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巨鹿荒年到孔府背书:一场民间传教案,照出清朝多少隐疾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嘉庆四年的时候，直隶巨鹿县的庄稼又歉收了。

这片土地本来就很贫瘠，大都是泛着白霜的盐碱地，种粮食本来就很难，加上这一年又是不好年景，田里收成连糊口都很难。县里的老百姓大多靠天吃饭，官府的救济又迟迟不能落实到实处，所以他们过得很艰难，人心也就容易不稳。

就在这一年里，有一个叫孙维俭的本地人，开始了自己的“营生”。

孙维俭是当地的大乘教教首，平时带了几个骨干在暗中传教，对外声称自己有神通，可以为人治病消灾、保佑家宅平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这些话也许没有人相信，但是到了饥荒之年，老百姓们只求一个精神上的依靠，愿意相信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不一会功夫，大乘教的信徒就达到了几千人之多。

清朝对于民间结社的管制非常严格，白莲教、八卦教等先后起事，已经使得朝廷把所有的民间教门看作洪水猛兽。孙维俭心里明白，私自传播教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被人当成邪教来定性的。他要为自己的“事业”找一个合法的身份，最好是能有个靠山。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把目光投向了山东曲阜的衍圣公府。

刚开始看这个想法很荒诞：一边是看不见的民间教派，另一边是天下的儒门公认的圣地，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孙维俭有自己的打算。

他马上对外宣称，自己筹措的银两都是用来资助修建孔庙的。虽然百姓穷困，但是他们对孔子的尊敬已经深入骨髓，一听要为圣人修建祠堂，便都慷慨解囊。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孙维俭就凑齐了四千七百两银子，在当时的年代里，这是普通百姓几辈子都难以积攒下来的数目。

孙维俭带着钱就到了曲阜。衍圣公是孔子的后裔，因为他是正宗的后人，所以地位很高，并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见到的。孙维俭人情世故，从孔府里的下人、执事开始打点，出手非常大方，仅仅府里四品执事官孔传标的身上就收了他将近六百两银子。

疏通完毕之后，他才见到当年衍圣公孔庆镕的样子。

孔庆镕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世孙，当年只有二十二岁，常年在府中研究儒家经典，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孙维俭本来就是行走天下的人，一番话说得自己成了崇儒重道的乡绅义士，说自己仰慕圣人的遗德，特地筹集银两来修缮庙宇、传播儒学。

孔庆镕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认为遇到了热心儒道的善人，于是给孙维俭等人封了掌书、启事、伴官这样的孔府名誉职务。虽然这些头衔不属于朝廷正式的官职，但是也得到了孔府的认可，可以看作是给孙维俭递上一块“金字招牌”。

拿到这份背书之后，孙维俭回到直隶就公开活动了。借助孔府的名义，他的教派发展得很快，很快就成为直隶境内声势很盛的一个派系。

按照孙维俭最初的打算，这笔钱是用来修庙的——只要庙宇建成了，他的名声就可以长存不朽了。但是他把四千多两银子全部交给孔传标管理之后，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动工的通知。他几次派人去催促，但是孔传标总是含糊其辞地应付，显然是把这笔钱挪作它用。

孙维俭很着急。他所有的合法性都和修孔庙这件事情有关，要是庙修不好，早晚要暴露。于是他干脆直接去找孔传标放言：如果不马上动工修庙，他就到官府告对方欺骗钱财，大不了鱼死网破。

还没有来得及，就已经被人告状了。

嘉庆十六年的时候，当地的读书人王邦彦已经掌握了孙维俭的情况，于是没有经过当地县衙，而是直接到京城的都察院上书状纸，控告孙维俭借修庙之名来敛财、传邪教。

京控案件直达天听，嘉庆皇帝看了奏折后非常生气。直隶就在京城附近，而孔府是朝廷推崇的儒家圣地，现在竟然有人打着孔家的旗号干出违法的事情，按照他的观点来看，这是对朝廷尊严的一种严重的侵犯。于是马上下旨，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限期严查，并且从重处理。

温承惠作为直隶总督，并不容易。地处京都附近，任何一点小事都会传到皇帝耳朵里去，他平时因为做事不合圣意而受到训斥，摘掉顶戴、夺去黄马褂的惩罚接踵而至，总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牵涉到孔府，皇帝盛怒之下，他不敢有丝毫拖延，马上派人去抓孙维俭，并且迅速开审。

