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AI生成的诗是诗吗?——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的本体论反思

作为一名绞尽脑汁进行诗歌创作之人，笔者本心亦不愿让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等同于智能算法批量生产的文本，这一看法无疑会动摇甚至颠覆传统作为“神圣作者”天启灵感的创作劳动。虽然二者都是一种文字的意义生产，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乐趣与寄托的文化信仰是无法替代的。诗人和评论家有“为诗一辩”的传统，锡德尼、雪莱和克罗齐分别于1583年、1821年和1933年写过同题文章。笔者亦从多个层面“为诗一辩”，剖析AI文艺文本为何无法代替人本文艺创作。

不可否认，随着计算机智能算法的不断升级，计算机拥有的语料词汇量将不断扩大、词句排列组合将不断完善，韵律运用甚至可能优于经过语言训练的专业文人。但是，人工智能编码出来的“诗”，加双引号的“诗”，没有如下特征。

第一个特征，诗人创作诗歌的前提是有机的语言文化的技能学习和功底积淀，从本质上截然不同于AI诗歌从现成语料库进行的无机抽取和组合。即便人工智能再智能，也比不上岁月的积累和文化的熏陶。中国诗家创作传统向来注重吸收诗、书、文、画多方面的传统文艺综合素养，背靠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伟大文脉，诗人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宝库中学习积淀而来的文才与文采，是技术性智能算法支配下无需动脑就能自动生成的文字组合所无法取代的。

《红楼梦》细致描写了香菱向林黛玉学诗的情节。对于学诗作诗，林黛玉首先表态说写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当然也特别提到一旦有了“奇句”，那么平仄虚实的对应都要为之让步。此处曹雪芹假托林黛玉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提出诗歌创作贵在立意和修辞，即词句是诗歌修辞中最不紧要的，第一要紧的是“立意”，真挚的意趣一旦生成，“词句不用修饰”自成上乘之好，即“不以词害意”。第五回警幻仙子要贾宝玉去看曲文时说“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指明诗人的独特禀赋需要有“独知其妙”的灵性，同时强调了经验性阅读对文艺体悟的重要性：“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歌，翻成嚼蜡矣。”书中所有诗词皆是如此。可能在曹雪芹看来，立意是道，修辞为法，作诗的道法，就在其中。对于提高作诗水平的修辞，需要语言功底的学习和沉淀以及风格的熔炼和铸造。林黛玉提到，学诗之法重在参悟要领，而非蜻蜓点水的机械模仿所能达成，需要“细心揣摩透熟”一百首王维的五言律诗，一二百首杜甫的七言律诗和李白的七言绝句，以三人作“底子”，再兼收并蓄陶渊明、应玚、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达到浑然天成。小说中的锐评如同诗歌大家的自信抒发，虽出自年轻女子林黛玉之口，亦可视为曹雪芹毕生创作经验的深刻总结。清乾隆蘅塘退士孙洙在《唐诗三百首》题辞中写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指出学习和模仿是学诗的重要范式，所以《红楼梦》里的鹦鹉“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第二个特征，AI诗歌生成过程是一种软件程序的重复机械性运行，只要算法不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运行都能产出特定的文字结果，而诗人进行诗歌创作需要特定语境中特定刺激的灵感，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语境和历史文化境遇的三位一体融合，是不可复制的、无法重来的独特创作。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以神来之笔剖析了文思创作的构思运笔、灵感语境、非确定性、学习和创作的有机联系：“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学习与创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机制正是AI诗歌生成所无法拥有的。刘勰以“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淮南崇朝赋而《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多位文人的思缓和思速不同，提出不同人创作特征、创作方式、创作机制和创作时间的主体性差异：“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诗歌创作与诗人的才华气质密切相关，而决定AI生成的并非主体主动或被动的语言能力积累与观察，而是程序算法、语料库的升级。

第三个特征，AI诗歌不符合中国传统文论对于“诗言志”的界定。《毛诗序》写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尚书·舜典》同样记载：“诗言志，歌永言。”根据中国古代传统文论观，诗歌必须具有作者的本体意图，包含作者的表达寄托。从“诗言志”的角度来看，AI诗歌没有实现中国传统诗论中关于诗人在诗中“托物言志”的本体表达功能。

