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看病App，真让你当家作主了吗？
1
文章作者
Rania Magdi Fawzy,
Arab Academ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Maritime Transport, Cairo, Egypt；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Korea University-Seoul, Seoul, South Korea；
Jae-Mahn Shim，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Korea University-Seoul, Seoul, South Korea；
Tariq Elyas，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 Jeddah, Saudi Arabia；
Chinese Culture and Science Institute,
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 Jeddah, Saudi Arabia
2
笔记作者
罗巧
新疆大学
3
来源
To cite this article: Rania Magdi Fawzy, Jae-Mahn Shim & Tariq Elyas (18 Jun 2026): Nondiscrete
care: dialectical–relational CDA and the platformization of healthcare in Egypt,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DOI: 10.1080/17405904.2026.269057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17405904.2026.2690576
导语
你打开一个医疗聚合App，界面清爽，菜单齐整。医生的照片旁挂着星级评分、患者评价、等候时长、诊费标价，甚至还有“今日折扣”和“积分翻倍”。你滑动屏幕，像挑选餐厅一样挑选医生，像给酒店写点评一样描述就诊感受。
你觉得自己变主动了。不再是被动的病人，而是一个掌握选择权的消费者。
但请停下来，换一个角度问自己：这种“主动”，真的属于你吗？
一篇2026年发表在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上的论文，以埃及医疗聚合App“Vezeeta”为切口，拆解了界面背后那张由新自由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与国家改革话语共同编织的权力之网。它的核心判断并不复杂，却足够锋利：你以为你在选择，其实你正在被“操作化”。
一、话语与社会现实，为什么是“不同但不离散”的？
这篇论文的理论主干，是Chouliaraki和Fairclough提出的“辩证-关系”路径（Dialectical-Relational CDA，简称DR）。这个框架的核心命题可以压缩为一句话：话语与社会现实“不同但不离散”。
“不同”不难理解。App界面上的文字描述，不等于针头药片，不等于诊室里的听诊和触诊。而“不离散”则是这个框架的关节所在：话语不仅仅在“反映”一个预先存在的医疗现实，它同时也在“制造”那个现实。
Fairclough（1992, 1993）早年在研究公共话语的市场化时就已经指出，话语一旦获得主导地位，就会进入社会实践，变成新的制度、新的身份、新的物质安排。他在2005年进一步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话语被“投入使用”（put to work），沉淀为新的日常惯例、互动模式和时空组织。Chouliaraki和Fairclough（2010）后来把这套思路提炼为四个关键过程：浮现（emergence）、霸权（hegemony）、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
把这套理论放在Vezeeta的语境里，就非常具体了。当平台把“看病”重新拆解为“搜索、比价、预约、评价、积分”这一连串界面动作时，它不是在描述看病，而是在重新定义看病。界面上的每一个按钮、每一条推送、每一个星级，都是话语操作化的物质证据。
话语不再是飘在空中的理念，而是砌成了你每天都要走进去的界面房子。你住在里面，操作着里面的按钮，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二、菜单即意识形态：医疗的“电商化”转译
打开Vezeeta，首屏是模块化的服务图标：门诊、药房、医生通话、家庭护理、手术、化验。旁边横着一条蓝色促销横幅：“Shamel套餐——最高省80%”。
这套视觉语法，任何一个中国用户都不会陌生。淘宝、美团、饿了么都是这个路数。论文将此诊断为话语的“重新语境化”：平台把“医疗服务”从医院、诊室、医患信任的传统语境中抽离，硬性嵌入“电商交易”的语义场。
Ledin和Machin（2015）在研究大学管理话语时指出，列表和表格结构会把复杂的社会实践抽象、碎片化为可管理的单元。Vezeeta的模块化菜单正是如此：求医问药不再基于症状描述、既往病史和医患之间的解释性互动，而是变成了一组可搜索、可比价、可评价、可积分的“服务单元”。你不是在“就诊”，你是在“下单”。
这一搬移的后果，不是中性的形式调整，而是医疗本体的置换。那些易于标准化、定价清晰、疗程明确的服务——激光脱毛、牙齿美白、皮肤科门诊——会被推到前排，成为“最热门专科”、“最多预约”的常客。而慢性病、长期随访、多重共病、需要持续解释和判断的复杂状况，因为无法被压缩为短时长的“服务包”，在界面生态中自动边缘化。