到了公堂上，孙维俭也没有慌张。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就是孔传标，如果修庙的事落实了，那他就是不欺行霸市。于是他就断定所有的捐款都捐给了孔府用来修建庙宇，并且自己没有从中获得一分一毫。为了使水变浑浊、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他还把原来的四千七百两说成是四万两。

温承惠看到这种情况之后，马上派人去曲阜捉拿孔传标。孔传标被抓起来之后，看到孙维俭把赃款翻了十倍多，觉得无法解释清楚，于是就乱指他人，并且把孔府的管事王肇兴也拉过来一起说，说他们也都分了赃。

可怜的王肇兴压根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就进了监狱。审案子的官员一心想要加快速度，于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付他：拧耳朵、扯头发、罚跪铁链，用尽各种手段威逼、拷打，还一再声称案子已经定下来了，不认也没办法。受不住酷刑的王肇兴只好屈服，被迫签了字。

有了口供之后，案子很快就被审结上报：孙维俭传习邪教、敛财数万、勾结孔府，判处绞监候；骨干教众流放黑龙江；孔传标、王肇兴抄家流放，临行前各杖责一百。

温承惠看着案卷严丝合缝，等着皇帝批阅之后解决这件事，也能交差了。

但是没想到，这桩案子还有反转。

王肇兴有一个侄子叫王振望，深知叔父冤枉，也仿效当年的王邦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都察院击鼓鸣冤。状纸又送到嘉庆面前，皇帝的心思本来就很细密，看到状纸之后也有些疑惑：如果案子证据确凿，怎么会有人为了避祸而冒着杀头的风险来京城上告呢？

他没有把案子发回到温承惠那里重审，而是交给了大学士庆桂，让他秘密调查，查明事实真相。

一查之下，漏洞就暴露出来了。

先是赃款数目不符，查遍孔府和涉案人员的账目都没有找到四万两，后来审讯孙维俭，才承认是故意把事情闹大而虚报，实际上只有四千多两。再查王肇兴，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此事，承认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得来的。

真相大白之后，嘉庆非常生气。立即对涉案的官员进行处理：温承惠办案糊涂，纵容下属制造冤案，革去宫衔、拔去花翎、褫夺黄马褂，降为二品官员，并交给刑部严加议处；参与审案的按察使、知府、知县等各级官员也都受到了严厉惩处。皇帝还下诏令这些官员一起出资赔偿给王肇兴。

判决也跟着修改了：王肇兴无罪释放；孔传标贪银属实，但是数额没有那么多，改为流放黑龙江或发配伊犁；衍圣公孔庆镕失察，皇帝当面训斥他，并给予轻微的惩罚。

只有孙维俭，原来的绞监候被改为绞立决，也就是立刻处决。

嘉庆十七年的时候，孙维俭就被押到刑场上执行死刑了。横跨直隶、山东两地，惊动了皇帝，牵涉到孔府和封疆大吏的这件案子，总算落下了帷幕。

但是案件本身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一个行走江湖的民间教首，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够聚集起几千名信徒，这是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在荒年里百姓没有生计，官府救济不到位，人心惶惶之下，人们才会把希望寄托在神佛和说教上面。有土壤，就会有孙维俭那样的人出现。

号称天下第一家的孔府，为什么会被人轻易钻了空子呢？并不是因为圣人招牌不够重，而是因为府里的人一见到银子就失去分寸，内部管理松懈了，才给旁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堂堂的儒家圣地，怎么成了邪教的“护身符”，想起来也真是可笑。

温承惠制造冤案，并不是他生性邪恶。处在皇权之下，他更关心的是皇帝的看法和案子的处理结果，而不是事情的真相。面对压力的时候，迅速结案交差就成了首要任务，而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就成为了许多官员惯用的手段。

最后的平反是最有味道的。如果不是王振望拼死跑到京城告状的话，如果没有嘉庆皇帝发现异常的话，这个冤案恐怕就只能不了了之了。清代的京控制度表面上给百姓提供了伸冤的机会，但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靠的从来就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告状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以及当权者的一念之间。

嘉庆皇帝想要整顿吏治，澄清冤案，但是他所能做的也就是处理掉几个官员和平反一起案件。王朝深层次的原因——民生艰难，官场腐败，制度局限，并不是几道圣旨就可以解决的。

就在这件事了结了两年之后，天理教起义爆发，部分教徒甚至攻入了紫禁城。其中有很多人的家乡就是巨鹿，就是孙维俭传教过的村子。

历史上的伏笔，在荒年时的土地上，在百姓愁苦的脸庞上，已经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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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史实来源于《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八和嘉庆朝相关的官方档案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