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如何重塑新人的成长方式?”
这不是一场关于“AI 会不会替代律师”的讨论。更准确地说,我们想讨论的是:当 AI 开始进入尽调、文书修改、法律检索、交易文件初稿、知识管理和客户沟通的工作流之后,律所新人原本依靠“脏活累活”逐步成长的路径,会不会发生变化?
过去,律所对新人的期待相对清晰:会检索,能写文书,扛得住尽调,跟得上项目,在高压下不漏不错;能够处理大量基础工作,在一次次修改、返工、复盘中慢慢建立判断力。
但今天,一个现实问题变得越来越清楚:
“如果基础工作正在被工具重新定义,新人还靠什么成长?”
这一期,我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陶律师,一位非典型青年律师,长期实践 AI 工具与新人培养的结合,也很擅长“花样带新人”。
于律师,红圈所合伙人,有专业的交易业务背景,也有丰富的新人筛选和培养实践。
我,LUCKYLEE,则更多站在行业观察者的位置,长期关注人的流动、组织的变革,以及 AI 进入专业服务行业之后,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被重新调整。
本期 Takeaways
AI 没有让法律服务的底层逻辑立刻改变,但正在改变每一项工作的实现方式; 过去新人靠基础工作堆时间,今天基础工作减少了,但压力并没有减少; AI 拿走的不是全部工作,而是把“可直接交给新人练手”的部分压缩了; 新人筛选正在从“能不能吃苦”转向“是否有热情、主动性、责任心和工具意识”; 愿力可能比能力更先被看见,因为 AI 已经能拉平一部分基础能力; 好的新人不是被 AI 替代的人,而是让带教律师想给他配更好 AI 的人; 判断力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仍然来自反复修改、解释、对比和复盘; AI 可以把过去 10 份合同、20 份合同才能积累出的部分经验,压缩成更密集的训练反馈; Prompt 不只是和 AI 沟通的能力,也暴露一个人向别人交代任务、拆解问题和表达需求的能力; 组织层面的 AI 变革会慢,因为组织必须考虑安全、保密、成本和责任。个体可以跑得更快; “偷懒”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交付质量不下降,寻找更高效的工作流本身就是能力; 红圈与非红圈的差别,最终可能仍然要回到人:你能不能持续接触真实问题、犯错、复盘、承担责任。
01|好律师的标准,正在从“交付”走向“方向感”
一个好律师,到底好在哪里? 这场对话一开始,我们先聊了一个看似传统的问题:
“什么是一个好律师?
陶律师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对“好律师”的理解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
刚进入法律行业时,他也会觉得律师工作似乎是在纠纷里获利,未必真的创造了什么社会价值。后来进入律所、接触客户之后,他对好律师的理解慢慢变成:能帮客户解决问题,能降低损失,能在别人被侵权时帮他争取赔偿。
但到了现在,他的理解又变了。他越来越觉得,律师能确定性解决的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很多风险无法完全规避,很多损失无法完全避免,很多时候客户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完美答案”,而是:
“当问题发生时,有一个人随时在,能接住他的焦虑,也能陪他一起判断。
我把它概括成一种“被守护的感觉”。
于律师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这个问题。他回忆自己刚入行时,身边有两位很好的 senior,是他心目中好律师的样本。两位都是法律基础极其扎实,平时电话或开会说出的法律判断几乎没什么可识别的瑕疵,都是不仅懂法律,还懂商业,懂客户,懂会计师、评估师、券商和各类中介机构的逻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只会“交付文件”的人。他们能理解客户真正想要什么,能给客户提供更多信息、更多判断,也能在团队里照顾新人,给年轻律师真实的支持。
于律师还提到自己老板的例子:有大客户曾说,如果这位合伙人退休,可能就不会再和这个团队合作。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很明确:客户看重的不是某几个项目本身,而是这个团队带头人对大方向的判断、对商业的理解,以及他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提供确定性。
所以,在 AI 时代讨论新人培养之前,我们其实先看到了一个底层问题:
“法律服务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把活做完”。真正稀缺的是判断、方向、信任和责任感。
02|AI 改变了什么?每一项工作都变了,但底层逻辑还没完全变