菜单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资源分配。
这里我想多提一句埃及的语境。Adly（2020）把埃及的经济形态称为“断裂资本主义”（cleft capitalism），不同资本主义子系统 unevenly 共存，资本、信息和机会的不平等获取被不断再生产。Shokr等人（2023）的研究也指出，埃及的公共与私立医疗之间存在“ stark disparities”——私立 sector 收费高昂，公立医院则药品短缺、人满为患。Vezeeta的界面不是在这个真空中出现的，它恰恰嵌入了一个已经严重分层的医疗体系，然后用“便捷”和“选择”的话语，把这套分层重新包装成了个人化的消费体验。
三、评价是谁的声音？平台如何“技术化”你的感受
Vezeeta鼓励用户写评价、打星星、点标签。论文引用的几条真实评价，画风是这样的：
“一位尊重的医生，倾听舒适，解释清晰。”
“最称职的医生之一，愿真主厚报。”
“他倾听得很好，解释得很平静，让你在心理上感到轻松。”
情感饱满，语调亲昵，仿佛熟人之间的口碑传递。但论文的目光不在这些文字的“真诚度”上，而在于它们被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的过程。
Fairclough（1993）用“技术化”来描述一种通过特定语言工具来行使权力、影响人们生活和意见的过程。它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而是指把沟通意义资源和社会实践编码化，从而隐性地增加对沟通的控制（Ledin & Machin, 2019）。在Vezeeta上，平台预先设定好评价的格式、维度、标签选项和星级刻度，把千差万别的就医体验强制翻译成有限的、可计算的数据单元。
你的“感受”变成了星星，你的“印象”变成了标签，你的“推荐”变成了计数。
这看似赋予患者话语权，实则完成了两重治理。对患者的治理：你被训练成一个“消费-评价者”，你的每一次点击都在为平台的声誉数据库添砖加瓦。对医生的治理：星级、访客数、好评标签直接与搜索排序、曝光机会、乃至“特色医生”推荐位挂钩，医生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情绪劳动”和“印象管理”，否则就会在可见性竞争中落败。
Fawzy和Salama（2024）在研究TripAdvisor时已经发现过类似的“ entextualized surveillant assemblage”——用户的评价被抽离原境，重新编织成一套监控装配。Vezeeta把这套逻辑搬进了医疗场域。
这不是医患关系的民主化，而是平台通过评价机制实现对医患双方的双向规训。你以为是你在评价医生，实际上是平台在利用你的评价，重新划定了“好医生”的标准。
四、积分、折扣、倒计时：温柔的紧箍咒还是“助推”？
“您已获得800积分”、“限时折扣——化验最高省70%”、“今日可预约”。这些话术，配上橙色倒计时和蓝色按钮，产生一种混合着快感与焦虑的冲动。
论文把这一套设计统称为新自由主义助推（neoliberal nudging）。Thaler和Sunstein（2009）在《Nudge》里把“助推”定义为：任何可预测地改变人们行为、同时又不禁止任何选项或显著改变经济激励的选择架构。它的特点是保留形式上的“自由”，但通过界面布局、色彩强化、正向激励和紧迫感营造，持续地把你的注意力推向特定通道。
Mulderrig（2019）进一步指出，助推在健康政策中表现为一种“心理治理”（psychological governance）技术：国家越来越通过公民的选择和认知偏误来进行治理，而不是通过直接规制。Lemke（2011）把这归入新自由主义的“自我技术”——你不是被命令的，你是被引导的；你不是被迫的，你是自愿的。
积分系统尤其值得多说一句。论文截图显示“1100积分=55埃镑”，医疗行为被金融化为账户余额。更精妙的是，积分是“临时”的，只有“确认到场”后才转为永久——这是用“小甜头”来治理你的到场率和履约行为。你不是病人，你是一个自带行为KPI的平台用户。
Hearn（2008）在研究品牌自我（branded self）时指出，当代主体越来越被邀请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可量化、可展示、可兑换的符号资本。Vezeeta的积分系统正是如此：它把你的健康焦虑、你的就医行为、你的时间承诺，全部转译成了账户里跳动的数字。
这套助推机制的效力，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内化。久而久之，你会自然地认为"“病本来就该比价”、“看好之后理所当然要写个好评”、“没赶上折扣就是自己亏了”。话语已经变成了你的直觉，而直觉不需要反思。
五、谁被看见，谁被遗忘？
平台首页热推“最受欢迎专科”、“最多预约服务”——牙科、皮肤科、激光脱毛、牙齿美白。这些都是“包装友好型”服务：疗程短、价格清晰、评价模板成熟、容易产生“好评”。
那需要长期照护的慢性病患者呢？低收入、低数字素养、不会用App的老年人呢？
他们本来就在埃及碎片化的医疗体系里挣扎，现在连“便利”这道门都摸不到。论文引用埃及官方数据：34%人口在15岁以下，6%在65岁以上。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老年人不是。平台的“便捷”天然附带阶级、年龄和数字素养的过滤网。
这不是技术普惠，这是技术加持下的结构性筛选。
这个筛选与埃及官方的“全民健康覆盖”（UHC）改革话语并置时，讽刺意味更为浓重。官方文件承诺“覆盖全民、不分阶层”，而Vezeeta的界面却按照支付能力、数字技能和服务可包装性，把人群悄悄分成了三六九等。
Muinde和Prince（2023）在研究肯尼亚UHC时指出过一个相似的悖论：“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承诺被转译为分层的干预，实际上延续了按社会经济线条分割和碎片化的医疗获取模式。”
