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档”:石头为什么适合保存信息

甲骨、陶土、简牍、青铜、玉石、丝帛等材料，要么太脆弱，要么太金贵，要么不易获得。后来人们发现，石头是个好东西——笨重归笨重，但扛得住风吹雨打，也扛得住人为毁弃。秦汉以后，石刻逐渐取代了青铜器，成了纪功追远的主要方式。从秦始皇东巡立石颂德，到儒释道三家把经典刻在石头上以求永存，人类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重要的信息交给坚固的材料。

尺寸：高3.65米，宽1.9米

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和宾阳南洞之间，有一通高大的石碑，叫《伊阙佛龛之碑》，也称《伊阙碑》。它的故事，要从一座半途废弃的洞窟说起。

宾阳南洞最早开工于公元500年，是北魏宣武帝为父母做功德修建的，洞窟修建到一半，因宫廷政变而停工，一停就将近百年。直到唐初，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接续了该工程。

李泰才华出众，深受父亲宠爱，母亲文德长孙皇后去世后，他想为母亲祈福，同时也博取“纯孝”名声——彼时他正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储位，需要积累政治资本，于是选中了这座北魏未完工的洞窟，利用现成的框架续造主像、整修壁面，在公元641年完成了主体工程。

李泰把崖壁上原有的北魏旧碑磨去，重新刻上了发愿文，内容由当时的中书侍郎岑文本所创作。碑文1800余字，层次非常清晰：先宣扬佛法广大，再赞颂文德皇后贤德，接着记述李泰为母开窟造像的经过，最后以颂词收尾。表面是尽孝祈福，实则处处美化李泰，烘托他的才德与孝心。而书写碑文的又是书法大家褚遂良，其楷书清秀端庄、瘦劲有力、线条飘逸，是标准的初唐典范。

年代：东汉（公元25—220年）

公元175年，汉灵帝下令把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典统一刻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供天下学子抄写学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刻立石经，史称“熹平石经”，前后费时八年完成。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来做这件事呢？

儒家经典主要依赖抄写传播，长期流传间，不同版本之间逐渐产生错讹，“鲁鱼亥豕”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种抄写错误。“亥豕”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见到有人读史书，书里写“晋师三豕涉河”。晋军三头猪过河？子夏当即判断，这本书把原文的词错抄成了“三豕”；此处记载的应该是晋军渡河的时间，也就是“己亥”。后来验证，果然如此。如今我们看己和三、亥和豕字形差别明显，但在篆书这类古文字里，这几个字外形十分接近。而把经文刻在石头上，便为天下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本。

熹平石经总共涉及七部经书（《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因只用了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这一种字体，所以也叫“一字石经”或“今字石经”，区别于后来曹魏用古文、篆书、隶书刻写的“三体石经”。

博物馆里的石经残块曾属于一项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文字被刻进石头后，获得的不仅是更长的寿命，还有更大的权威，并影响了后来的雕版印刷。学界一般认为，石刻拓印的发展为中国印刷技术提供了重要启发。

长沙岳麓书院里有一块碑，叫麓山寺碑。麓山寺是湖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始建于西晋泰始年间。碑文详细记述了麓山寺自西晋建立以来的发展、兴废和重修经过，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佛教史料。

麓山寺碑立于唐代，由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写。李邕官至北海太守，世人称他为“北海”，因此麓山寺碑也称“李北海碑”。这块碑在文章、书法、刻工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平，所以又叫“三绝碑”。李邕突破了此前碑刻偏重楷书的传统，把流动、舒展的行书写入碑石，形成雄健开张、气势磅礴的书风。

一块碑，既是一篇寺史，也是一件书法杰作。岳麓书院用之保存学统，文化谱系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

尺寸：高6.6米，重约四千斤

湖南衡山脚下的南岳大庙，是中国五岳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岳庙。庙里有一座御碑亭，当中立着的青石碑有清康熙皇帝亲笔撰写的《重修南岳庙碑记》。碑文共279字，开篇即言“南岳为天南巨镇，上应北斗玉衡，亦名寿岳”。南岳衡山因星宿对应而“主寿”的地位由来已久，最早在《周礼》中就有记载。《重修南岳庙碑记》以御笔形式再次确定下“寿岳”的地位。

碑座像一只巨大的石龟，民间传言“摸摸乌龟头，一生不用愁；摸摸乌龟背，大富又大贵；摸摸乌龟嘴，夫妻不吵嘴；从头摸到尾，万事不后悔”。不过，它实际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之一“赑（bì）屃（xì）”，也叫霸下、龟趺（fū）、填下、龙龟等，力大无穷，喜欢背重物。传说它曾驮着三山五岳在水中兴风作浪，后来被大禹制伏，随他一起治水。水患结束后，为了避免赑屃再撒野，大禹搬来刻有自己治水功绩的巨大石碑，压在赑屃背上。此后，赑屃成为专门驮碑的龙子，形象也和龟越来越像。

南岳大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儒释道三家文化圆融相处的典范。

杭州西湖边，人们对白娘子的传说、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较为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1924年雷峰塔倒塌之后，人们在塔壁里发现了一批石刻佛经，这些石刻为武则天时期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刻经的是吴越国王钱弘俶。这些刻经石碎成了千百块。雷峰塔倒塌时，西泠印社的童大年收得一些残石，拓裱成册，让后人得以窥见其貌。

北齐唐邕曾言“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佛教制作石刻经书的原因，和儒家的稍有差异。儒家刻石经多是为了统一文本，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受政治气候、社会事件的影响较大，因此佛教徒刻经，多了一层希望：即使未来遭遇战乱、灭佛，经文依然能够保存。

人类对“坚固”和“永恒”的追求从未停止。古人将重要文字刻在石头上，让相关记忆得以留存。今天我们除了修建纪念场所，较少使用石头，但我们把重要资料备份到云端，把珍贵照片存在硬盘，把回忆留在社交媒体，何尝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石头因其坚固、易得的特质，成为一种能够抵抗时间的载体。即使它会风化，会断裂，会散失，但哪怕只剩下一块残碑、一方墓志，历史都有可能因此重新被理解。在上官婉儿墓志出土以前，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这两位武周时期的政治家一直被描述为宫廷斗争的对手，但墓志讲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她们二人是残酷的皇宫中难得的挚友。太平公主思念上官婉儿，写下“千年万岁，椒花颂声”。铭的出土，使得部分历史得到了重述。

石碑不语，静待人们的阅读。

【参考资料】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杨超杰：《不可错过的龙门》，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4年。

《三绝名碑，北海为宗：李邕〈麓山寺碑〉全文全译、深度赏析与临摹指南》，公众号“易止园”，2026年3月22日。

《康熙认证的“长寿龟”！摸了的人后面竟然都……》，公众号“南岳旅游”，2025年3月20日。

《东南多胜事|透过经书感受吴越佛光》，公众号“深圳博物馆”，2020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