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全文下载】《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

报告名称：《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发布机构：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26年6月15日发布地点：香港生产力促进局SME One Foyer演讲厅报告语言：简体中文、英文文件格式：PDF

全球产业转移经历了战后重建与首次转移、东亚崛起与二次转移、全球化高潮与“世界工厂”形成、范式转换与价值链重构四个阶段。二战后，美国主导纺织、钢铁等产业外移，日本和西德借此实现经济复兴，形成美国占据高端、日德承接中端的产业链格局。20世纪70年代后，石油危机、日元升值推动日本向外转移中低端产业，“东亚四小龙”通过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跨越。冷战结束后，中国凭借入世红利、超大规模成本优势和稳定投资环境，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进入2010年代，全球分工逻辑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安全与韧性，“中国+1”、近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行，中国也从被动承接地逐步转向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织者和战略枢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不断实现角色跃升。早期依托经济特区和“三来一补”模式承接港澳台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入，形成全球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确立“世界工厂”地位；2010年代以来，推动产业向高新技术、自主品牌和创新驱动转型；2020年以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内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对外依托“一带一路”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数字经济输出和区域价值链重构，逐步从制造基地向产业链组织者和规则参与者演进。

过去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全球扩张”转向“聚焦亚洲”，东盟成为承接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核心区域。2024年中国对亚洲投资占比超过八成，对东盟投资流量升至历史高位，显示东盟已由重要市场升级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基地和供应链伙伴。从行业看，制造业是中国投资东盟的支柱，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在越南北部、泰国东部等地加速集聚；批发零售业依托雅加达、曼谷等都市圈以及跨境电商、云服务和智能物流向周边市场延伸；电力、能源和建筑业则发挥“空间先导”作用，在印尼、老挝等地布局电站、输变电和绿色能源项目，为制造业进驻提供基础支撑。

东盟内部已形成较为清晰的区域分工。新加坡凭借成熟制度环境、资本市场和专业服务体系，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的合规治理中心和离岸金融枢纽；印度尼西亚依托矿产资源和人口红利，成为资源深加工、新能源电池和重工业布局的重要支点；泰国凭借汽车工业基础和熟练劳动力，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面向东盟及全球市场的制造与分销中心；越南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邻近中国的区位优势，成为电子、光伏等产业的重要离岸生产基地；马来西亚则依托半导体封测基础、人才储备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半导体材料、数据中心和算力布局的重要节点。

海外产业园区是中国企业集群出海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经过企业自主探索、政府扶持规范和“一带一路”驱动发展，已形成境外经贸合作区、“两国双园”、国央企园区、民企园区及多元主体共建等多种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依托政府背书，为企业提供土地、税收、通关和融资便利；“两国双园”通过双边政府顶层设计和协调机制，推动跨境资源配置和产能协作；国央企园区依托大型央企的基建、资本和信用优势，与港口、能源基地等重大项目深度绑定；民营企业园区则由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抱团出海”，降低物流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多元主体共建园区通过整合政府、国央企、民企和东道国资本，增强企业应对海外环境波动的韧性。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从传统制造业外迁，拓展至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由“被动外迁”转向“技术驱动”和“生态构建”。传统制造企业一方面面临技术、品牌和渠道壁垒，另一方面通过品牌收购、全球营销和本地化生产实现从代工向品牌进阶；新能源、智能汽车、光伏等新兴产业企业凭借技术附加值和国际化基因，主动对接全球标准和准入规则；以云计算、物流、金融科技和专业服务为代表的轻资产服务业，则伴随制造企业出海实现“随团成长”，通过合规、本地化和技术集成能力构建新的竞争壁垒。

从模式看，中国企业出海已形成四类典型路径：一是“产能出海”，由贸易出口、海外销售机构、本地化生产，逐步延伸至研发、品牌和供应链本土化；二是“数字出海”，以平台、应用、云服务等数字产品快速进入海外市场，并通过本地团队、生态合作和合规治理实现深耕；三是“柔链出海”，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和“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实现全球资源敏捷调度和本地化履约；四是“文化出海”，依托内容、IP、潮玩、游戏等跨文化产品，培育全球粉丝社群，推动中国美学和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

随着出海从可选项变为战略必选题，香港正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双重角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重要支点。香港依托普通法制度、国际仲裁机制、资本市场、跨境金融和专业服务体系，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合规、知识产权、财税筹划、品牌推广和供应链管理等综合支撑。面对企业从产品贸易转向全球价值链构建，香港应进一步发挥离岸财资中心、国际专业服务平台、全球人才枢纽和知识产权转化平台功能，推动中国标准与国际规则对接，服务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出海。

      面对复杂国际环境和系统性风险，应构建国家主导、政企协同、多层次联动的高质量出海支撑体系。政府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合作指导目录》，明确鼓励类、审慎类和限制类产业，引导关键核心技术、数据处理和研发中枢留在国内；实施差异化区域出海策略，推动AEO互认、标准互通、职业资格互认等谈判成果向企业端转化。企业层面，应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团出海，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布局，并对带动作用明显的企业给予用地、用能、融资和金融工具支持；针对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合规预警、成本测算、品牌建设、国际认证和人才培训服务。平台层面，应在主要目的国设立实体化“中国企业服务驿站”，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驻外商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法律、税务、劳工、应急协调等一线服务；同时推动粤港澳专业服务资源“随团出海”，打通企业海外运营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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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全球与区域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出海及案例研究报告（2025）》[R].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