Vezeeta正是这一悖论在埃及的数字变体：它让“获取”看起来是技术可以解决的——订得更快、比得更勤——但底层的稀缺和分层纹丝不动。
Peck和Theodore（2012）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其矛盾性和不均衡性是深度构成性的，而非仅仅是偶然的。”Vezeeta的界面不是偶然设计成这样的，它是新自由主义在埃及医疗场域长期沉积的结果——从Sadat的“开放政策”（infitah）到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再到今天的数字健康转型（Badran, 2019）。
六、话语的“操作化”：从理念到按钮，从按钮到肌肉记忆
论文最吃重的理论概念，是Fairclough（2005）提出的“话语的操作化”。它的意思很硬：当一种话语获得足够的主导性之后，它不再停留在言谈和文本层面，而是会进入社会实践，变成新的制度、新的身份、新的物质安排。
把这句话放在Vezeeta的语境里，就非常具体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病人即消费者”、“医疗即服务商品”、“健康即个人责任”的系列话语，在Vezeeta的界面上被逐一实体化：变成搜索框、评分栏、积分条、折扣倒计时、评价模板和推送文案。
论文更进一步指出，这种操作化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同时与埃及的国家健康战略（如“埃及2030愿景”和数字健康转型）形成呼应。国家说“要建立积极参与的文化”，平台说“你来比价、来评价就是参与”；国家说“要保证高质量服务”，平台说“你看星级和评分就是质量”。官方话语与平台话语彼此借力，共同把“市场化即进步”这个命题，变成了不证自明的常识。
founder Amir Barsoum的访谈尤其耐人寻味。他反复把“被动的病人”和“买咖啡、订酒店的消费者”对立起来，宣称Vezeeta的任务是让病人“基于不同标准决定去看哪位医生”并“评价他们的体验”。平台承诺要通过数据可见性来解决一个根植于埃及市场社会更广泛组织中的问题。如果像Adly（2020）所说，埃及的大量经济生活是通过社会嵌入的交换形式而非完全可靠的公共信息和非个人化执法来运作的，那么Vezeeta的模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平台化信任”的尝试——用评分、访客数、标签、头像照片和排序结果，来替代旧有的社会流通的推荐形式。
但问题是，当信任被平台化之后，谁控制了信任的语法？
七、看穿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读到此处，一个几乎必然的追问会浮现出来：就算看穿了这些，该挂号还是得挂号，该比价还是得比价——难道要因为我批判平台资本主义，就放弃看病吗？
这个问题恰恰触碰了结构困境的硬核。论文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建议你“卸载App”或“拒绝数字医疗”。那是一种廉价的道德主义，既不负责任，也无济于事。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拆除那层“技术赋权”、“普惠医疗”的叙事幕布，让你看清一个被精心隐藏的事实：你在App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好评、每一次积分兑换，都不只是个人的便利选择，它们同时也在为一个更大范围的权力配置添砖加瓦——这个配置把健康改写成消费，把公民改写成顾客，把公共责任改写成个人自律。
你以为工具在为你服务，实际上你正在被工具重新锻造，以适应它背后的那个秩序。
这一认识之所以令人不安，恰恰因为它揭穿了“选择”的幻象。新自由主义最精妙的设计，不是剥夺你的选择，而是让你在无穷无尽的选择中忘记追问：这些选项是谁划定的？划定它们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有些选项从来不曾出现在你的屏幕上？
当你忙着比较三个医生的星级和价格时，你无暇去想：为什么医疗必须通过这种形式被“交付”？为什么“好评”成了衡量专业能力的核心指标？为什么一个平台的商业逻辑，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本该属于公共讨论的医疗资源配置？
DR理论所说的“话语的操作化”，正在这里展现出它最完整的形态：它不只让你“相信”某套叙事，而是把这套叙事嵌入到你每一次指尖滑动的肌肉记忆里，让你用你的行为反复确认它的正当性。
那么，看穿之后还能做什么？
论文没有给出“行动指南”，也正因如此，它才避免了那种学术左派常见的空谈病。答案或许不是退出，而是带着问号使用。
一边用着App，一边在心里给它的“友好提醒”打上引号——那些积分推送和优惠倒计时，不是关怀，是助推；不是陪伴，是治理。
一边评价医生，一边追问诊断逻辑而不仅仅是服务态度——当平台把“好医生”窄化为“态度好、评分高”的数据画像时，你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评价里坚持追问医术本身，拒绝被平台的框架完全收编。
一边攒积分，一边留意那些被界面遗忘的人群——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不会操作App的人、付不起私立诊费的人。他们的缺席不是偶然的“数字鸿沟”，而是这套系统的结构性后果。看见他们，就是看见这个系统不愿让你看见的另一面。
八、这篇论文的边界，也是我们的起点
最后，我想坦诚地指出这篇论文的几个局限，不是为了挑刺，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清醒地使用它。
