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某某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以下简称“殷某案”）一审判决引发学界热议。该案中，殷某作为专业配音演员，接受文化传媒公司甲的委托录制录音制品，并向其转让著作权。后甲将该录音制品的音频提供给软件公司乙。乙以此作为素材提取殷某声纹，制作AI文本转语音产品（以下简称AI产品），并在某网络科技公司丙运营的云服务平台对外销售。后科技公司戊、己签订在线服务买卖合同，由戊向乙下单采购AI产品，己利用该产品合成声音（以下简称AI声音）并加以销售。原告主张上述五方侵犯其声音权益，应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与精神损失。最终，法院认定甲、乙未经殷某许可以AI化方式使用其声音，构成对其声音权益的侵犯，综合考量侵权情节、同类市场价值、产品播放量等因素，承担酌定损害赔偿25万元。而戊、己均无过错，不构成侵权。该案审理法院直面新型民事权益纠纷，勇于判决，应不吝赞赏，但相关疑难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回应，仍需深入探究。

　　首先，法院将殷某对AI声音的民事权益定性为人格权益，但AI声音并非殷某本人的人格要素，法院仅以AI声音具有可识别性作为理据，妥当性有待检讨。其次，即便将该权益定性为人格权益，其具体类型尚未明确。《民法典》第1023条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可见，人格权法所称声音权益的客体仅指自然人自身的声音，AI声音是否落入该条的调整范围存疑。AI声音权益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应定性为具体人格权、人格利益还是一般人格权，则须另行研究。最后，法院判决未能充分考量AI声音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可能衍生出的特殊民事权益，就其与人格权益之间的复杂关系，亦缺乏必要梳理与协调。

　　为解决上述难题，本文拟首先澄清自然人对AI声音享有人格权益的法理基础；其次，明确AI声音权益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性质；复次，澄清AI声音权益在各特别法中的性质；再次，协调各特别法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调整效果；最后，为“殷某案”重构裁判路径。

本案审理法院未正面回应自然人是否对AI声音享有人格权益，而是认为，只要AI声音具有可识别性，使社会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那么自然人的声音权益就可及于该AI声音。“及于”意味着AI声音并非自然人本人的声音，原则上不应成为其声音权益的客体，但因可识别性成为例外。上述判断混淆了自然人对自身声音与AI声音所享有权益的本质区别，如下问题有待澄清：一是AI声音权益究竟是人格权益还是财产权益；二是AI声音权益的主体是AI声音“及于”的自然人还是另有其人。

　　（一）AI声音权益是人格权益而非财产权益

　　欲确定AI声音权益的性质，应检视其是否体现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首先，财产权益系权利人依法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各项权利，以权利人对财产形成主体之于客体的支配关系为前提。例如，物权人以个人意志对物形成绝对性的支配关系，依据物权法定原则产生所有权等支配权以及排除他人妨碍的物上请求权；债权人则基于法定或约定对债务人的行为形成相对性的支配关系，产生要求债务人完成特定给付的请求权。AI声音由声纹与内容组成。声纹依赖AI技术从自然人的录音制品中提取，自然人无法以通常方式占有并使用，不为其所有；而声音内容则源于AI工具使用人投喂的文字，亦与自然人无关。故自然人对AI声音欠缺支配力而无法享有物权。此外，若自然人未与他人就AI声音的处分、使用达成协议，即无法基于AI声音产生对他人行为的请求权。综上，自然人基于AI声音享有的民事权益并非财产权益。

　　其次，应检讨AI声音权益是否体现人格权益的性质。依据《民法典》第990条的规定，人格权益系民事主体享有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其性质需放在法学史中理解。人格（Person）概念在罗马法时代仅代表人的身份或等级资格，在近代哲学中方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黑格尔将人格界定为自为（Willkür）存在的抽象意志，其通过感性交往成为实体化的定在（Dasein），扬弃意志的抽象性，成为充分展开其内在规定性的理念。而人格尊严的本质即人的抽象意志与其定在形式达成统一。上述逻辑在民法上的表达是，民事主体通过特定民事交往形成的意志定在实现了自在自为的精神状态，即人自身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故人格权益即民事主体为实现其人格自在自为的状态应有的权益。

