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宛署杂记二十卷，明朝人沈榜编辑，一五九三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出版。它记载明代北京各方面的情况——尤其偏重于经济，是一部研究明代北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风俗掌故比较罕见的参考资料。
作者沈榜，湖广临湘人，由举人历任内乡、东明、上元三县知县，万历十八年，升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吴楚材在后序里说，沈榜“负经济略……迄今邅漫，靡所成名”，认为他是有才干的。这本书中曾详细记载沈榜上任初期，就捕获假造税契的，追出税银五千多两。可以看出，沈榜是有一套统治、搜刮经验的，所以后来升任户部主事。从这本书沈榜许多论述来看，由于他看到政事日非，“公私困惫之极”，所以他希望皇帝从现实出发，不要盘剥得太厉害了，以免维持不下去。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看到沈榜只是想通过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腐朽的统治。
万历年间，明朝皇帝、贵族等封建统治者更加奢侈腐化了，他们疯狂地追求土地、金钱和财货。明代北京辖有大兴、宛平两县，宛平辖区在北京城西边（从正阳门棋盘街以西直到西山一带），是皇帝和封建中央统治机构所在地，所以横征暴敛，掠夺剥削特别厉害。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正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的“经费”，记录了宛平所担当的坛庙、陵园、行幸、宫禁、各衙门、考试等经费，长达四、五万字，详细地记载了勒索物品的名称、数量、需款数，巨细不遗，如祭祀太庙得用那么多的食品、货物（一〇八—一一四页），如内府喂猫用肉七百二十斤（一〇四页），如上昭陵墓一次用女轿夫一千六百名（男轿夫除外），吃的，用的，花销的，连篇累牍，真是没完没了！奢侈繁汰，无以复加！这些货物、银两，都要宛平（有时包括大兴）人民来担负，这是多么沉重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啊！
这本书从第六卷到第十三卷，也无一不是记述封建统治者的勒索掠夺，要钱派差。“地亩”、“人丁”、“徭赋”、“力役”、“黄垡仓”、“宫庄”、“马政”、“奶口”、“税契”、“铺行”等等都详细记述了各种各样勒索剥削的名目、方式等等。哪个人租多少地，哪个人交多少税，哪个人当什么差，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很明显，它是明代万历年间宛平县办差的记录，剥削的账本。这种官文书，这种详细的剥削账，以书籍形式公开出版，还是很少见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万历年间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首先，土地日益兼并集中了。“地亩”章内有这样的话：
“嘉、隆前，地亩无可考。嘉靖末年，官民田地共三千四百贰拾柒顷……万历贰拾年，征粮地贰仟捌百陆拾伍顷……乃嘉、隆至今，曾几何时，宛地遽少额陆百馀顷……。”（四四——四五页）
由嘉靖末年到万历二十年，仅仅二十多年，仅仅宛平一地，田亩额数就少了六百馀顷，正是由于皇室贵戚的赐田占地，土地大量兼并，使得农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在宛平县内，这种土地大量兼并，明朝从成祖时就开始了。朱棣命令从征军人，在宛平黄垡一带从事耕种，作为皇帝的私田，建立了黄垡仓，叫做“皇庄”（五三页）。后来又把兼并田地的租额，直接由皇家慈庆、慈宁、乾清等宫使用，叫作“宫庄”（六十页）。除了皇宫、勋戚、贵族、宦官以外，寺院田地也日益增多，明代皇戚宦官最喜欢建立寺庙，“如宛平一县，版图仅五十里，而二氏之居，已五百七十余所”（二〇七页），寺院也占了大量田地，所以沈榜曾感叹：“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赐地。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中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三三页）可以看出田地日益兼并，农民几乎没有耕地的严重情况。
另外，我们看到城内商户铺行承担的繁重。明代北京铺行的制度是把商民编排成行户，叫他们支应政府，出力当差，后来改成纳钱钞解交内府支用，内府需索物品时候，再行召商买办，剥削已经不轻，但是遇到公家需用物品时，只发给很少的钱。这本书记载明朝皇室和中央统治机构贪婪无厌的诛求，像前面所说长达四、五万字的勒索物品和需款数，大半由宛平和大兴县的铺行来承担，由铺税银支付。由此可见，明封建统治者对城市商业的剥削又达到如何沉重的地步。