客户、工作流和知识管理,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聊到 AI 对律所业务的影响,陶律师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达:
“好像变了,但又好像没变。
变化首先发生在客户侧。客户变得更挑剔了。
过去客户可能只是在不同律师之间比较服务质量、响应速度和专业度;但现在,客户会不自觉地把律师和 AI 放在一起比较。AI 可以 24 小时在线,可以迅速生成一份看似完整的反馈,可以随时接住一个问题。于是律师突然多了一个新的参照物:一个全年无休、响应很快、成本很低的“对照组”。
变化也发生在律所内部。很多具体任务确实可以被 AI 提效:条款措辞、思路发散、初稿生成、模板改写、资料整理,都可以让工具参与。
但陶律师也提醒,AI 并没有让律师工作整体彻底变成自动化流程。在很多任务里,主体仍然是人。AI 更像是在具体环节上参与:帮你发散一个条款,帮你改一段措辞,帮你把一个模板调整到更贴近当前场景。
变化最大的,可能是知识管理。过去,律所沉淀大量合同模板、研究成果、备忘录和知识库。新人需要记关键词、找文件、翻模板。但现在,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在庞大的文件库里找一份完全匹配的模板。你可以告诉 AI 背景是什么、要注意什么,再给它一个大差不差的参考文件,它就能很快生成一个可用初稿。
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管理不重要了。恰恰相反,模板型知识的重要性下降了,项目经验型知识的重要性上升了。 客户在交易里会遇到哪些真实问题?哪些风险点最容易被忽略?哪些关键环节必须有人盯住?这些来自真实项目的经验,反而更值得沉淀。于律师也从交易业务的角度补充了这个变化。在私募股权投融资业务里,基础的尽调清单、访谈清单、尽调报告初稿、交易文件初稿,很多前期工作都已经可以 AI 化。
这些工具节省出来的时间,本来应该被用到后面更重要的事情上:
和人对接 做风险判断 促成交易 判断客户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复杂情境下给出方向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变化:
过去很多初级律师和新人可以通过大量基础工作记小时、练手、积累经验;现在客户有时已经自己用 AI 把材料初步整理好了,直接把文档发给资深律师,问一句:
““于律师,你怎么看?”
这意味着,部分“打下手”的工作被压缩了。于律师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过去是团队帮客户洗菜、备菜、切菜,再由更资深的人判断怎么炒;现在客户可能已经把菜洗好了,直接问你盐要放多少。
“厨师助理的工作少了,但厨师的判断更值钱了。
这正是新人培养问题的起点。如果过去新人通过“洗菜”成长,那么当洗菜的工作变少,他还如何成长?
03|新人筛选:从“能吃苦”到“愿不愿意投入”
AI 时代,律所到底想招什么样的新人?
当基础工作减少,新人的工作量不一定增加,但压力可能变大。
于律师提到,过去新人可以靠大量基础工作进入项目,通过检索、整理、初稿、尽调这类任务慢慢熟悉业务。但现在,纯靠“脏活累活”获得时间和成长空间的阶段正在减少。甚至一些过去被认为“能学到东西”的法律研究,也不一定还会被完整交给新人从零开始做。
这会让新人更早面对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因此,于律师现在更看重几类人:
1. 对具体业务有兴趣的人。不是所有法律人都适合所有业务。一个新人是否真的对某个领域有兴趣,是否愿意长期投入,可能比过去更重要。
2. 对新事物、对技术有热情的人。你能不能主动去用工具,把工作做得更好?你是不是愿意尝试新的方法?这会很快被带教者看见。
3. 责任心和沟通能力。新人不能接到一个问题后自己闷头理解,最后交出一个完全不能用的结果。一个好新人需要会追问、会反馈、会确认需求。
4. 基本功仍然重要。于律师面试时仍然会问很基础的法律问题。例如学民商法的同学对民法和公司法里的基本问题讲不清楚,或者对自己的论文选题相关领域的问题都讲不清楚,也许他平时的成绩和论文只是靠临时突击和 AI 合作,基础知识的不扎实很容易暴露出来。
陶律师则从另一个角度讲了新人筛选。他最近带的一位应届新人,本来不符合律所“不再招应届生”的倾向,但最后还是被破格留下。
原因不是她一开始能力多么完美,而是她非常明确地表现出:
真的想做律师 愿意投入 指令遵循度很高 会反馈自己的思考过程 会主动追踪最终反馈 会自己复盘哪里可以精进
陶律师把这件事类比成 AI 的训练。一个好用的 AI,需要理解 prompt、遵循指令、披露思路、持续迭代。一个好的新人,其实也类似。
“强指令遵循、充分披露思考过程、主动积极迭代,这些能力在 AI 时代变得更重要了。
陶律师说,现在能力未必是最先被看见的东西,因为 AI 已经能拉平很多基础能力。更重要的可能是“愿力”:你到底愿不愿意持续做这件事?你是不是想把事情做好?你是不是只是来出卖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还是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精力、工具和方法投入进去,换取更好的结果?
