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当AI开始改变教育与劳动市场结构,教育基因EA-PGS的作用会走向哪里?

如果说过去几年的遗传经济学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核心认识，那大概就是基因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教育和社会经济结果相关。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相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天生如此，还是某种制度安排下的结果？Demography期刊近日上线一篇新研究（Dobewall et al.，2026），利用芬兰教育改革的例子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基因的作用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随着制度变化而改变其发挥路径。

如果把这篇新研究的结论与2018年一项关于爱沙尼亚制度转型（Rimfeld et al.，2018）的证据放在一起，笔者不由开始思考：当AI已经开始改变教育与劳动市场结构时，教育基因的作用会继续走向哪里？

一、芬兰教育改革：基因被收束进教育体系

芬兰在20世纪70年代实施了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从早期分流的精英教育体系转向统一的义务教育。这一变化最直观的影响，是显著降低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更多人进入同一条教育轨道。Dobewall等（2026）据此比较了改革前后两代芬兰人中“教育基因”（EA PGS，教育成就多基因评分）的作用。结果发现：

在教育改革之前（精英教育时代），即使控制了一个芬兰人的受教育水平，这些基因仍然可以预测收入、就业状况等成年后的结果。这说明，基因不仅通过“多读书”发挥作用，还可以通过其他路径，比如个体的行为方式、社会适应能力或选择倾向，影响其经济表现。

而在教育改革之后（义务教育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旦把实际所受教育纳入分析，基因对收入和就业的额外解释力显著下降。换句话说，基因并没有消失，而是捕捉进了教育体系内部。如果没有在教育中取得优势，这些基因也很难再转化为经济回报。

这意味着教育在芬兰义务教育时代不仅是机会，更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通道，使得教育基因“通过教育发挥作用”的路径大大增强。它决定了哪些能力可以被看见，也决定了这些能力如何转化为结果。

二、爱沙尼亚的例子：当市场放开，基因的回报开始显现

如果只看芬兰，很容易得出“制度越平等，基因作用越弱”的直觉。但2018年Rimfeld等关于爱沙尼亚的研究似乎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案例。

在苏联时期，教育与职业路径高度受控，个体差异很难影响最终结果。随着苏联解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控制逐渐放松，个体选择空间扩大。Rimfeld等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基因对教育与社会地位的预测力反而增强了。

这并不是因为“基因变得更重要”，而是因为它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和回报。当制度不再将路径锁定在少数通道中，个体差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种情况：芬兰的制度让基因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表达，而爱沙尼亚的转型则让基因可以在教育之外找到出口。

三、AI的冲击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AI时代，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点。因为AI正在同时冲击两个关键的东西：

• 教育作为筛选机制的地位
• 能力转化为经济回报的路径

情境1：AI削弱教育作为筛选机制

一种可能是，AI逐步削弱教育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

当写作、编程、数据分析等能力可以被外包给AI时，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训练不再是获取这些能力的唯一方式。文凭的信号作用下降，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路径更加多样化。

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类似爱沙尼亚转型后的情形：成功路径不再集中于教育，基因可以通过更多非教育渠道发挥作用。

例如，个体的判断力、沟通能力、风险偏好，甚至与AI协作的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重要维度。

结果可能是：

教育基因“通过教育发挥作用”的路径减弱，但其“直接作用”反而增强。

情境2：AI强化精英教育筛选

但也存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AI不仅不会削弱教育，反而会强化它的筛选功能。随着信息更加透明、评价更加精细，顶尖教育资源可能变得更加集中，竞争也更加激烈。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体系可能从“机会通道”进一步演变为“关键瓶颈”。那么基因的作用将被更加彻底地捕捉进教育体系之中。

谁能够进入顶级教育轨道，谁就更可能获得后续的所有机会；而未能通过这一筛选的人，即使具备潜在能力，也更难在体系外实现突破。这会使芬兰式的机制进一步强化。

笔者认为在很近的未来，实际情况可能不一定是以上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二者的叠加态：

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AI降低了技能门槛，使得教育信号变弱，个体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获得收入。这一部分更接近“去中心化”，基因作用通过非教育路径释放。

但在高端与精英赛道，竞争反而更加集中。少数顶尖岗位、资源与平台，可能依赖更加严格的筛选机制。这一部分则表现为“再集中化”，教育依然是关键门槛。

而基因的作用会在不同层级、通过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被重新分配。

基因本身不会改变，但它在社会中的意义却始终依赖于制度如何组织机会、如何筛选个体、如何定义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Dobewall, H., Vaalavuo, M., Böckerman, P., Viinikainen, J., Sirniö, O., Kantojärvi, K., … & Lehtimäki, T. (2026). Nature’s Curriculum: Genes Linked to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dult Socioeconomic Status Across Birth Cohorts in a Nordic Welfare State. Demography, 12550847.

[2] Rimfeld, K., Krapohl, E., Trzaskowski, M., Coleman, J. R., Selzam, S., Dale, P. S., … & Plomin, R. (2018). Genetic influence on social outcomes during and after the Soviet era in Estonia. Nature human behaviour,2(4), 269-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