第一，方法上的局限。论文采用的是Light等人（2018）提出的“walkthrough方法”——研究者以用户身份逐步体验App界面。这种方法对界面逻辑非常敏锐，但它无法捕捉App背后的算法黑箱，也无法告诉我们医生在面对评分系统时的真实策略和情感劳动。界面分析是起点，不是终点。
第二，视角的单一。论文的声音主要是“患者-用户”的，虽然它批判了平台对医生的规训，但缺少医生主体的直接叙述。如果能有对Vezeeta平台上医生的深度访谈，我们对“平台型专家”的理解会更立体。
第三，国情的特殊性。埃及的医疗体系有其独特历史——infitah政策、结构凋整、公私二元分裂、baladi capitalism的社会嵌入性。这些背景让论文的分析极具厚度，但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结论平移到中国语境。中国的医疗平台（如好大夫在线、微医、丁香医生）面临的是不同的制度环境：更强的国家监管、更复杂的医保结算、更庞大的公立医疗体系。Vezeeta的分析是一面镜子，照出的问题有共通性，但解决路径必须本土化。
清醒本身不是解决方案，但它是你不被完全吞噬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功能从来不是提供“替代方案”——它没有那个能力，也不该假装有。它的功能是让你在走进那间界面房子的时候，不再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当那个“本来就是这样”的幻觉被打破之后，你就获得了一种极为珍贵的距离感——你和App之间有了间隙，你和自己的每一次点击之间有了审视，你和那个“便捷”、“高效”、“赋能”的叙事之间有了张力。
DR理论留下的“非离散性”视角，最后一层含义正在于此：话语既然可以制造牢笼，话语也同样可以制造拆解牢笼的工具。区别只在于，你是那个只认得牢笼的人，还是那个已经开始辨认钥匙轮廓的人。
钥匙未必在你手里，但知道钥匙存在，并且知道牢笼是被人建造出来的——这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你和牢笼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Abu El Kheir-Mataria, W., Abou-Taleb, H., & El-Saharty, S. (2026). Assessing Law No. 87 of 2024 on private sector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Egypt: Neoliberal roots, potential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6(1), 497. https://doi.org/10.1186/s12913-026-14348-x
Adly, A. (2020). Cleft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igins of failed market making in Egyp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dran, M. F. (2019). Ehealth in Egypt: The demand-side perspective of implementing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3(6), 576–594. https://doi.org/10.1016/j.telpol.2019.01.003
Chouliaraki, L., & Fairclough, N.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studies: Towards an integrationist methodolog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7(6), 1213–1218.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86.2009.00883.x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Polity.
Fairclough, N. (199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 Discourse & Society, 4(2), 133–168.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93004002002
Fairclough, N. (2000).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163–195. https://doi.org/10.1111/1467-9481.00110
Fairclough, N. (2005). Peripheral vision: Discourse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The case for critical realism. Organization Studies, 26(6), 915–939. https://doi.org/10.1177/0170840605054610
