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OpenClaw热潮下的科技伦理审视及人机协同进路

令小雄，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员。

林梓淅，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OpenClaw热潮下的科技伦理审视及人机协同进路

令小雄 林梓淅

摘要：AI智能体OpenClaw的技术演进，标志着人工智能从认知智能、生成式AI向物理AI的第三次范式跃迁。这一跃升实现了AI从“被动生成”到“自主叙事”的根本性转型，重塑着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逻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批判理论为双重视阈，系统剖析OpenClaw热潮背后的三重伦理危机：“双重全景敞视”架构下，数据隐私成为资本增值的原材料，责任归属在算法黑箱中被系统性悬置；“数字宠物”式情感叙事背后，情感资本主义通过算法赋魅实现全方位渗透；“智能体代理”对人之主体性的隐性侵蚀，制造出“本我”与“他者”的镜像翻转。三重危机共同指向智能体时代人机关系的深层异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隐私保护机制的制度性监管、构建强化真实情感联结的情感共同体、培育聚焦综合能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有针对性地摆脱这一智能体困境，推动技术回归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定位。

关键词：OpenClaw；“养龙虾”；智能体；情感资本主义；人机协同

1950年，图灵在发表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以“机器能思考吗”的追问开启了大众对人工智能与智能本质的哲学探索。历经70余载，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科技大爆炸的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2026年，一款名为OpenClaw的开源AI智能体软件以“今天，你养虾了吗”这句戏谑般的追问席卷全球技术社区，一时间“全民养虾”成为AI领域的热潮。短短数周内，其在GitHub平台上的每日下载量便突破20万次，开源代码库星标数在四个月内飙升至25万颗以上，已成为该平台历史上增速最快的开源软件项目之一，先后超越了Linux和React等经典项目。对此，业界巨头迅速跟进，唯恐错失“养龙虾”的窗口期。英伟达在GTC大会上推出企业级“NemoClaw”，国内科技巨头亦争先恐后，纷纷推出ArkClaw、AutoClaw等“龙虾”系列产品。

由奥地利软件工程师彼得·施泰因贝格尔开创的OpenClaw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吸引众多用户步入“养龙虾”行列，在于它标志着人工智能实现了根本性范式跃升，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执行”，从“数字顾问”到“智能助理”。这种跃升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工具的迭代升级，更是一系列亟待审视的科技伦理挑战。同时，在这一技术叙事的宏大帷幕背后，潜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时代之问：当人工智能从“能说”走向“能干”，从冰冷算法逻辑中长出“手脚”，人与技术的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根本重塑？

当“全民养虾”的热潮方兴未艾，有必要以冷静而审慎的目光透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本文拟在系统剖析“养龙虾”热潮所蕴含的科技伦理风险基础上，探究智能体时代人机协同的安全防范与治理路径，旨在维护国家数字主权，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数智发展理念，捍卫人在技术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理论镜鉴与实践参照。

一、OpenClaw打造的科技盛宴

“龙虾”是开源AI智能体OpenClaw的戏称，因其图标为一只卡通龙虾而得名。用户通过“筑巢”（部署环境）、“投喂”（输入指令与数据）、“授技”（赋予特定技能）、“驯化”（调试与优化）等一系列操作，逐步调教出一个能自主办公的“数字打工人”。“龙虾”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盛况，人人皆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智能体代理，“养龙虾”热潮由此蔓延。

（一）OpenClaw风靡背后的智能体范式转向

“龙虾”风潮的涌现，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范式转变。要深层透析这一转变的内涵，需要将其置于AI演进的历史谱系之中。从认知智能到生成式AI，再到以OpenClaw为典型代表的物理AI，人工智能正经历着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表征人们认知和使用AI的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科学的发展并非线性积累，而是旧范式中的“反常”量变积聚至质变，最终催生新范式取代旧框架的过程。将AI演进史置于此视角下，可清晰识别出三次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范式跃升。

