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工业软件公司100》的第17篇。每期一家，摸清工业软件家底。昨天我们聊了Altium，那个让中国每个电子系学生都会画板子的南半球独狼。今天这位，画风完全不同——如果说Altium是PCB设计圈的“国民软件”，那今天这位就是芯片设计圈的“铁血霸主”。在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这个圈子里，Cadence 和老对手 Synopsys、 原 Mentor Graphics（现西门子 EDA）并称 “三巨头”。但在市场份额上，Cadence常年稳坐数字后端和定制电路设计的头把交椅。你现在手机里那颗芯片，很可能就是用Cadence的工具设计的。它和一家叫Avanti的公司打了一场长达五年的官司。一场商业战争，打到有人坐牢——这在工业软件史上，绝无仅有。Cadence有两个“父亲”：SDA Systems和ECAD。1982年，一个叫黄炎松的台湾工程师，在美国经历了一件糟心事——他被裁员了。黄炎松是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物理系毕业，后来到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念完电机博士。毕业后的他在一家叫Gould的公司做设计工作，结果公司不景气，他被解聘了。这名字有点意思——CAD通常是“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黄炎松后来曾幽默地调侃，这个“C”也可以解读为“Chinese”——“中国人辅助设计”。ECAD最早的产品，叫Dracula——没错，就是德古拉伯爵的那个“Dracula”。Dracula是一个物理验证工具，用来检查芯片版图是否违反了设计规则。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刚需”。Dracula因为速度快、精度高，很快成了行业标杆。Jim Solomon，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芯片设计总监，辞职创办了SDA（Solomon Design Automation）。SDA的商业模式很有意思：一半资金来自风投，另一半来自四家半导体公司——这些公司投资的条件是，可以派两个工程师到SDA工作，并获得软件的使用权。在那个EDA行业还没有成型的年代，这种“以投资换技术”的模式，让SDA活了下来。SDA也准备上市，但遇到了“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一天暴跌22%，是美股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SDA的IPO被直接取消了。眼看上市无望，SDA的管理层想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和ECAD合并。1988年6月1日，两家公司正式合并，更名为Cadence Design Systems。合并后的新公司，第一任CEO叫Joe Costello。他当时只有35岁。二、封神：Joe Costello和他的“十年十倍”一个差点成为物理学家的耶鲁本科生，一个为了女朋友转到伯克利、又放弃博士学位去打工的“不务正业”者。他在National Semiconductor做暑期工时，做的活是“端盘子洗碟子”。但他的老板Jim Solomon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是我见过最不寻常的人。他吸收知识、找到应用的速度，比我见过的任何都快。”Solomon创办SDA后，一直想把Costello挖过来。一年后，他终于成功了。Costello加入SDA，最初的工作是——写文档。但Costello没有抱怨。他干完文档，开始改菜单、做产品定义、跑客户。1986年，他成为SDA的总裁。1988年，35岁的Costello成为合并后Cadence的CEO。从1988年到1997年，他把Cadence的年收入从1000万美元做到了超过10亿美元——约一百倍。第一，疯狂收购。 Cadence在1989年收购Tangent Systems，拿到了布局布线工具；1990年收购Gateway Design Automation，拿到了Verilog语言（后来成为数字设计的事实标准）；1991年收购Valid，一脚踏进了PCB设计市场第二，客户至上。 Costello有一个著名的信条：“尽可能贴近客户。”他会亲自走访客户，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让工程师们写出客户真正需要的东西。Costello将EDA从“卖工具”转向“卖解决方案和深度服务”，并建立了强大的客户支持体系。在Costello的领导下，Cadence迅速成为EDA行业的“老大”。1992-1993年间，EDA市场格局已经清晰：Synopsys垄断前端设计（逻辑综合），约占六成市场；Cadence垄断后端设计（布局布线）和验证，约占八成市场。但Costello不知道的是，一场“内战”正在酝酿。1991年初，一个叫Stephen Tzyh-Li Wuu（史帝芬·伍）的工程师，从Cadence辞职了。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廖育曾、卓艾克、蔡麦克——四个中国人。他们离开Cadence后，创办了一家叫ArcSys的公司，专门做芯片布局和布线——这正是Cadence的核心业务。四年后的1995年11月，ArcSys 与ICCAD 公司合并，更名为Avanti——意大利语里的“前进”。这个人，曾是美国海军水面作战中心的核能工程师，曾在Cadence担任芯片设计部总经理。他是怎么从Cadence跳到Avanti的？这里有个戏剧性的情节。1994年，徐建国和Cadence的另一位高管James Solomon发生冲突，两人为工程师的汇报归属争执不下。最后，CEO Costello站在了Solomon一边。Avanti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给了徐建国55万股股票，每股面值三毛钱。三年后，这些股票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更让Cadence愤怒的是：Avanti答应在1994年内不挖Cadence的墙角，但当1995年1月刚过，就有9名工程师从Cadence跳槽到Avanti。Cadence怀疑，Avanti不仅在挖人，还在偷技术。1994年9月，Cadence的一位资深工程师井草（Mitsuru "Mitch" Igusa）辞职了。Costello亲自挽留，许以高薪，但井草去意已决。井草负责开发一项叫QPlace的新布局技术——这是Cadence用来打败Avanti的“秘密武器”。他是这个技术的软件架构设计者，知道每一个细节。井草离开后，Cadence的IT人员对井草用过的工作站进行了全面的电子取证。井草在离开后加入了与 Avanti 相关的前身公司。这不是“一不小心”。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商业间谍。有了这次的经验，Cadence开始系统性地监控离职员工的工作站。1995年初，另一个离职员工Chih-Liang "Eric" Cheng被发现打包了一个叫“byebye.tar”的文件，里面包括最新版QPlace的完整源代码。Avanti一边打官司，一边用“洁净室”策略重写代码——让一群没看过Cadence源代码的工程师，从头写一套新的布局布线算法。他们称之为“银河”和“阿波罗”（Milkyway，Apollo）。- 2001年，Avanti 就刑事指控认罪，被罚 1.95亿美元（当时硅谷最大的商业秘密刑事罚单）；同时，另向 Cadence 支付 2.65亿美元 民事和解金
