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跑腿”取钱,也算共犯吗?——从AI拟声诈骗案看“工具人”的罪与罚

“我只是帮忙拿个钱，诈骗电话不是我打的，人也不是我骗的，我就拿了1700块‘跑腿费’，怎么就成了诈骗犯？”

在翻阅“吴某涛诈骗案”案卷时，仿佛能听到的被告人内心的困惑，也极可能是许多读者的第一反应。在一起利用AI拟声技术冒充孙子，骗取三位老人6万元养老钱的案件中，吴某涛既没有参与前端的AI技术合成，也没有直接对老人实施言语欺骗，他的角色仅仅是那个按照上线指令、上门取款的“工具人”。

在我们的朴素认知里，主犯应当是那个躲在暗处、策划全局的“聪明人”，而那个露脸跑腿的，似乎只是个从犯，甚至只是个“工具”。

但法律为何要将这样一个“跑腿者”绳之以法，且定性为诈骗罪的共犯？这起案件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细分化模式下，一个极易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刑法命题：线上诈骗+线下取款”模式中，取款人的主观明知与共犯责任该如何认定？

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到那个令人揪心的场景。2025年4月，湖北黄石的几位老人接到了“孙子”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是孙子的哭声、是逼真的求助声——借助AI拟声技术，犯罪分子高度还原了亲人音色，甚至能实现实时对话交互。在“孙子”急用钱的紧急情境下，老人慌了神。随后，吴某涛按照上线指令上门，他当场拨通上线语音电话，再由上线利用AI技术模拟亲属声音，在电话里完成最后的“确认”，吴某涛则顺利取走了现金。

这个过程中，公众认知与法律认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温差”。

公众看到的：吴某涛只是一个“人形快递”，技术是别人用的，话是别人说的，他只是跑了腿。

法律审视的：整个犯罪链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AI技术极大地降低了犯罪的门槛——它让“听得见但见不着”的声音变得无比可信，精准利用了老年人对晚辈的关爱心理。而吴某涛的线下出现，恰恰是完成这起“线上诈骗”的最后一公里。没有他的取款，骗局就无法变现。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点也随之浮出水面：一个没有参与前期预谋、只参与最后取款环节的人，他对“诈骗”这件事到底知道多少？他的“明知”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为上线的全部诈骗后果买单？

在法庭上，辩护的核心往往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知道什么”。对于吴某涛这样的取款人，其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的一道难题。

第一步：证据之辩——从“异常”中锁定“明知”。

吴某涛辩称自己只是“跑腿”，但法律不会仅听信口供。

在证据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细节：第一，他是经人介绍专门从事“帮助收取诈骗资金”的勾当，这本身就不具备正当性；第二，他的工作模式是流动作案、异地取款，且需要当场拨通上线电话配合诈骗；第三，其获利虽然仅1700元，但具有“不劳而获”且高额回报的异常性。

根据司法解释，认定“明知”不仅要看被告人的供述，更要结合其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面对这种“只取钱、不问来路、高额报酬”的异常工作时，对于款项的非法性应当具有概括性的认识。

第二步：法理之辩——共犯责任的“连结点”。

这是本案定罪的关键。有观点认为，如果吴某涛是在诈骗既遂（即老人被骗钱款脱离控制）后才介入取款，那么他可能只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非诈骗罪。

但本案的精妙之处在于犯罪模式的设计。

控方及法院最终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核心逻辑在于：吴某涛的取款行为并非在诈骗结束后“帮忙处理赃款”，而是整个诈骗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当他上门拨通上线电话，由上线通过AI声音进行最后确认时，他实际上在参与“骗取财物”的现场环节。被害人基于对“上门取款人”所代表的真实性（虽然是被欺骗的）以及电话里孙子的声音，才最终交付财物。这种“线上+线下”的复合模式，使得线下取款行为融入了诈骗的实行行为。

因此，即便没有事前通谋，只要在事中（诈骗既遂前）提供了关键帮助，且明知他人实施犯罪，就应当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第三步：情理之辩——从犯认定与宽严相济。

当然，辩护的另一面在于“罚当其罪”。虽然吴某涛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但法院清晰地界定了他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作用——从犯。

他没有发起犯意，没有获得大部分赃款，仅是犯罪末端的“螺丝钉”。最终，法院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但同时考虑其从犯、坦白、全部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这个判决既没有因为他是“小角色”而放纵，也没有因为他沾了“大案”就重判，精准地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起案件的判决，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个案本身。

对于被告人吴某涛而言，1700元的“跑腿费”换来两年一个月的铁窗生涯，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它向所有企图通过当电诈“工具人”赚快钱的人敲响警钟：“不知者”不一定无罪，“跑腿”也可能成为共犯。守住法律底线，莫贪不义之财，是每个人必须牢记的生存法则。

对于社会而言，此案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它展示了司法机关面对“AI+诈骗”这种新型犯罪手段时的应对智慧。AI技术让诈骗的迷惑性呈指数级上升，而“线上+线下”的分工模式则让犯罪链条更加隐蔽。司法机关通过精准打击“取款手”，实质上是在物理上切断赃款的转移路径，斩断电诈变现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最需要保护的老年群体而言，这份判决传递了司法的温度。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一旦被骗，失财又失联，生活秩序将长期失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已将“诈骗老年人财物”明确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在这起案件中，虽然吴某涛是底层从犯，但司法机关通过全链条打击、追赃挽损（最终退赔取得谅解），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老人的损失，体现了对弱势群体“实质正义”的关怀。

吴某涛案已经尘埃落定，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未结束。当AI技术足以让“耳听为虚”变成常态，当诈骗分工精细到可以切割刑事责任，我们的法律防线也在随之不断调整和加固。

这场官司，看似是在为一个“跑腿者”定罪，实则是在为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数字社会，确立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技术永远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护身符，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每一位读者：如果你家里的老人接到“你”的求救电话，要求立刻交钱给一个上门的“朋友”，你觉得，他们能躲得过这一关吗？除了法律的保护，我们还能为最爱的人，多建一道怎样的防线？

-扫码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