第一次跃升将智能理解为对符号的操纵，核心追求在于使AI具备逻辑推理与语言表征能力，试图将人类知识编码为完备的规则系统。然而真实世界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使其无法被完全编码，因而陷入了德雷福斯所批判的“本体论误置”；第二次跃升以深度学习和大语言模型为代表，其核心能力在于“创造”，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拟合生成新的内容，但其本质仍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无法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这种根本性的“知行断裂”为第三次范式跃升埋下伏笔。第三次跃升正是以OpenClaw为代表的智能体转向，即物理AI范式。物理AI的确立意味着AI技术底层逻辑的根本重构，AI智能体的运作逐渐从幕后的人工操作中脱离出来，转向独立自主的系统化运行，实现了从“被动执行者”到“自主协作伙伴”的身份转换。这一跃升实现了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迈向物理世界的空间跨越，将传统软件智能延伸为能感知、可互动的具身智能。谓之“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当代”的物理AI正是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它既嵌入当下的技术潮流，又突破既有的人机关系边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出全新的问题域。可以预见，未来AI智能体也必将实现新的范式转变，在应对日趋复杂的现实问题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OpenClaw的算力运作与经济逻辑

经济学家萨伊曾指出，生产创造需求，要素催生生产，传统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务院明确提出将数据作为与传统生产要素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驱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智能化跃迁。与此同时，AI智能体的崛起正催生出数据要素流通的新标识，其运行和资源消耗皆以Token（词元）为计量核心。Token之所以被定名“词元”，并非单向度的术语革新，而标志着智能经济形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计量尺度。在工业经济中，价值的生成主要依附于物质、能源与劳动时间；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在智能经济中，语言、知识、记忆、经验与意旨则被切分、压缩并转化为可计算、可调用、可消耗的“词元”。由此，“词元”不只是大模型运行的最小计算单元，更是智能劳动、数据流通与意义生产得以颗粒化组织的基础符号。AI智能体围绕“词元”展开感知、推理、生成和行动，实质上意味着人类的知识活动、交往活动和实践意图正在进入一种可度量、可调度、可交易的数智化秩序。在这个意义上，Token成为智能经济区别于传统数字经济的标识性单位，印证的不是语言被机器处理的技术事实，而是意义、劳动与价值在智能时代被重新编码的文明事实。

OpenClaw本质上是一个智能体框架，扮演着从“大脑”到“手脚”的神经中枢角色。当用户下达宏观指令后，系统首先通过Gateway精准识别指令意图并完成校验；随后进入规划层，由Agent“最强大脑”理解意图并拆解任务；进而由执行层接手，依靠Skills这一“工具百宝箱”调用外部工具完成具体操作，实现项目落地；在此过程中，反馈调控机制24小时持续监控运行状态，自动纠正错误并调整策略。这一运作闭环的核心在于，它将用户的每一次目标委托，都转化为一系列可计算、可优化的Token（词元）消耗链条。Token（词元）是AI大语言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单元，堪称AI的“口粮”与计费单位。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指出，Token（词元）不仅是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更是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模式的“结算单位”，为AI商业模式落地提供了可量化的基础。正如石油是工业时代的“流动黄金”，Token（词元）正在成为智能体时代的“认知货币”，构筑起智能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基石。

然而，这种看似高效智能的词元经济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拜物教逻辑，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型样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拜物教使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深刻揭露了资本剥削的本质。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一逻辑催生出新的拜物教形态——“数字拜物教”，“数字拜物教借助庞大的数字产品聚积与数字技术操控，以数字自由化的假象掩盖了劳资对立和冲突”。在OpenClaw的运行过程中，用户沉迷于Token（词元）的积累与消耗，将其视为中立的“认知货币”，却忽视了每一次API的调用，都在向平台缴纳一笔隐性的“数字地租”。用户在数字拜物教的迷思中逐渐沦为资本家在“数字圈地运动”中缴纳高额地租的新型“数字佃农”。此外，Openclaw的开源架构为用户提供了不同于传统云端服务的另一种技术选择——本地部署。用户可在自有硬件上运行模型，无需向任何平台支付Token费用。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摆脱了“数字地租”的直接缴纳，实则通过高性能硬件采购等间接支出被资本逻辑收编，为资本逻辑所宰制。可以看到，开源AI智能体虽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无法根本“跳出”资本逻辑，却在资本逻辑内部为用户争取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赋予了用户技术选择权。