这也对应了他很有意思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只是一个“好用的劳动力”,带教律师会想找一个 AI 替代你。 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想把事情做好的新人,带教律师会想给你配一个更好的 AI。
这个差别非常关键。AI 不是简单替代新人,而是在重新区分新人。它让那些只做最低限度交付的人显得更容易被替代,也让那些愿意主动使用工具、主动学习、主动迭代的人更容易被看见。
04|新人培养:不是少做了,而是反馈密度变高了
判断力如何被训练出来? 这期对话里,我们反复回到一个词:
“判断力。
但判断力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于律师回忆自己当年被培养的过程:进入一个大团队,遇到很好的 senior 和有 vision 的合伙人,大量做 dirty work,也大量被修改。一份文件发出去,被 senior 改回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五次。就是在这种反复练习中,慢慢形成了判断力和经验。他还提到自己第一次接触某类复杂交易文件时,花了一整周翻书、研究、理解结构。效率很低,但那次之后,他对那类交易文件就真正建立了底层理解。
AI 时代,这个过程没有消失,只是被优化了。过去,一个新人可能要改 10 份合同、20 份合同,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老板这样改、为什么客户不接受、为什么对方坚持某个条款。
现在,如果新人愿意学习,他可以在改 1 份、2 份、3 份合同时,借助 AI 追问:
老板为什么这样改? senior 为什么删掉这一段? 客户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对方为什么要坚持这个表述? 背后的商业考虑是什么?
这就把过去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部分反馈,压缩成更密集的训练。
陶律师的带教方式也很像这个逻辑。他会有意识地选 4 到 5 个同类交易,让新人集中做,然后讲这一类交易的特点。有时候同样一份工作,他自己用 AI 可能半小时就跑完了,但他仍然会先让新人做一遍。
等新人做完,再把自己的结果给他比较,带着他复盘:
哪些地方可以调整? 哪一步理解错了? 哪个判断标准没有建立? 哪个流程可以被稳定复用?
他把这个过程比作大模型的后训练,有点像微调和对齐。这非常准确。新人培养不是把答案直接交给新人,而是让新人先暴露自己的思考路径,再通过反馈建立更高质量的训练集。所以,AI 时代的新人培养,不是简单从“人教人”变成“AI 教人”。
更准确地说,它变成了:
“人、AI、项目经验和反馈机制共同构成新的训练环境。
05|Prompt 能力,本质上也是沟通能力
你怎么和 AI 说话,也暴露你怎么和人协作 于律师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些工具,初级律师和实习生未必都能直接用到。于是他会让新人把文件夹打包好,把需求写清楚,把 prompt 发给他,他再用自己的工具跑。在这个过程中,他会看新人怎么写 prompt。有人写得非常粗糙,大概就是“帮我弄一下”。这种 prompt 暴露的不只是他不会用 AI,而是他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而能写出好 prompt 的人,往往也更可能是一个好的 mentor、好的协作者。
因为 prompt 本质上包含了几件事:
你是否理解任务目标 你是否知道背景信息 你是否能拆解步骤 你是否能说明交付标准 你是否能预判风险和例外 你是否能让对方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这其实就是沟通能力。过去我们看一个新人会不会沟通,可能看他能不能和客户对接尽调清单,能不能和团队内部同步信息,能不能在现场把问题问清楚。
现在多了一个场景:
“他能不能和 AI 沟通。
但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新能力。它只是把原本的协作能力、表达能力、任务拆解能力,用新的方式暴露出来。所以,AI 时代的“会用工具”,不是会点按钮,而是会表达需求、拆解任务、校验结果和形成反馈。
06|工具到底谁来买?这其实是组织变革的问题
统一采购、个人付费、团队报销,背后是不同的激励机制 聊到新人培养,绕不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AI 工具的钱到底谁来出?