还有，这本书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危机，如沈榜上任时，库存仅五十二两银子，需要支付的各项款子即达四千多两（八四页）。如投送文书驿站的铺舍，许多地方只有败垣荒草，却没有房子，或是数间极敝的破房，不能居住（三四页）。所以沈榜说“公私困惫之极”。而且各种差役剥削最后都转嫁到贫户，如《马政》中记载：“富足大家，多不乐意养马，势必转丸及之贫户。”（七一页）所以贫苦百姓逃迁外出的很多，《人丁》章内里记载宛平人丁“仅当旧册成丁口的三分之一……率多逃绝不堪，名存实亡”，“□恐地额愈少，丁差愈重，逃绝更多，户口渐耗”（四七、四八页），显示了社会日益破产。
当然，统治阶级对北京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远不止这些。沈榜写这本书时，还有所顾忌，他说：“上干宫禁，则有齿马之惧，下关貂珰；则有投鼠之忌，吾不必记也。”（二一六页）但是，仅从书中的这一些记载，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政府的腐朽和对人民残酷的压榨。
同时，这本书也像地方志书一样，收辑了有关历史沿革、山川地理、风俗节令、方言土物、人物遗文等等。实际上，它是宛平的县志。记述北京各方面资料像地方志这一类的书，《永乐大典》中曾载有元代的《析津志》，已经逸失了；这本书可算是现在可以见到的宛平县最早的一部志书了。
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到当时人士的注意，同年稍后出版沈应文等编纂的《顺天府志》的艺文志内即抄录了此书谢杰的叙文，明崇祯年间刘侗等著的《帝京景物略》上也说到它，以后明末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清初朱昆田补《日下旧闻》风俗条，也取材于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在我国现已找不到了。日本尊经阁文库还藏有这本书。这次就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尊经阁文库原书的摄影胶卷排印的。
今天我们出版这本书，是想提供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史料，特别是有关北京的史料。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明代万历年间皇室勋戚是怎样奢侈浪费，贪欲无厌，是怎样在北京这一块土地上进行很恶的搜刮；了解当时社会的危机和破产，了解统治者还用些什么办法来防止人民的反抗，如建立几百座佛寺，毒害人民的思想等等。
另外，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明代历史、地理、方言、文化等等资料。如天宁寺塔，经过许多建筑师的研究，认为是辽代的建筑，这本书记载是明代朱棣在潜邸时重修的；如北京城内的“衚衕”，本书记载原是元朝人的语言；如记述明代北京艺人技艺上的“八绝”；如记载金元时代的白话碑文等等，对于了解古代北京的文化和艺术，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
可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沈榜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虽然一再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只是从封建官府出发，希望做些变革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希望能长久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书中的《圣谕》、《恩泽》、《乡贤》、《节妇》等章节也表现了浓厚的封建立场和观点。这些都是有害的，应请读者注意。
在编辑工作上，我们仅加了标点，文字很少更动。如《志遗》七的“元朝公移”（一六〇页）。另外，在《仙释》内僧昙无竭应为唐朝人，原刻作明朝人，我们作了改动。其他一些明显刻校上的错误，如“燈燈”应为“燈燭”（四三页），“錙珠”应为“錙銖”（七二页），“嬴餘”应为“贏餘”（八四页），“维县”应为“潍县”（一六〇页），“附马”应为“驸马”（一八〇页），“恭护”应为“恭让”（一八八页）等等，我们均已改正。还把一些不通用的僻字改成通用字，如“三㜑”改成“三婆”（七六页），“亡論”改成“無論”（一七页），“僊釋”改成“仙释”（一六四页）等等。还有，目录上最后有《燕说》一文，原缺，我们也无法补上。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又为水平所限，错误的地方一定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