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处理天津教案是如何自我评价的?——读同治十年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复陈筱帆》

筱帆仁弟大人阁下:      顷接惠函，狠以岁节相庆，鸿钧普转，彼此同之。即念荣问日新，庞祺川至，至以为慰。          承示迩来处境诸多不顺，既抱庭阶之戚，复遭横逆之加，当且平心敛气，返躬自修，以期渐天麻。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但求志弥刚，气弥静，磨不倒者，即是高人一等耳。      津门之事办理过柔，以致未惬众望，私衷耿耿，时用内疚。毁誉之口，听之而已;尚不置怀，惟内愧则终难自释，听之而已。      国藩自去冬出都后，由陆路赴济宁，买舟南下，闰十月秒行抵金陵。视事以来，诸务丛积，日不暇给。晕眩之疾发过一次，右目业已失明，左目亦昏蒙日甚，无术挽回。一切军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经理，江海各防亦复茫无端绪。大惧陨越取戾，贻羞知好，葛胜兢兢!正月间鄙人连得两孙。大小儿年逾三十，望子尤切，今始得之，老怀差以自慰，知注附闻。复颂台安，诸惟心鉴。不具。

同治十年二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友人一信，篇幅不长，却国事、身疾、家事、心迹尽数道来，把晚年曾国藩身处谤议、身心交困之下的精神状态，完整呈现在后人眼前。      信中核心谈及天津教案一事。事后复盘，曾国藩内心自知此次处置未免过柔，本可持更强硬姿态，却选择隐忍妥协。并非天性软弱怯懦，而是看透当时国弱民疲的现实，极力避免国家再启战端，不愿让百姓再罹兵祸。可这件事，始终成为他心头一重枷锁。      彼时朝廷上下，自皇帝到军机、总理衙门诸臣，皆催促他快速了结此案。事情落幕之后，朝野之中褒扬与诋毁纷至沓来。对外人的评价，曾国藩说“毁誉之口，听之而已”，他人的夸奖也好，毁谤也罢，表面上只当耳旁风，听过便罢，不为此耿耿于怀。外界的议论可以放下，但内心的愧疚，却难以真正释怀。 这不是在意世人怎么看，而是对家国责任的自我拷问。      困境之中，他便以圣贤豪杰自勉：古来圣贤豪杰，无不是从磨难磨砺当中走出来。磨难越是深重，越能淬炼人的学养修为。只能够自我培植刚正之气，身处逆境磨难而不被摧垮，便是高出常人的境界。遭遇无端横祸与逆境，应当平心静气，反过来向内反省、修养自身。这既是开导友人，更多是他在重重压力之下，对自我的宽慰与鞭策，在巨大的舆论挫折中完成自省自立。      书信之中，他亦坦诚交代自身境况。去年冬日，他自北京陆路行至济宁，再南返。年事已高，身体急剧衰败，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视物昏蒙，没有良方医治。受眼疾拖累，各类军政事务不能够尽心打理，江海防务也常常力不从心。没有官样文章的掩饰，对知己直陈精力不济、履职受限的窘迫。古人没有现代职场的边界感，于挚友面前，国事操劳、身体病痛都坦然吐露。      于满心忧苦之外，亦有一件足以慰藉暮年的家事。正月，家中添了两位孙辈。长子年过三十，盼子许久，如今终于得子，这成为晚年曾国藩一份难得的欢喜。      一封短札，同时照见多重人生切面：面对棘手国事，权衡大局，忍辱负重；面对漫天非议，对外置若罔闻，对内严于自省；面对身体衰败，坦然承认局限；面对家庭天伦，亦存有普通人的喜乐。挫折与收获，谤议与宽慰，家国责任与个人悲欢，全部交织于此。      读懂这封书信，亦可窥见古人立身行事的境界，愿以此与诸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