第四个特征，AI诗歌不具有诗人差异化的创作劳动主体性。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劳动往往具有对诗歌美学的心境、境界、追求和寄托，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志，有时是个非常漫长且极为痛苦的思索过程，通常会付出极大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是生活经历和创作天分的高度凝结，并非通过程式化运算出来的文字游戏结果，诗人创作往往有潜在的目标读者，可能不是为了普通大众，可能是为了一个虚拟但活生生的对话之人、一个心目中后来的“知音”，这是AI诗歌生成所缺席的。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明志，正是AI诗歌所缺乏的。《红楼梦》的诞生是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呕心沥血劳苦结晶，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心意倾吐和情感表达，是生死割舍的沉痛感悟和生命美学的终极寄托，而非没有感情的运算和杂乱无章的随机拼凑。

第五个特征，AI诗歌不具有诗人诗作的独特风格。AI诗歌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字编排，而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和个人风格的文学创作。比如大小李杜，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郁顿挫、精细老成，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隐晦迷离、难于索解，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含蓄蕴藉、俊爽峭健，其风格都难以复刻。在外国诗人中，威廉·华兹华斯“我一眼望见一万朵黄水仙，摇着脑袋，随着旁边的波纹一同活泼地舞蹈”的形象生动、情趣盎然，珀西·比希·雪莱“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积极壮烈、乐观豁达，埃德加·爱伦坡“乌鸦的眼睛同正在做梦的魔鬼一模一样，照在乌鸦身上的灯光把影子投在地板上；而我的灵魂从地板上浮动的影子中，被谁擢升——一切都永远不会再有了！”的想象奇特、恐怖怪异，罗伯特·弗罗斯特“林中有两条分叉的路，而我走上了人迹罕至的一条，从此一生有了巨大的差异”的感慨万千、寄寓深远，都是风格迥异的。全世界诗人的独特诗风和伟大美术家的绝代名画、高超书法家的个人印章一样，都是诗人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是常被模仿学习但难以超越或取代的专属符号。

当然，一些追求探索、精益求精的艺术家与文人也会尝试不同的风格，因人生阅历和创作体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改变风格，走出自我影响的焦虑、实验性自我变革与完善风格。金庸在封笔之作《鹿鼎记》中拒不“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以至于让众多读者怀疑是别人代写。《鹿鼎记》回目也不同于其他小说，作为唯一非原创性诗文回目，全部摘自于其祖父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的联句，这种“摘而不作、以不变为变”的文路变换并非因作者江郎才尽、无法自创，而是以致敬先祖、回归传统的方式在叙事中植入古朴的家国情怀，以返璞归真的最质朴方式回归本真，还原纵贯时间与代际传承的历史书写的真实感与现实感。正是这部“非武侠”甚至“反武侠”式“非典型性”武侠+历史小说，让金庸在持续开拓文体革新中走出了自我“影响的焦虑”。创作激情与历史环境驱动下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与演进艺术风格甚至文体风格是AI诗歌所不具有的。

     第六个特征，AI诗歌不具有诗人创作诗歌的时代特征。本质上，诗人诗歌创作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集体意识综合作用下、由特定语境激发进行的文学创作，是个人境遇和历史状况的折射，是有机生成的，并非脱离社会语境凭空而来的，体现出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精神。比如诗圣杜甫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尤其是组诗“三吏”和“三别”就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沿途所见所感之作，如实展现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又如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以悲壮基调和深度象征缅怀了对被刺杀总统林肯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废除奴隶制度方面所做历史贡献的致敬。

第七个特征，AI诗歌的修改是基于算法学习的无意识、被动性编码改正，与诗人主动有意识的完善性创作有本质性区别。诗人的诗歌修改过程是二次呕心沥血的辛苦炼字修文过程，饱含着日积月累的岁月体会，寄托着对完美艺术的追求，可能也是实现经典化的重要因素。贾岛与韩愈关于“鸟宿池边树”后一句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推敲”琢磨即典型案例。内容包含诗歌创作的小说亦是如此，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金庸武侠全集在初创时连载数年、又历经十年精心修改才得以经典化。

第八个特征，AI诗歌没有基于文学互文性关联进行“嵌套式诗歌”创作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经常会引用一些诗歌来形成互文性、建构整体语境，笔者将这些立足于小说语境进行衍生性二度创作的诗歌称为“嵌套性诗歌”。比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就曾“对月寓怀”，写道：“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创作的诗歌恰如其分地缝合了小说的内容，体现了自己高度的才华和巧妙的文思，不仅给贾雨村抒发了“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政治野心的机会，还给小说增加了文采，诗歌内容和风格亦符合贾雨村的身份和心境，体现了小说对“嵌套性诗歌”创作灵活驾驭的高度语言技能。又如小说《绿牡丹》第二十五回“书房比武逐义士”中描写鲍金花找骆宏勋比武初见时二人的感受，引用了两首诗：

