌。四个杯子一字排开，相比威尔逊的一次六杯，还差两杯。说起自己的翻译工作，李小均脱口而出：“我已经想好了，如果 AI 替代了我的工作，我就去喝酒。”是啊，AI 那么擅长干活那么喜欢干活那就让 ta 去干好呀了。而人，喝酒，聊天，阅读，谈论“沉默之声”。可是明明一个小时前，李小均还在书店动情地分享他翻译的《三重思想家》中的片段：
夜雨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