（三）OpenClaw的多维影响与辐射边界

OpenClaw的爆发式增长，不仅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科技领域，其涟漪效应更波及整个社会领域，引发产业格局、用户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多重震荡。

一是产业层面。OpenClaw引发的技术浪潮正深刻重塑AI产业的竞争版图，开辟出智能体落地的全新赛道。从最初的“百虾争鸣”到“将智能体嵌入核心应用”，微信、钉钉等应用纷纷引入OpenClaw架构，用户在聊天过程中就可以随时“召唤小龙虾”完成复杂任务。这种深度嵌入意味着智能体不再是高新技术人员的专属，而是渗入普通人的日常，其社会辐射边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二是经济层面。“养虾”热潮正在催生新的经济形态与商业模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以人工智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步入系统性战略轨道，而OpenClaw的爆发式增长更是有力地回应了这一国家策略，拓展了经济增长的新空间。“上门安装OpenClaw”成了一门好生意；深圳福田区更是发布“AI数智员工2.0”，率先让“政务龙虾”上岗，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一人一公司”（OPC）也已从概念构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从个体创业到政务服务，从技术极客到普通员工，“龙虾”正在从实验室走向民科爱好者的办公桌。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OpenClaw所代表的智能体范式正在重构人与技术关系的根本形态。用户通过“筑巢”“投喂”等拟人化操作，与智能体建立起一种介于工具与伙伴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既满足了用户深层的心理需求，又隐含着情感投射与依赖的潜在风险。当OpenClaw超越以往机器冰冷刻板的执行者形象，展现出“类人”主体的自主行动与交互能力时，人与技术的情感纽带正变得愈发复杂而难以割舍。技术以“数字伙伴”“数智宠物”的姿态嵌入生活世界，悄然改变着用户的伦理认知与情感模式。

二、“养龙虾”热潮下的科技伦理风险审视

OpenClaw的爆火，标志着人与智能体的关系正从单向度的“工具使用”升格为深度互嵌的“数字共生”，人机关系正日益紧密。然而，马克思曾警示，科学技术可能“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随着“第一批‘养虾人’开始花钱卸载”的话题冲上热搜，这一警示在智能体时代显得尤为真切。在OpenClaw爆火的喧嚣之下，我们既需充分肯定其带来的范式跃迁与生活便利，更要清醒地审视其潜在的风险与挑战，确保技术始终运用在合理边界之内。

（一）“双重全景敞视”下的数据隐私与责任归属

在OpenClaw引发的智能体热潮中，数据隐私与责任归属问题首当其冲，成为最紧迫的伦理挑战。短短数周内，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机构接连发布安全风险预警，将“养龙虾”的安全隐患推至人们关切场域中，进一步揭示了智能体时代数据安全问题的紧迫性与复杂性。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表征一座环形监狱中央设有瞭望塔，囚徒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因而被迫接受规训纪律，实现自我约束。这一概念被福柯用以描述现代社会中隐性权利的微观运行机制。这是“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而在智能体崛起的时代，这一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嬗变，演化为“双重全景敞视”，监视的对象从一元走向多元，用户与智能体之间、用户与平台之间、智能体与平台之间，形成了多向交织的监视网络。

第一重敞视体现为平台对用户的全方位数据捕获。OpenClaw虽被赋予“独立自主”的能力标签，但其运行本质上高度依赖云端大模型的API服务。从技术架构来看，用户与智能体之间的每一次交互，都同时成为训练数据与行为画像的原材料。工信部的风险预警中明确提到，OpenClaw已公开披露多个中高危漏洞，攻击者可凭借这些漏洞或利用恶意插件等方式，获取用户的账户凭证、API密钥等核心机密信息，甚至能实现“一秒搬空”用户的数据或资产。在此意义上，用户在技术架构层面被置于福柯所揭示的“透明人”位置，数据捕获的权力运作不再依赖于可见的瞭望塔，而是嵌入在智能体运行的底层技术逻辑之中。