- Avanti的CEO徐建国没有在处罚名单里——法庭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违法。
Avanti元气大伤。2001年12月，它被Synopsys以7.8亿美元收购。Cadence用一纸诉状，把一个竞争对手“物理消灭”了。这是EDA行业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战。此后二十多年，再也没人敢打Cadence核心技术的主意。1997年，Joe Costello离开了Cadence。他说，与Avanti的战争“让他恶心”。他离开后的目标是：用科技彻底改变教育。1998年，收购OrCAD，拿下PCB设计工具最大的客户群。OrCAD这个名字，搞过电路设计的人都熟悉——它的原理图工具，是全球工程师的“入门标配”。1999年，收购Quickturn，进入硬件仿真市场。2013年，收购Tensilica，进入处理器IP市场。Tensilica的可配置处理器IP，后来被广泛用于音频、视觉、基带、物联网等场景。2015年，推出Palladium Z1，进入“数据中心级仿真”新时代。2017年，推出Pegasus验证系统，完成了数字设计工具的全线翻新。2020年以后，Cadence提出了一个新战略：“智能系统设计”（Intelligent System Design）。Cadence的解释是：公司的业务，从“帮客户设计芯片”升级为“帮客户设计整个系统”——包括芯片、封装、电路板、乃至整机。为了实现这个战略，Cadence这几年一直在“买买买”：- 收购Numeca，拿到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工具
- 收购Integrand Software，拿到电磁仿真工具
- 2025年4月，宣布收购Arm的Artisan基础IP业务
Cadence已经不再是“那个做后端EDA的公司”了。它是一个横跨芯片设计、系统仿真、电磁分析、IP授权的超级平台。六、Cadence在中国：从人民大会堂到“西电实验室”1994年，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活动，宣布正式进入中国。一个EDA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这排面，至今没有第二家。2008年，Cadence将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上海、深圳设有分公司和研发中心。中国区员工超过800人。但Cadence在中国最“硬核”的事情，不是卖软件，而是培养人才。它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培养集成电路人才，设立“Cadence电磁场和高速电路学术论文奖”。2023年5月，西电-Cadence EDA联合实验室设立。你还记得之前Altium那篇说的“从学校渗透职场”策略吗？Cadence在中国也玩这一套。只不过它的用户更“硬核”——不是本科生，而是研究生和科研人员。Cadence的定制电路设计工具Virtuoso、数模混合仿真工具Spectre，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几乎是“标准配置”。一个搞模拟芯片设计的研究生，不会用Virtuoso，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学过这个方向。Cadence在中国有一位深耕多年的关键人物——刘国军。刘国军于1997年加入Cadence，在Cadence工作长达18年，担任Cadence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他带领团队深耕中国市场，一家一家地跑客户、跑政府、跑高校，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从萌芽到壮大的全过程。十几年后，Cadence在中国的业务已经覆盖了从芯片设计、验证到PCB设计的全流程。华为的海思、中兴的微电子、中芯国际的制造……几乎每一个中国半导体大厂，都是Cadence的客户。2020年，美国对华为实施芯片禁令，Cadence 被迫暂停了对华为的软件更新和技术支持服务，合作关系降至冰点。有人说，这是Cadence在中国市场的“至暗时刻”。但也有人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大潮，正是从这一刻真正开始的。今天我们聊了Cadence，那个把对手送进监狱、自己登顶EDA的铁血霸主。在商场上，有时候“打官司”比“打价格战”更有效。但能用技术赢的，别用拳头。这家公司和Cadence是“死对头”——EDA行业的另一个巨头。1986年，一个叫Aart de Geus的工程师，在通用电气工作时写了一个逻辑综合程序。他觉得这东西有搞头，但GE不想做。于是他带着GE的投资，出来创业。这家公司叫Synopsys。
后来，Synopsys成了全球EDA行业的老大——比Cadence还大。
再后来，2024年，它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宣布以350亿美元收购Ansys。这笔交易在2025年7月正式完成，Synopsys由此将业务从芯片设计扩展到系统级仿真，总可寻址市场扩大至310亿美元。2026年3月，Synopsys已在硅谷举行技术大会，发布了收购后首波整合产品——“Multiphysics Fusion technology”本文参考了官网公开资料、历年财报、行业媒体（如Engineering.com、DEVELOP3D）报道及科技博客分析。部分数据和表述基于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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