　　依据上述法理，人格权益可类型化为精神性与物质性人格权益。前者指抽象人格在社会交往中的外化呈现，彰显人格的抽象存在与实体定在之间的体用关系。由此，AI声音可承载自然人的精神性人格权益。AI声音包含自然人声纹，标识其人格形象。如行为人通过AI技术滥用声纹，生成包含不当言论的声音，贬损自然人的人格形象，则侵害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此外，AI声音承载的精神性人格权益基于抽象人格与其具体定在之间的同构关系，为自然人专属，不能放弃、转让或继承，并在各类人格权益中体现，不以具体人格权为限。后者指民事主体通过社会交往将抽象人格投射于意志之外的人格要素，将其内化为人格的定在形式。其并非基于单纯的识别关系，而是以主体意志占有该人格要素为前提。因人格要素本存在于人格之外，唯当民事主体将意志以占有目的投射于人格要素时，主体与要素方能形成归属关系。由此衍生出两类物质性人格权益：一是当人格要素未被他人占有时，主体对其即获得自主开展的支配权；二是该人格要素事先为他人生成并取得占有，主体虽无法开展自主使用，但可限制他人的支配权，即他人需经该主体同意方可处分该人格要素。

　　可见，AI声音亦可承载自然人的物质性人格权益。首先，自然人的声纹与内容结合产生AI声音，赋予声纹完整的外部载体，成为具有直接性的外在物。其次，AI声音的物质性人格权益虽无法直接表现为自然人对AI声音的支配权能，但因声纹充当了人格要素与自然人人格之间的中介，故行为人在处分AI声音时，仍应告知自然人处分行为的内容、目的与结果并征得其同意。该同意的性质并非自然人许可让渡人格要素的支配权，而是同意行为人处分该载体上与其相关的人格权益。行为人擅自处分AI声音，将触发精神性和物质性人格权益的双重侵害。

　　（二）AI声音权益的主体归属

　　在明确AI声音权益性质的基础上，可确定其主体归属。要点有二：一是AI声音具备可识别性；二是明辨AI声音主体与AI声音权益主体之间的区别。

　　1.AI声音具备可识别性

　　AI声音具备可识别性是确定该声音主体的前提。“殷某案”的审理法院将AI声音的可识别性理解为“使社会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该标准套用了我国法院就肖像可识别性的认定标准，即肖像足以引起一般人产生与原型人有关的思想或情感活动。但AI声音与肖像有显著差异：一是肖像具有不可分性，其以整体面貌标识自然人的外部形象，但AI声音为计算机拟合声纹与人工投喂内容的合成语音，具有可分性，人格特征主要源于声纹。在特定情形下，AI声音虽能呈现自然人的声纹特征，但所含内容可能与此人完全无关。二是肖像较AI声音更为具象化，即便可还原为像素等数据参数，但仍以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为标准判断可识别性；而AI声音则更为抽象，在社会公众无法直观锁定特定自然人时，其声纹参数更能精确标识AI声音与特定自然人的关联度。

　　基于上述特点，判断AI声音的可识别性应遵循如下准则：一是以声纹关联性为主，以内容关联性为辅。若AI声音与特定自然人的声纹特征高度一致，即便前者所含内容全然杜撰，但只要使社会公众产生关于特定自然人的联想，即应认定AI声音具有可识别性。二是以社会观念为主，以技术参数为辅。如AI声音的声纹特征基于多个自然人声音合成所得，难以确定其与特定自然人的对应关系，但若社会公众结合音色、语调与发音风格可联想到特定自然人（如拥有特色嗓音的配音演员），亦应认定AI声音具有可识别性。

　　2.AI声音主体与AI声音权益主体之间的区别

　　在认定AI声音具有可识别性的基础上，应明确AI声音权益的主体不等同于AI声音的主体。AI声音保留自然人声纹，该自然人方为声纹主体。但声纹无法脱离AI声音独立存在，AI声音的主体仍为该声音的生成者，即AI软件的使用人。而作为声纹主体的自然人虽非AI声音主体，仍基于声纹的人格性享有AI声音承载的人格权益，成为AI声音权益的主体。由此，二者就AI声音的民事权益有本质区别。

　　首先，AI声音权益主体享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人格权益。AI声音权益主体享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人格权益的本质并非自然人对AI声音的支配权，而是其与行为人就处分或使用AI声音所生物质利益的归属达成合意，行为人唯有征得自然人许可方能获取AI声音的处分权及使用权。故该权益并非专属于自然人，亦可让与他人。而AI声音的精神性人格权益经声纹人格性的中介而呈现自然人的人格形象，为主体抽象人格的外化表现，专属于自然人，不可让与他人。