陶律师所在团队有过比较直接的实践。
一开始,他们也尝试统一采购。但很快发现,如果工具是律所统一买的,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真正使用。很多时候,工具买了之后,只有少数人用得多、用得好,其他人只是放在那里。甚至因为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大家对工具的探索耐心也会变低,更容易挑刺。后来他们改成一种更有激励感的模式:如果你觉得需要,可以自己先买;当使用量达到一定程度,比如用了 200 次,证明它确实在工作中产生效果,再由律所报销。
这不是简单让新人“花钱上班”,而是利用付费行为筛选真实需求。
陶律师提到,那位他很看好的新人,在不了解报销政策的情况下,自己花 800 多元买了 AI 工具。对他来说,这件事很有信号意义。因为它说明这个新人不是嘴上说想学,而是真的愿意为自己想做好的事情投入。于律师所在团队的实践又不一样。他们所里比较早就接入了一些 AI 工具,也有法律垂直领域工具。但大型组织做工具引入,一定会考虑更多因素:费用、权限、安全、保密义务、客户数据、系统接入、责任边界。
所以组织层面的动作会慢。这不是简单因为组织不创新,而是因为组织必须戴着镣铐跳舞。但个体和团队可以跑得更快。于律师提到,他曾给常合作的同事推荐工具,但一开始大家并不一定感冒。真正的转折点,是团队里用得好的年轻律师出来分享,讲自己如何使用 AI。同龄人的经验会更有说服力。工具就这样在团队内部扩散开来。这也说明,AI 工具进入专业服务组织,不只是采购问题,而是组织学习问题。
真正有效的变化往往不是“买一个工具”,而是让一批人率先形成可见的工作方式,再让这种方式在同龄人之间扩散。
07|新人 onboarding:手册、知识库、Skills,还是人和人的同频?
入职第一天,新人到底需要什么? 我在直播中提到一个观察:以前很多好团队都会有一份面向新人的“生存指南”。
它可能会告诉新人:
团队做什么业务 常见工作流程是什么 常用模板在哪里 账号和系统如何使用 尽调怎么做 访谈怎么安排 股权结构图怎么画 哪些材料必须掌握
这个东西在过去非常有用。但在 AI 时代,它会不会变成另一种形态?比如从 onboarding 手册,变成团队知识库、团队 playbook,甚至变成可以直接安装到工具里的 skills?陶律师的回答很现实。他们现在其实仍然在用“上一个时代”的方式:把知识库、公众号、团队视频、SOP 和大量历史材料打包给新人,让新人自己慢慢看。这听起来有点粗放,但它也有筛选作用。
不同新人面对同一堆材料,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有人会很细致地读完 SOP;有人会挑出自己最重视的问题去问;也有人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根本没怎么看。这本身就是一种观察。更重要的是,陶律师提醒了一点:新人进入一个新环境,不一定需要立刻被推到最高效率。人进入组织,需要适应环境,建立安全感,理解团队节奏。如果新人第一天进来,就让他安装一堆插件,告诉他“现在你已经具备全部能力,可以开始正式工作了”,这对新人未必是好的体验。
所以,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把所有信息压缩成工具,而是先让新人完成一次人与组织之间的同频。
团队负责人要和新人聊:
你怎么看这个业务? 你未来想怎么发展? 团队期待你承担什么? 你在这里可能怎么成长?
带教律师也要和新人聊他的成长路线。SOP 和工具是补充材料,真正建立关系和方向感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于律师所在团队也有类似的材料体系。他们有团队文档,介绍业务线、常见模板、系统入口、尽调常见问题、交易文件、电子书、现场尽调方法、访谈方法、股权结构图画法等等。
这些材料仍然有意义,它像一份地图,让新人先知道这个世界大概长什么样。但材料越积越多之后,新人也会不知道怎么使用。于是他们又会通过小会告诉新人,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和材料,如何按图索骥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
这其实说明:
“AI 时代的 onboarding,不是把所有知识都丢给新人,而是帮他建立进入知识系统的路径。
08|“偷懒”也是能力:可持续工作流比苦熬更重要
“AI 时代,新人不能只有过强的服从性。”
这场对话里,“偷懒”意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词。陶律师说,他甚至希望新人有一点“偷懒精神”。只要最终交付质量不下降,一个新人花 3 个小时勤勤恳恳完成,还是花半小时用更好的方式完成,再摸鱼两个半小时,他并不在意。
关键是:
“你有没有找到更好的、更高效的解决办法?