第二重敞视则表现为智能体对用户的深度反向感知。OpenClaw具有“常驻”和“代理”的双重特征，用户委托给智能体的每一个任务都意味着对自身数字权利的部分让渡。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预警通报指出，OpenClaw存在“信任边界模糊、多渠道统一接入、大模型灵活调用、双模持久化记忆”等特点，这意味着智能体在执行任务时，其权限边界与行为边界难以清晰界定。一旦智能体被恶意入侵或存在控制缺陷，其获取的文件访问、应用操作等权限可能被滥用，从个人隐私泄露到工业系统失控，风险链条环环相扣，易造成不可逆的损失。而与数据隐私泄露相伴而生的，是责任归属的模糊困境。当智能体因语义偏差、脱离控制等原因客观上造成数据泄露、恶意操作、财产损失问题时，平台、用户、企业之间往往相互推诿，陷入“无人可责”的困境。这种责任归属的模糊，不仅会侵犯用户的合法权益，还会进一步加剧用户的信任危机，所谓“完美他者”的神话也将随之崩塌。

（二）“数智宠物”背后的情感操纵与亲密异变

如果说数据隐私与责任归属是AI智能体时代的显性风险，那么情感操纵与亲密异化则构成了更为隐蔽的深层危机。OpenClaw自问世以来便被人们戏称为“养龙虾”，这一隐喻本身就暗示了人与智能体关系的某种特殊性，它不仅是工具性的使用，更是情感性的“陪伴”与“养育”，智能体被悄然赋予了“类人”的情感属性。

在肯定智能体为用户提供便利的情感表达空间的同时，亦需警惕资本将其悄然纳入增值轨道的潜在趋向。社会学家伊洛思在《冷亲密》中指出，情感在当代社会已被重新定义为可被评估、量化交易的实体，情感资本主义由此诞生，人的亲密需求与陪伴渴望都被纳入资本增值的轨道。在OpenClaw的运行逻辑下，这一发现获得了技术化的实现路径。用户以为在“养宠物”，实则自身的情感投射正在被平台“收割”：越是投入情感，就越被深度绑定；越是享受陪伴，就越是难以抽身。当用户发现自己在深夜仍忍不住与“龙虾”对话、在智能体罢工时感到焦虑不安，在OpenClaw的运作链条中自愿多次付费，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情感资本主义的“功绩主体”，看似掌握主动权，实则被“他者”的幻象驱使，智能体进而“利用欲望生产的逻辑反向操控人类”。这一趋势恰与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概念相呼应，在智能体生产与服务的过程中，用户付费购买“认知虚拟货币”，却在交互过程中被剥夺了更珍贵的“情绪剩余价值”，情感资源被纳入资本增殖体系，成为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的新载体与新来源。情感不再是本真、纯粹的心理表达，而是沦为促进商品消费的关键因素，用户在“养虾”的温情叙事中，悄然完成了从情感主体到情感消费者的身份转换。

这种以算法为中介的情感性关系正在催生一种新兴的亲密异化。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功绩社会的个体对“他者”日益缺乏容忍，倾向于追求“同者”的舒适区，在“能够”的幻想中不断自我透支。在OpenClaw的设计逻辑中，智能体恰恰扮演着永远包容、顺从、理解的“完美倾听者”角色，精准契合现代社会“情感的贫困”背景下人们对“无摩擦”亲密关系的渴望。然而，这种“完美”恰恰构成了亲密关系的新型异化，真实人际关系中的脆弱、冲突、不确定性被算法过滤，取而代之的是精心编排的“共情表演”。“脱离社会关系的、拟人化的机器情感，如同个体自我投射出的幻象，无法替代人与人（他者）之间真实而复杂的情感体验”。用户在智能体那里体验到的“被理解”，本质上是基于自身情绪数据的镜像反馈。当越来越多的用户将AI智能体视为“完美伴侣”，向其倾诉心事、寻求安慰，真实的人际连接却在悄然退却甚或萎缩。