鲍金花走进门来，将骆宏勋上下一看，见他真个好个人品模样！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虎背熊腰丈二躯，尧眉舜目貌精奇；今朝翩翩佳公子，他年凌阁定名题。

骆宏勋举目一观，见鲍金花生得不长不短，中等身材，其实生得相称。怎见得？亦有几句诗赞为证，诗曰：

淡扫梨花面，轻盈杨柳腰；满脸堆着笑，一团浑是娇。

小说假托后人之手自行创作的诗不仅紧扣主题、符合观者身份，还作为颇有文采的证明材料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可靠性，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功能，一方面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诗歌存在，实为文人创作难以被AI写作替代的奇思妙想。

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延续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以七言联句为回目的传统，书中还托乾隆之名写了一首赠玉如意的诗：“西湖清且涟漪，扁舟时荡晴晖。处处青山独往，翩翩白鹤迎归。昔年曾到孤山，苍藤古木高寒。想见先生风致，画图留与人看。”小说中的诗歌不但符合创作者身份、用以文会友表达了乾隆对美人的爱慕，而且特意以相对不高的创作水准写出符合乾隆水平的诗作，以迎合金庸对乾隆最爱卖弄才学、“到处吟诗题字，唐突胜景，作践山水”的讽刺：“才高六斗，诗成八步，虽比当年曹子建少了两斗，多了一步。”金庸又借名妓玉如意之手回以一首诗歌：“暖翠楼前粉黛香，六朝风致说平康。踏青归去春犹浅，明日重来花满床。”此诗不仅符合玉如意才女佳人的身份、文采和口吻，还暗含了有意约见乾隆的时间，从叙述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起到了诗歌充当叙述节点的独特作用。更巧妙的是，金庸还托后人之口虚拟一首《西江月》之词来佐证性讽刺自诩“十全武功”：“铁甲层层密布，刀枪闪闪生光，忠心赤胆保君皇，护主平安上炕。湖上选歌征色，帐中抱月眠香。刺嫖二客有谁防？屋顶金钩铁掌。”书中自以为才华横溢的乾隆意欲成就“才子佳人”佳话，却以“当真是好威风，好煞气”的史上“规模宏大”的失败嫖妓经历反坠入陈家洛设计的圈套的愚蠢，让金庸把同时灵活驾驭诗词歌赋与小说史论的卓绝才华发挥到极致，以戏仿性诗歌建构的语言张力和嵌套性诗歌—小说跨文体文本关联同中华文史传统建立致敬式互文，同时把情节叙事以点睛之笔推向高潮，其笔法可谓炉火纯青。此外，《倚天屠龙记》回目采用柏梁体诗歌，《天龙八部》小说五十回的回目分成了五首词来统摄，分别是《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每一首词的内容不仅归纳提挈了小说，并且每首词的词牌名与每部的主题暗合，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金庸还从其祖父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中摘录的联句作为回目，既要自然摘句，又要跟故事有所关联，体现了金庸创作小说与诗歌的深厚功力。《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贾迎春等人创作的诗歌也都有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风格，是小说家全面文才的体现。进行此类“嵌套式”诗歌创作是文学家独特的文学才华体现，其奇思妙想是AI诗歌所无法比拟的。

第九个特征，AI诗歌无法从文学史角度构成诗人—诗作的立体性文史批评。诗人创作的诗歌可以在文学史中形成诗人—诗作—读者的系统性研究，在此机制性作用下诗品的高下往往和创作者的人品产生关联，导致文辞上乘的诗作也可能因创作者的人品低劣而无法登入好诗的大雅之堂、在诗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所谓“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就是诗品和人品密不可分的体现。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文论家凯瑟琳·海尔斯的锐评，AI的高度自动化让当下文艺批评面对和人类与历史传统的割裂风险：传统大脑创作的语言是“人类内在性和主观性的证据和表征”，而AI是在综合认知框架内对文字的非意识认知生成的，此类瓦尔特·本雅明式的机械复制性无作者语言将给人文学界带来一场巨大的“表征危机”，不仅震荡了“文学批评的核心”，还动摇了“整个批判性探究的事业”。对此，笔者赞同何霜紫、王秀梅的看法，虽然此类复制并不能算作纯文学创作，却能“给传统文学创作和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