　　其次，AI声音主体虽为声音生成者，但对之既无人格权益，亦无财产权益。其无人格权益，源于AI声音未体现其人格特征；其无财产权益，则源于其无法就AI声音产生物权或债权：一方面，AI声音主体虽对声音载体形成实际控制，但受制于自然人对AI声音的人格权益，无法自由开展使用与处分，无法实现支配权能，因而不具有物权属性；另一方面，其与自然人未就声纹的AI化使用达成合意，擅自生成或使用AI声音，无法对自然人行为产生请求权，亦不满足债权特征。唯当自然人许可让渡AI声音的使用权能与处分权能，AI声音主体方能拥有相应的物质性人格权益。

　　综上，基于AI声音识别出的自然人对其缺乏支配力，AI声音权益经声纹人格性的中介呈现人格权益而非财产权益的属性，并区分为精神性与物质性人格权益。前者表现为自然人人格与人格要素之间的体用关系，专属于本人，且不以具体人格权为限。后者不表现为自然人对于人格要素的支配关系，而是就他人处分其人格要素享有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该权益不专属于本人，具有可让与性。若相关行为人擅自生成或使用AI声音，则对之既无人格权益，亦无财产权益，唯经自然人许可使用及处分，方可受让许可范围内的物质性人格权益。

明确AI声音权益在《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性质，核心问题集中于两点：一是厘定其人格权类型，即为具体人格权、人格利益抑或一般人格权；二是明确其对应的规范基础，协调其与《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等关联规范之间的适用逻辑。

　　（一）AI声音权益的人格权类型

　　学界流行观点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采列举与一般规定并举模式，即具体人格权为法定列举的权利，人格利益为强度未及权利的利益，而一般人格权为兜底条款。该观点未关注人格权内在的哲学体系，即一般人格权为具体人格权与人格利益的形而上学表达，二者呈现人格权益的抽象存在与具体定在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各类人格权益均植根于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这一根本价值，一般人格权则是该价值在法律规范层面的最高抽象，人格权益的实存形式呈现为具体人格权与人格利益，故《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不宜作为特定人格权益的规范基础。另一方面，具体人格权与人格利益的区别在于人格权益是否具有绝对权外观，前者以此外观直接标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而后者缺乏直接指向人格权益的外部表征，其欲构成对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侵害，须以侵权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作为前提。据此，AI声音权益不宜被认定为具体人格权，亦有别于《民法典》明文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应定性为未具名的人格利益。

　　1.AI声音权益非具体人格权

　　依据学界主流观点，具体人格权需同时具备归属性、排他性与社会典型公开性，但AI声音权益无法完全满足上述要件。

　　首先，AI声音权益通过声纹特征与特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建立紧密关联。该权益虽具有明确的归属性，但排他性有限。权利人主要享有消极性的防御权能，虽可制止他人对自身人格形象的不当贬损或侵害，却难以实现对声纹的绝对控制和排他支配，亦无法完全避免他人对该权益的潜在妨害。故AI声音权益与肖像权存在重大区别：肖像权的实现依赖于权利人支配影像、雕塑、绘画等肖像载体；而AI声音由行为人提取自然人声纹后投喂内容生成，故AI声音权益的实现并不以自然人支配AI声音为前提。

　　其次，AI声音权益亦不具有充分的社会典型公开性，难以获得与他人民事权益边界清晰的主观权利外观。如“殷某案”的审理法院所称，AI声音的可识别性并非源于一般社会公众轻易辨认出殷某声音，而是技术比对表明AI声音与殷某声音的声纹具有一致性。这表明，AI声音所承载的人格权益缺乏可被社会公众普遍感知的明确外观，难以符合社会典型公开性的要求，故不属于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但这并不妨碍其可承载该自然人的其他人格权益。

　　2.AI声音权益是未具名的人格利益

　　《民法典》未对侵害人格利益行为设置通用的违法性要件。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已失效）第3条特别规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行为的违法性表现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其核心含义为违背公序良俗。法理在于死者的民事权利能力一旦终止，再无人格权主体资格，故其姓名、肖像等人格要素无法直接承载其人格尊严。欲认定上述行为的违法性，需额外引入客观公认的社会价值，以此在侵权行为与人格权益被侵害结果之间构建因果联系。

