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 Store下架超百款社交应用;网络散布私密视频构成侮辱罪;出售个人信息超10亿条,5人被公诉…

1.苹果App Store突发下架超百款社交应用

2.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网络散布私密视频，构成侮辱罪

3.出售个人信息超10亿条，5人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公诉

4.网恋9个月转账268笔被骗40万，警方跨省抓获

5.主播签约3个月擅自停播被诉，法院：不构成劳动关系但需付违约金

近期，苹果App Store突发大规模下架行动，超过百款面向海外用户的社交类应用被移除，引发出海开发者广泛关注。据第三方监测平台点点数据显示，仅美国地区当天就有81个社交应用被下架，涉及随机视频聊天、匿名社交及陌生人匹配等多种产品形态。

此次下架风波中，多款头部应用受到波及。其中，VLMedia Inc.推出的Joi是排名最高的受影响应用，该应用近30天全球下载量超6.36万，收入达259.21万美元，84%收入来自美国市场。Joi主打即时匹配与陌生人随机视频聊天功能，由于互动随机性强、内容难以提前审核，存在不适当内容及骚扰行为风险。此外，其通过广告、会员和虚拟礼物变现的商业模式，可能对未成年用户形成诱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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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功能的Coco、Monkey Run等应用同样遭下架。这些应用的共同特征为：强互动性、实时UGC内容主导、虚拟货币变现机制，正是当前平台审核与海外监管环境收紧下的重点关注对象。

中国开发者应用也未能幸免。由开发者”京春蒋”推出的Nero应用，因明确标注”1v1视频聊天、陌生人聊天”等高风险关键词而被下架。匿名社交产品成为另一重灾区，中文匿名职场交流平台”Moyan默言”、将”匿名聊天”写入副标题的Aloha Live等均被波及。主打社区发帖交友的ReadChat也因涉及私信内容和付费沟通等高风险功能而遭下架。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因恋爱纠纷引发的侮辱案引发社会关注。

2020年10月，被害人李某通过QQ聊天结识被告人吕某某，双方确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吕某某向李某索要裸体照片和视频，并保存视频截图。2021年7月，两人分手。此后，吕某某心生报复之念，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间，通过微信、QQ、短信等方式，多次对外发送李某的裸体照片及视频。

据法院查明，吕某某将相关私密信息发送至四个微信群，这些群组成员均在300人以上，最多的达500人。部分图片和视频还配以”有谁认识这个垃圾”等侮辱性文字。此外，吕某某还向李某的亲友和同学发送相关裸照及视频，对李某进行全方位的人格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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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某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9日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吕某某为泄私愤将被害人的裸照、裸聊视频对外散布，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法院以侮辱罪判处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持续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2023年至2025年间，林某武、王某康、刘某彪、孙某恒分别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经查，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3亿余组；刘某彪非法获取1500余万组；孙某恒非法获取他人住宿信息400余组及其他公民个人信息900余组。

该团伙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同时通过境外加密通讯工具设立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群组成员最多达10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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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即同步介入，构建”检察+技术+行政”多元协作机制。办案人员会同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借助专业机构穿透虚拟货币交易链，实现”资金-账户-真人”的关联锁定，利用技术手段及时固定境外服务器及通讯工具中的大量电子数据。

针对涉案”社工库”网站、频道群组产生的超过6亿组海量公民个人信息，检察机关依托”检察官+数据审查员”工作机制，采取抽样核验、数据去重、关联分析等方法，固定核心数据库规模、信息流转路径及非法提供次数，确保全案证据链条完整合法。

检察机关指出，”网络开盒”系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网络暴力、侵犯隐私等复合型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空间秩序。2025年10月，北京检察机关依法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武等5人提起公诉。

宁夏西吉县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

2024年3月10日，姜女士在”SOUL”APP语音匹配时认识了一王姓男子。两人添加微信后，王某持续展开温柔攻势，逐渐打动姜女士，双方确立恋爱关系。聊天中，王某塑造了一个”事业有成却身世悲惨”的形象，让姜女士越发信任和心疼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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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王某开始第一次借款，以酒吧资金周转困难、银行卡被公安机关封控为由，向姜女士借款200元。姜女士通过支付宝转账时，发现收款账户名为”熊某某”，王某解释自己有两个姓氏（随爷爷姓王、随奶奶姓熊），结合之前的”悲惨身世”，姜女士未再怀疑。几天后，王某归还了这200元，进一步获取信任。

3月28日，王某以酒吧空调坏了需要维修为由，再次借款1800元。此后，王某陆续以去台州出差、酒吧消防维修、进货经营、自己出车祸、”干外婆”去世等各种理由借钱。当姜女士表现出不情愿时，王某便情绪激动，甚至表现出轻生倾向，迫使姜女士无奈转账。

从2024年3月至12月，姜女士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王某转账268笔，总计40余万元。期间姜女士多次要求还款，王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直到12月底，姜女士意识到可能被骗，遂向学院路派出所报警。2025年1月7日，办案民警跨省追捕，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成功将王某抓获。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网络主播与经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

2024年9月，甲公司与主播李某签订为期三年的演艺合作协议。按照约定，甲公司负责李某的演艺培训、宣传推广和活动安排，直播账号及相关收益均归甲公司所有。然而，协议履行仅3个月后，李某便停止了直播等相关工作。

甲公司认为李某构成违约，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演艺合作协议，由李某支付培训装造、才艺教学和孵化成本3万元，并支付违约金9万余元。李某辩称双方名为合作实为用工，该协议本质上是劳动合同，自己属于正常离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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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属于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法院指出，判断法律关系不能只看合同名称，而应审查实质特征，结合劳动法上的三大核心标准：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

关于组织从属性，法院认为李某以个人名义进行直播，不代表公司履行职务，未被真正纳入甲公司的组织体系。关于经济从属性，李某提供的转账截图无法证明发放的是工资，而甲公司提交的薪资结构确认书明确约定按直播收益分成，这明显区别于固定工资报酬。关于人格从属性，甲公司对直播内容的规范要求属于合作背景下的业务规范，并非劳动法意义上的支配性管理，主播仍有较大自主空间。

综上，法院认定双方是基于合作共赢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件，对李某关于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解除合同，法院认为李某已停止直播，合同核心目的无法实现，甲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9万元违约金，法院综合考虑合同实际履行时间、公司前期投入、双方过错程度、李某实际获益情况及网络直播行业特点，认为合同约定偏高，依法酌情支持了部分违约金。

关于3万元培训费、装造费，法院认为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实际支出情况，且合同履行期约定3年而李某仅直播3个月，相关损失已通过违约金补偿，不宜再单独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解除双方演艺合作协议，李某向甲公司支付部分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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