第十个特征，AI诗歌缺乏诗人亲历的文化记忆与在场体验感。写给特定地点、人物、事件或是时代的诗会给直接亲历或是间接了解过的读者以极为深刻的体验感，其中一些还被改编成歌曲广为传颂，AI诗歌则很难引起此类情感共鸣。

诗人读诗论诗，跟普通读者对诗歌语言的感悟度是完全不同的。总体而言，大多数AI诗歌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可能存在语法句法不正确或是不通顺的现象，正常诗人则不会犯此类错误，虽然词句排布偶尔产生一些普通诗人难以想出的、带有极大后现代结构张力的语句，但因缺乏统一创作动机统摄下的连贯表述主题，可以说“瑕已掩瑜”；其二，语言与思想精妙度无法媲美成熟诗人的上乘代表作；其三，语篇可能连贯性不足，缺乏韵味与统一的语境，没有围绕中心立意、服务于诗眼的谋篇意识；其四，缺乏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表意传统，也没有凸显深沉的热爱与深植灵魂的文艺兴趣；其五，可能会出现一些文化意象与用典，但排布是无机的、马赛克拼接式的，如同《伊索寓言》中身上沾满美丽羽毛的乌鸦，无法媲美真正的凤凰，无法做到诗人依托主体意识苦心孤诣地遣词造句、渲染立体意象建构出的整体语境，实现抒发个人情感、引发读者共鸣的创作目的。

总之，AI诗歌根据特定算法进行机械性语言字符匹配的模型生成模式，与诗人根据生活体验、写作经验与处境灵感进行血肉熔铸的文化思维模式有着语言生命力和文艺性的本质差异。计算机输入写作指令或生成图片的所“见”之景，可能与诗人所预设与所见相同，但表达的文字与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前者是无机的算法逻辑，后者则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有温度的温暖人心的历史性思想。人类的经验无法被取代，无机的算法也无法承载岁月积淀的过程。至少在经常写诗、为诗疯狂，爱诗如至宝、改诗如刻玉的真正创作者来看，AI诗歌只算得上一种文字堆砌游戏，远远比不上有激情、有思想、有灵魂、有灵气的诗歌。诗歌综合诞生于多种主体境遇与客观情景因素，在“余心有寄”的“文心”熔炉中熔铸而生、雕琢而成，是世间绝无仅有、不可复制、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艺术珍品。

依笔者之见，作为一种生命延伸与文化信仰寄托的诗歌艺术创作，应当遵循四个“P”的创作原则：Purity，内心的纯净；Pursuit，不懈的追求；Perfect，完美的期待；Pain，痛苦的酿造。诗歌创作过程是人类生命感知在岁月长河不断体验和思考的“陶钧文思”的过程，这一文化孕育过程不能让AI取代或是揠苗助长。《管子·权修》说得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社会文教理应容许一定时间的文化积淀，速成性文化快餐定然会因缺乏文化营养而无法培养出“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社会是一所好的大学，人生无法替代的就是在大学中不断受教的亲身经历。正是文化经历的在场性，让人生和艺术把干瘪的间接二手体验擢升为立体的、包含喜怒哀乐的人生多重奏。因此，精妙的诗歌本质上一定属于在特定文化境遇中生成的、负载有特定文化体验的原生性语言文化符号，而不是一种靠无脑无感的机器拼凑出来的词句组合文字游戏。读者品读AI诗歌时无法对创作者产生面对历史先辈那种名家名作的敬意，文本本身也可能因缺少文化传统互文性而缺乏原生性文化养分。

当然，AI诗歌并非一无是处，还是有值得肯定的特定文本意义与批评价值。AI诗歌祛除了读者对创作者的盲目崇拜，将“经典化”给文本带来的权威崇拜感剥离出来，从而引导读者以客观与公正之态加以品读，而非被诗人名气所影响对其进行非理性判断。所以，对AI诗歌优劣论的探讨也让AI诗歌文本的文字属性与批评价值如硬币一样具有两面性：算法文本虽然抽取了品诗论诗的文化诗性，但与此同时也交还了“不知人仍论世”的文本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