　　与上述逻辑不同，AI声音因声纹的可识别性明确承载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仅因其对AI声音欠缺支配力，AI声音权益缺乏绝对权外观，故权益被侵害的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无法充分构建。欲建立二者联系，需修正侵权结果的意蕴，即行为人擅自处分AI声音并非侵害自然人对人格要素的支配权，而是剥夺其对他人处分行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二）明确AI声音权益的规范基础

　　AI声音权益的规范基础需结合其性质分类讨论。《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的规定不完全适用于AI声音权益的保护，因后者并非肖像权意义上的具体人格权。肖像权可分为精神性与物质性人格权益，前者系自然人有权排除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侵害肖像承载的精神利益，后者系自然人有权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肖像获取经济利益。针对二者的侵权归责有显著差异：前者以丑化、污损肖像为核心要件，因其直接攻击肖像承载的人格尊严，非仅止于外在形象本身；而后者以缺乏肖像权人同意为核心要件，因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的利用行为均毁损其权利外观的完整性而具有违法性（《民法典》第1019条）。而针对AI声音权益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要件统合为未经自然人同意处分AI声音，因该行为已侵害自然人就他人处分行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其承载的精神性与物质性人格权益损失均在责任范围内。

　　具体而言，就侵害AI声音的物质性人格权益，虽以行为人未经自然人同意处分AI声音作为归责要件，但并非类推《民法典》第1019条的结果。宜对《民法典》第993条做目的性扩张解释，将AI声音的物质性人格权益纳入该条的保护范围，即自然人有权许可他人使用的客体不限于姓名、肖像等标表型人格要素，亦囊括所有与主体分离但具有经济价值的人格要素。法理在于人格要素的物质性人格权益并非财产权益，承载自然人的人格特征为其本质属性。故AI声音的物质性人格权益无需基于自然人对AI声音拥有与物权同质的支配权，只要他人针对AI声音的处分行为对其人格权益构成影响，即应取得其本人同意。

　　而就侵害AI声音的精神性人格权益，同样不宜直接类推《民法典》第1019条，其特殊性表现为侵权行为不限于丑化、污损AI声音，而是以未经自然人同意处分AI声音为归责要件，以贬损自然人的人格形象为结果要件。《民法典》未明文规定上述责任构成，宜将其纳入该法第992条的文义射程。该条揭示了精神性人格权益的一般属性，即人格要素是主体人格的外在呈现，只要他人的处分行为毁损自然人的精神性存在，即有可归责性。假设在“殷某案”中有人利用AI产品生成包含不当内容的AI声音，导致殷某的人格形象受到贬损或社会评价降低，即构成对其精神性人格权益的侵害。

　　综上，AI声音权益因欠缺可支配性无法构成具体人格权，亦不宜适用一般人格权条款，应定性为《民法典》人格权编未具名的人格利益。其物质性人格权益由《民法典》第993条保护，精神性人格权益则由该法第992条调整，而该法第1023条第2款不宜作为规范基础。针对AI声音权益侵权行为的归责要件统合为未经自然人许可处分AI声音，而损害结果要件则依据物质性与精神性人格权益区分为造成经济损失与贬损人格形象。

AI声音作为人格要素，其权益保护呈现多层次法律结构，既受《民法典》人格权编调整，形成一般人格权益，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特别法共同规制，产生特别人格权益。二者彼此交错，法律性质有待澄清。

　　（一）AI声音权益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性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第2款禁止经营者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姓名，以避免公众误认为该商品与此人存在特定联系。此种行为的违法性并非源于侵权人对他人姓名支配权的侵害，而是源于其擅自使用了姓名承载的商业信誉与识别功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为开放性规范，姓名以外的其他人格要素只要能使消费者将商品与特定自然人建立稳定联系并足以引起市场混淆，均可纳入该法的调整范围。AI声音因声纹的人格性而具有可识别性，若社会公众因该声音将特定自然人与商品相联系并产生混淆，即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

　　AI声音的竞争法权益与美国法上的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有所区别。

　　首先，公开权旨在保护自然人身份标识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凡以商业目的擅自使用他人身份标识即构成侵权，权利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美国法将其纯粹视为自然人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而非人格权益。但在我国法语境下，AI声音的竞争法权益是物质性人格权益在商业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即自然人在依法经营的范围内允许他人商业使用AI声音的期待获利。该权益的本质区别于自然人在一般民事交往中享有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体现为将人格特征投射于商业领域，通过赋予商品指向特定自然人的识别特征以提升其市场价值。在此转化过程中，自然人的“人格”被客体化为标识商品交换价值的“物格”。以“殷某案”为例，殷某声纹的经济价值虽与AI产品及声音紧密绑定，但后者市场价值的波动并不直接影响殷某本人的人格形象。故针对AI产品及声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仅损害声纹的商品化价值，与殷某的精神性人格权益无关。