Fawzy, R. M., & Salama, A. H. (2024). Appified surveillance: TripAdvisor as a site for entextualized surveillant assemblage. Discourse & Society, 36(4), 474–494.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241266014
Fawzy, R. M., Shim, J.-M., & Elyas, T. (2026). Non-discrete care: Dialectical–relational CDA and the platformization of healthcare in Egypt.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https://doi.org/10.1080/17405904.2026.2690576
Hearn, A. (2008). Meat, mask, burden: Probing the contours of the branded self.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8(2), 197–217. https://doi.org/10.1177/1469540508090086
Ledin, P., & Machin, D. (2015). How lists, bullet points and tables recontextualize social practice: A multimodal study of management language in Swedish universitie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2(4), 463–481. https://doi.org/10.1080/17405904.2015.1016009
Ledin, P., & Machin, D. (2019). Doing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with multimodality: From metafunctions to materialit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6(5), 497–513. https://doi.org/10.1080/17405904.2018.1468789
Lemke, T. (2011).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ight, B., Burgess, J., & Duguay, S. (2018). The walkthrough method: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 20(3), 881–90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6675438
Muinde, J. V. S., & Prince, R. J. (2023). A new universalism?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and debates about rights, solidarity and inequality in Keny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19, 115258.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2.115258
Mulderrig, J. (2019). Analysing orders of discourse of neoliberal rule: Health nudges and the rise of psychological governance. In N. Montesano Montessori, M. Farrelly, & J. Mulderrig (Eds.), Critical policy discourse analysis (pp. 48–72). Edward Elgar.
Peck, J., & Theodore, N. (2012). Reanimating neoliberalism: Process geographies of neoliberalisation. Social Anthropology, 20(2), 177–185. https://doi.org/10.1111/j.1469-8676.2012.00194.x
Shokr, H., Rishworth, A., & Wilson, K. (2023). Access to emergency care in Egypt: Tiered health ca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inequ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36, 116212.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3.116212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9). Nudge: How to make smart decisions. Ullstein eBooks.
本文为公益分享，注释从略，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学术引用请以原文为准。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