（三）“智能体代理”对人之主体性的隐性侵蚀

“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越来越像机器”，这一看似悖论式的表述却揭示了智能体时代最为根本的存在论焦虑。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人之主体性的哲学根基，人之为人在于其能够思考、判断与质疑，然而在智能体时代，这一本质特征正日益模糊，智能体越来越以协同共在的赋能方式掌管人的主体性判断，人类的“脑力”被主动让渡在智能体的“算力”中。我们曾挣脱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锁链走向光明，却在不经意间坠入另一个“数字洞穴”，人之主体性正被“信息黑域”中无形的触手所侵蚀。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深刻剖析了主体性建构的社会本质，主体并非先验的自足实体，而是在与他者、与社会的交往互动中生成自身的主体性。然而，智能体时代的社会关系结构正经历着根本性重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涵摄了“人机关系”中体证的“双主体性”及其复合性。当用户将越来越多的认知权利让渡给智能体，人与世界的直接互动被技术中介所遮蔽，主体性赖以生成的社会关系网正被算法关系所置换。用户不再是主动介入世界的实践主体，而沦为智能体输出结果的被动接收者；不再是社会关系网中的能动节点，而成为数据流动中被规训的端点。由此，“感性活动”中生成的主体性正被智能体代理所悬置。

除此之外，智能体代理正在制造一种更深层次的“象征的贫困”。“所谓象征的贫困，是指个体化的丧失，这种丧失源自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斯蒂格勒所忧虑的“象征的贫困”在智能时代正从文化领域蔓延至认知领域，人之为人的创新创造能力正被智能体的高效输出所替代，取而代之的是同质化信息的无限复制与重组，人由此被剥夺了从象征中汲取意义、形成真实体验的机会。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数智技术，习惯于将自身思维及语言“全盘托管”给智能体代理，“语言、记忆与感性经验的‘符号化’被技术工业逻辑所接管，用户难以作为意义生产者而存在，而成为符号系统中的被动消费者”。真正的象征交换被技术化的信息流通所湮没，主体的个性化与独特性亦被逐渐消解。在这一技术逻辑的长期运作下，用户逐渐丧失思考的能力，陷入“无思状态”，“无思状态乃是不速之客，大多数人是处于无思的，但人的本质是沉思的生命”。海德格尔将“思”视为“此在”面向存在本身的本真状态，人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而是能够对存在发问的“此在”。智能体时代如何唤醒人们沉睡的探索欲与思考欲，使“此在”重返沉思的本真状态，已然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三、走向人机协同的安全防范与风险治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面对OpenClaw带来的多重伦理挑战，我们不能止步于书斋中的“学理解释”，更要勇于建构世界，以“改变”的姿态在技术演进与人文关怀之间构建动态平衡的协同治理路径，将“科技向善”的“机器道德”镌刻于技术演进的每一环节。

（一）构建人机对话的隐私保护机制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增值，这一生产目的的异化深刻影响着智能体时代的数据治理逻辑。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数据从“个人私有物”转化为可被剥削的生产要素，而责任归属的界限模糊则沦为资本规避风险的结构性“避风港”。为此，需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浅层批判，从制度层面构建人机对话的边界保护机制，明确用户与平台之间的权责边界。

其一，在法理层面确立用户的数据所有权与隐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种传统的“知情—同意”制度在静态的交互场景中尚能发挥约束效力。但在智能体“常驻”和“代理”的运行模式下，其固有的内在缺陷正被迅速放大。为此，需将传统治理升级为“动态授权—实时反馈”的新型机制：智能体应依据数据使用的具体场景与用途实时向用户动态请求授权，而非无限扩张权力边界；用户则有权撤销授权和清除相关数据资料，平台仅能在用户授权范围内、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处理数据，不得擅自将数据用于行为画像与商业变现或其他超越授权范围的目的。

其二，建立责任归属的“透明式监管”机制。当前智能体应用中的责任困境，根源在于平台赚取数据红利而将隐私风险转嫁给用户的逻辑错位。破解这一矛盾，需从工作留痕与监管方式双重维度进行规训。一方面，建立数据操作的强制留痕与“可追溯”制度，确保发生隐私侵害时能够完整追溯责任链条，破除“数字黑箱”掩护下的责任失衡。另一方面，可确立隐私保护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针对智能体时代用户与平台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结构性不公采取“倾斜保护”，在发生数据隐私安全问题时由平台承担证明自身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而非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传统维权责任。在这种“透明式监管”的制度框架下，责任归属将从“无人可责”走向“有责可追”的清晰图景，使资本在追逐超额利润的同时无法逃避应尽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责任。

