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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试题测评模型:核心素养量化的一次尝试

高考历史试题测评模型:核心素养量化的一次尝试

这一题的核心素养水平为0.51,另一题0.88

这些数字可能让人大吃一惊,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与家国情怀,这些核心素养怎么能被装进一个公式呢?

梁丽红(发表于2026年7月《历史教学》(上半月)的论文《高考历史试题综合核心素养水平测评模型的构建与运用》尝试挑战这项高难度工作,把课程标准中的素养要求翻译成可观察、可编码、可计算的指标。

一、基本问题

当我们说“一道题综合考查了核心素养”时,有什么证据?

文章认为,照搬课标中的四级水平并不可行,因为其中部分表述难以在高考题中找到对应的考查方式,而且学业质量标准也包含不少过程性要求,纸笔考试通常只能观察结果。因此,论文选择回应“怎样把规范性的课程目标,改写为可以在试题和作答中辨认的行为指标”的问题。

具体说来,包括以下操作。第一,划分核心素养的结构与层级;第二,把不同素养的不同层次纳入同一尺度;第三,通过公式证量化,并论证起结果的相对科学性。也就是说:核心素养不能直接测量,必须借助可观察的任务要求与行为表现进行间接推断

二、测评模型

丽红综合新旧课标中的核心素养水平和学业质量描述,重新建立了一套分类分层体系,把五项素养被拆分为13个亚类(见下表,摘自论文)再划为4个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层级区分主要依靠行为动词,同时参考材料数量、史事复杂度、时空跨度和任务开放程度

关于赋值,除家国情怀外,作者认为同一素养内部的不同亚类还存在隐含的难度或认知层级。因此,第一类的四级分别赋1-4分,第二类赋2-5分;时空观念还有第三、第四类,分别可达到6、7分。家国情怀的三个亚类被视为并列关系,均按1-4分赋值。最终的计算思路可以简化为:

H=素养数量调节系数×(实际层级分值之和÷相关分类最高分值之和)

其中,试题考查一至五项核心素养时,调节系数依次为0.9、1.0、1.1、1.2和1.3。作者的考量是,解决问题时需要调用的素养越多,试题的综合性通常越强,因此应给予一定补偿

以2025年广东卷第1题为例,作者将其判定为同时考查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和历史解释,三项实际分值分别为3、2、2,最终得到:H=1.1×(3+2+2)÷(5+5+5)=0.51; 第19题要求学生围绕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自主拟定论题、选择关键词并撰写历史短文。作者将其判定为考查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三项分值分别为5、4、3,计算结果为0.88。

由此可见,这个数字测量的并非学生已具备的素养水平,而是依据试题任务推断出的“素养要求水平”。它首先是一个试题需求指标,而不是考生成绩

三、论证路径

这篇文章的论证大体分为四步。第一步是重构指标。作者依据课标定义、素养水平和学业质量标准,把五项素养细分为13个亚类及四个层次,形成评价量表。第二步是完成量化。作者给不同亚类和层级赋值,再引入素养数量调节系数,将复杂的素养要求压缩为一个综合值。第三步是全卷应用。论文对2025年高考广东卷进行测评。第四步是外部对照(模型计算值与试题实测难度比较,“难度值”越高题目越容易,因此如果H越高、难度值越低,二者应呈负相关)。

论文强调,模型旨在诊断和优化试题,而非作出简单鉴定;量化结果只是评价依据之一,必须与质性分析结合,并在应用中不断校准。这种自我限界,使文章保留了必要的测量审慎。

四、理论张力
传统试题的分析大概会说:“本题综合考查了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至于为什么是这几项,试题的考察处在哪些层次,往往不具体。
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让评价的理由外显。它要求评价者给出一条可以检查的推理链:试题提出了什么任务——完成任务需要什么表现——这种表现对应哪项素养、哪个亚类和哪一层级——最终为何得到这个分值。这就使原本依赖专家直觉的判断变得更透明、更容易讨论。

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话,这篇文章可以完善处可能是亚类赋值的进一步呈现实验样本、评价者构成、校准的过程与分析等。虽然作者说明,亚类赋值经过实验论证和试测校准,然而,为什么第二类要比第一类整体多1分,为什么素养数量系数按0.1递增,仍缺少可复核的经验依据。这里其实,还涉及一个尺度问题。将不同水平依次赋1到4分,意味着默认相邻层级之间的距离相等;将时空变化能力的最高层赋7分,又意味着它可以与其他素养的分值直接相加。这些处理不等于已经证明不同素养能够共享同一把等距标尺。更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宣称H的取值区间为[0,1],但按公式推演,当一道题考查三项以上素养且各项接近最高层级时,H理论上可能超过1:三项素养的最高值可达到1.1,五项则可达到1.3。现有案例没有越界,不代表公式本身不会越界。后续模型需要增加重新归一化、封顶规则,或者重新设计调节系数

五、教学转化
这套模型适合作为备课、命题、讲评的框架

(一)备课时检查任务是否真的需要素养

围绕一道题,在备课时可以关注,学生面对的是什么历史情境?最终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哪些素养是完成任务不可缺少的,而不是仅仅出现在题面上?学生答案中出现什么表现,才能证明该素养被调用?各项素养之间是否共同服务于一个解释或判断?如果找不到相应的作答证据,就不宜仅凭材料中出现了地图、史料或价值话语,宣称题目考查了时空观念、史料实证或家国情怀。

(二)设计有依赖关系的任务链

以论文中的“古代边疆治理”为例,可以先要求学生完成时空定位,再比较不同类型史料对某项政策的记载,继而解释政策形成的条件与影响,最后讨论其历史经验能够为现实提供什么启示。这里的关键在于后一个任务必须使用前一个任务形成的证据。

(三)把错题分析改造成思维链的诊断

学生答错一道题时,教师可以依据问题解决过程区分症结所在。例如,学生是未能确认历史时空,还是没有提取关键证据,是把材料信息直接等同于结论,解释缺少因果环节,还是价值判断脱离史实,抑或是受到选项措辞或答题套路干扰等。这种诊断比单纯公布正确答案更接近核心素养评价,也能避免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为知识缺漏。

(四)校本使用前先建立共同判例

如果备课组希望使用这一模型,最好选取若干典型试题,由多位教师独立编码,再讨论分歧最大的项目,逐步形成校本判例库。正式分析时同时保留素养类别、水平判断、判断依据和分歧记录,而不是只保留最终数值。这样做有助于提高评价的一致性。

这篇文章迈出了重要一步:将课标中的抽象概念拆解为行为指标,并尝试用实测数据检验专业判断。数字让判断变得可见、可问、可修改,成熟的学业评价,也可能需要把公式当作一项有待持续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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