　　其次，公开权以自然人对承载其身份标识的人格要素形成支配关系为前提。以“米德勒案”为例，福特汽车公司未经知名歌手米德勒同意，邀请他人在商品广告中模仿其声音演唱成名歌曲，被美国法院认定为侵犯米德勒的公开权。上述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广告的模仿对象不限于歌手声纹，而是其歌曲载有的整体性人格特征。且歌手的声音未被技术性切割，其对歌曲中的全部人格要素拥有支配权。故福特公司擅自使用声音，即侵犯歌手对其声音的支配权。

　　相反，AI声音的竞争法权益并非基于人格要素的可支配性。只要AI声音因可识别性与自然人建立关联，即便后者无法支配，亦因AI声音的人格性特征，对于他人的商业使用行为拥有知情权与选择权。在“殷某案”中，AI声音承载的竞争法权益不应理解为殷某自主使用AI声音产生的经济利益，而是其被剥夺对行为人处分行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基于此，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声音产生的获利不同于殷某所受损失。后者实为假设殷某同意行为人将其声纹投入商品生产和流通环节而物化为商品价值，以其声纹“出资”应当分享的商品增值份额。

　　（二）AI声音权益在《著作权法》中的性质

　　AI声音权益在《著作权法》上的表现形式为表演者权，其规范基础是《著作权法》第39条，核心在于保护表演者对既有作品的创造性演绎。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综合运用其声音、表情、言语、动作等多种要素，塑造出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其清晰标识表演者身份，成为表演者权的保护客体。表演者权包括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前者为《著作权法》第39条第1项、第2项所规定，系表演者享有表演身份与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权利；后者为该条第3项至6项所规定，系表演者许可他人对其表演进行录音录像、复制、发行、出租，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

　　AI声音所识别的自然人作为声纹主体能否享有表演者权，关键在于准确理解表演者权的性质。表演者权系表演者在表演活动场景下享有的特殊人格权益，其载体并非单项或多项的人格要素，而是完整作品。理由在于表演者权的客体是表演者对于作品的演绎方式，是表演者精神内容的外在载体。单纯的表演行为无法承载表演者的人格权益，仅当表演者的内在思想通过其精神活动的中介被降格为具有直接性的外在物，方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因此，唯有以作品为基础方衍生出表演者权。

　　因录制、复制及传播表演作品产生的经济利益归属于物质性人格权益，表演者有权决定许可、授权乃至让渡，但以其对作品享有支配权为前提。这意味着表演者唯有对作品整体的使用权进行让渡，方能许可他人对作品中呈现的相关人格要素开展商业利用并获取经济收益，从而进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而表演形象及表演身份则属于不可让渡的精神性人格权益。人物角色是演员抽象人格在特定表演情境中的具象化呈现，故表演者权的精神权利具有专属性，仅归属于演员本人。具体而言，表演形象的核心则在于维护角色形象的完整性，是其抽象人格在特定创作语境中的外在投射与具体表现。而表演身份构建了表演者与人物角色之间可被识别的特定联系，表演者基于此关联享有禁止他人歪曲、丑化角色形象的精神权利，亦需承担他人对该角色实施不法侵害的后果。

　　可见，即便认可AI声音落入表演者权，亦应作为表演作品的组成部分呈现。完整的作品形态是AI声音，自然人仅为声纹主体，无法对AI声音形成支配，不享有表演者权中的经济权利。此外，因其声纹具有辨识度，自然人仍可通过技术比对被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认定为作品的表演者，该声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依然存在，自然人应享有表演者权中的精神权利，其核心在于维护角色形象的完整性，不直接指向表演者本人的社会声誉或公众评价。

　　（三）AI声音权益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性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AI声音的内容与自然人无关，但声纹符合个人信息的构成要件。首先，声纹可通过技术手段被提取并设定为特定参数，固定于存储介质之中，满足个人信息以电子或其他形式记录的形式要件。其次，自然人的音色、音调与发音方式具有鲜明个性，通过声纹特征可直接或间接识别自然人，满足个人信息的实质要件，可称为声纹信息。故AI声音权益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表现形式为声纹信息权益。