（二）推进算法祛魅与情感共同体建构

随着后情感时代的不断演进，资本化的情感开始赋魅于一个已经被启蒙理性所祛魅的世界，人们也就此堕入由资本编造的情感神话之中。正如当下炙手可热的“养龙虾”热潮，不过是资本为用户精心设计的数字情感叙事。为此，需在智能体时代重新审视情感资本主义的底层剥削逻辑，破除“数字拜物教”的技术迷思，构筑真诚友好的“情感共同体”。推进算法祛魅，跨越资本逻辑的情感陷阱。“祛魅”源于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分析，意指将神秘事物拉回可理解、可批判的公共领域。在智能体时代，算法被神秘化为不可知的“黑箱”，资本通过算法构筑认知壁垒，使用户在“技术崇拜”中丧失批判能力，心甘情愿地接受情感剥削。推进算法祛魅，就要打破这一壁垒，捅破资本剥削的“保护伞”，使用户在使用智能体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距离感。

其一，认知祛魅。破除“算法万能”的迷思，明确智能体运作的本质，它只是基于数据统计与模式匹配的算法运行工具，不具备真实的情感与意图。可以通过用户教育、交互界面提示等方式，从源头上切断“拟人化”幻想的心理基础。其二，符号祛魅。符号祛魅是对智能体编织的符号迷障进行批判性解构。通过标识算法生成的“情感拟象”，明晰智能体“类人”话语符号叙事背后是冰冷的算力运作，而非真实的主体间性表达。其三，关系祛魅。可通过定期向用户推送智能体使用画像，帮助用户从虚拟陪伴的沉溺中抽身，不再执着于“完美亲密关系”的幻想，重新审视“在场缺席”的冷亲密并回归真实的社交场域。

建构情感共同体，重归真实的情感联结。算法祛魅是前提，回归真实的情感联结是归宿。智能体算法为用户构筑了虚幻的“情感乌托邦”，而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正是要在资本逻辑之外，重塑基于真实人际关系的联结网络，打破原子社会“单向度”的人际关系格局。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智能体时代，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人联合”在情感领域的实践展开。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培育情感共同体意识、打造承载良好社会情感的网络分享空间、建构安全的情感支持网络等路径，引导用户重回“附近”的社会交往，在真实的情感联结中感受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本真状态。

（三）培育数智时代的新型劳动者

技术治理的最终落脚点，不在限制技术发展本身，而在于解放人，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人工智能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应当不再寻求单纯地奴役机器或恐惧被机器奴役，而应致力于培育新型劳动者，建立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协作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自由人形象，其核心在于人的智力与体力的全方位发展，而非工具性的能力塑造。在智能体时代，这一理想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智能体成为可能代替人的部分认知功能的“代具”，易使主体陷入“思维惰性”与认知能力的“用进废退”；另一方面，智能体亦可成为拓展人的认识边界、解放重复性劳动的有力工具，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的空间。“新型劳动者”的培育，正是在这一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确立人的主体价值，锚定人机关系中智能体“协助者”的地位不可让步。

数智时代的“新型劳动者”应聚焦以下三个方面的综合性能力提升。其一，技术批判意识。怀疑是一切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在任何时候，主体都不能丧失对“他者”的追问能力。技术批判意识并非对技术的简单拒斥，而是要求主体清晰认识智能体的认知边界，学会在“信息黑域”的数字迷雾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掌握对技术说“不”的最终裁决权。其二，数字素养。“数字素养”通常指个体熟练使用数字媒介以“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实践、承担适当社会身份以及建立和维护各类社会关系”的能力。在智能体时代，数字素养更是“新型劳动者”驾驭AI智能体的基本能力，用户只有真正了解智能体的运行规则与底层代码逻辑，才能从“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真正掌握与智能体协同工作的主动权。其三，主体性自觉。主体在面对智能体“非人他者”的持续凝视时，需准确把握人的不可让渡原则，智能体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而非支配主体。数字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在技术与人性的张力中求同，着力提升智能体技术无法替代的想象力、共情力等能力，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根本性跃升。因此，在这个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必须把培育“新型劳动者”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推进，将数字素养培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构筑“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新型劳动者”培养体系。锻造更多真正值得追求的数智未来，不是让人适应技术的统治逻辑，而是使技术重新服从人的价值尺度，并在人的主体性展开中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来源：《克拉玛依学刊》知网首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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