　　声纹信息的特殊性在于，因自然人的声纹本不具有客体资格，经AI工具信息化后，方升格为独立存在的人格要素，故缺乏可支配性。以“殷某案”为例，殷某声纹经AI化为声纹信息后固定于AI产品，最终以AI声音的方式呈现。声纹信息因不具备社会典型公开性，公众无法直接识别其主体，殷某仅在遭受实际损害后才发现其信息被他人擅自处理。加之声纹的生成与存储高度依赖处理者的技术加工，殷某对信息载体缺乏实质支配力，其权益的实现依赖于向信息处理者主张请求权（如请求查阅、复制、更正、补充或删除信息），而非传统人格权中排他性的消极防御与积极利用权能。上述请求权并非直接指向殷某的精神性与物质性人格权益，而是其维护该两类权益的核心手段。故未经殷某同意即处理其声纹信息，构成侵害其物质性与精神性人格权益的共同归责要件。

　　基于此，AI声音权益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规范基础为该法第44条，即自然人有权知晓、决定乃至限制或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其调整的人格权益并非传统人格权中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而是聚焦于信息主体对信息处理活动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该法赋予信息主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处理信息，并有权选择处理的目的、方式与范围。一旦信息处理行为超出信息主体的许可范围，即构成违法。由此造成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人格权益损害均落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救济范围。

　　上述特点在认定敏感信息或已公开信息处理行为的违法性时表现更为充分。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第30条的规定，在处理敏感信息时，处理者除须获得信息主体书面同意外，还需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充分告知其处理的必要性和可能对其个人权益造成的影响。该法额外强调处理者的告知义务，正是由于敏感信息与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联系更为紧密，故其就他人的处理行为享有更为充分的知情权。而就已公开信息的处理，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处理者无需取得信息主体同意，但处理行为须以合理范围为限。若该行为对信息主体的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则须重新取得其本人同意。可见，处理行为的违法性并非源于其剥夺自然人对信息的支配权，而在于侵害了信息承载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自然人即便对信息完全丧失支配力，仍就处理行为享有知情权与选择权。通常情形下，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受首次公开行为影响较大，受再处理行为影响较小，故仅要求处理者对公开行为尽到形式性的审查义务。若处理方式与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例外地呈现高度关联，则仍要求处理者额外征得本人同意。处理者未履行上述义务即具有违法性，应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2款，该责任的范围应根据侵权人获利所得或自然人所受损失衡量。比较法上无此先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82条仅规定，信息主体可向控制者、处理者主张物质损害与非物质损害的赔偿；《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83条亦规定，数据主体可就财产性或非财产性损害主张合理金额的金钱赔偿。《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侵权获利引入损害赔偿，旨在扩张信息主体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修补《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要求受害人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方能主张赔偿的严苛规定，但仍与损害赔偿法上的填平原则不相匹配。

　　人格权法之所以将侵权获利计入损害赔偿，实质是将权利人损失从现实利益扩张为可得利益，即侵权人剥夺了权利人自主使用人格要素的期待获利，应将其回复至侵害发生前的利益状态。其成立前提是认可权利人对人格要素具有支配力，但声纹信息恰欠缺可支配性，故无法将侵权获利比照为自然人自主使用声音的期待利益。故上述逻辑应修正为自然人被行为人剥夺了就处理行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遭受的损失，恰等于其许可他人以其自愿选择的方式处理其声纹信息的期待获利。基于上述法理，声纹信息承载的精神性人格权益与自然人人格尊严紧密关联，难以量化为财产价值。故法院多选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责任方式，其直接产生精神抚慰效果，有效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而声纹信息承载的物质性人格权益因自然人对声纹信息欠缺支配力，应依据他人不当处理导致声纹信息物化后的商品价值在侵权获利中的具体贡献进行折算。

　　综上，各特别法赋予AI声音不同类型的特别人格权益。其竞争法权益体现为自然人许可他人将AI声音投入商业使用，使其转化为具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商品，进而获取经济利益，本质为物质性人格权益。其表演者权则以作品为载体，表演者虽无转让声音制品的经济权利，但享有表明表演身份与维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精神权利。而其信息权益的核心在于保障自然人对声纹信息处理活动的知情权与选择权，通过授权他人处理声纹信息获得财产收益，进而衍生出物质性人格权益。各特别法对AI声音的调整结果并不排斥人格权法的适用。由此，AI声音的一般人格权益与特别人格权益呈现交叉关系，急需体系化的协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