AI 时代,新人不能只有过强的服从性。如果只是机械接活、机械完成、机械交付,很容易被工具替代。但如果一个人会想:这件事有没有更好的流程?有没有更好的工具?有没有更省力但质量不下降的方法?那这本身就是能力。
于律师也分享了类似的观察。他提到,在一个大团队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准确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一个人需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工作节奏。做完一个项目之后,需要复盘,也需要休息,不能总是靠持续高压证明自己。
尤其对律师来说,这一点很重要。
我也补充了一个观察:很多律师对休息、对因为效率提升而空出来的时间,缺少“配得感”。他们太习惯对每一分钟负责,也太习惯通过忙碌证明自己。但如果 AI 让你更快完成工作,空出来的时间不一定意味着你在偷懒。它也可能意味着你获得了重新学习、横向拓展、复盘和恢复的空间。过度责任心,有时会反过来消耗一个人的长期发展。在这个意义上,AI 不只改变工作方法,也在挑战专业人士对“努力”的理解。
09|红圈与非红圈:真正重要的不是标签,而是暴露在真实问题中
AI 时代,红圈所和非红圈律师的差别会变吗?直播后半段,有观众问道:
“AI 时代,红圈所和非红圈律师的区别是什么?
于律师的回答很值得展开。
他认为,红圈所和非红圈所相对好定义,因为行业里有约定俗成的认知。但“红圈律师”和“非红圈律师”并不好定义。如果只按物理位置定义,那当然简单;但如果看职业精神、职业能力、视野、判断和客户能力,就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很多从红圈出来独立的律师做得很好;也有像陶律师这样不在传统红圈所,但在垂直领域做得很深的人。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标签,而是你是否具备做好律师的基本能力。
红圈所的价值,一部分在于它提供了高密度的一线项目和一线客户。新人会被大量 expose 在高端 deal 里,不断犯错,把错误暴露给 senior、partner 和 client,然后通过一次次失败建立判断力、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但最终,一个律师如果想长期做下去,其实都是在创业。你需要技术能力,也需要 people ability。你要会招人,要会拿客户,要能看到新的领域,也要在合适的时候有“纵身一跃“的勇气。
于律师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成长故事。他的老板也曾经大学毕业、两手空空地进入法律行业,后来跳到一个可以跟最好的人学习、做最好项目的团队。在那里练出技术、建立商业 sense、赢得客户信任,也注意在项目中磨练身边的小朋友。等到他要成为老板的时候,身边的人已经成长起来,能把他的业务撑起来。同时,他也遇到了时代机遇,某项法律修改携带某个市场被打开,主营业务突然蓬勃发展。
这个故事听起来平平无奇,但真正的启发在于:
“很多职业成长都是个人努力、团队环境、客户暴露和时代机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你能努力的是基础能力、判断力、责任感、对人的理解、对客户的理解。但你也要承认,行业周期和时代机遇不是完全靠个人能控制的。
结尾:AI 不是替代新人,而是在重塑“什么样的人值得被培养”
这场对话最后,我越来越明确一个感受:AI 对法律新人的影响,不是简单地让新人“没有活干”。它更像是在重新分配不同能力的权重。
过去,一个新人可以通过大量基础工作慢慢证明自己:能不能熬、能不能改、能不能跟、能不能细。这些能力仍然重要。但今天,它们不再足够。因为很多基础动作会被工具压缩,很多初稿会由 AI 生成,很多知识检索会变得更快。新人更早需要暴露自己的判断力、问题意识、沟通能力和主动性。
这也意味着,组织对新人的筛选和培养都会发生变化。筛选层面,带教者会更快看见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愿意投入,是不是主动使用工具,是不是能把问题讲清楚,是不是有责任心,是不是对业务本身有兴趣。培养层面,AI 让反馈更密集,让复盘更可得,让新人可以更快理解“为什么这么改”“为什么客户不接受”“为什么这个风险必须被处理”。
组织层面,真正的挑战不是买不买 AI 工具,而是:
如何让工具进入真实工作流 如何让好经验被看见 如何让新人更快建立判断力 如何在效率提升之后重新理解工作量、培养节奏和责任边界
所以,AI 不是简单替代新人。
它更像是在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当基础能力越来越容易被工具补齐,什么样的人仍然值得被培养?
也许答案不是“最聪明的人”,也不是“最能熬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愿意投入、愿意理解业务、愿意和工具共同进化,也愿意在真实问题中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这一期《别处上岸》最想留下的问题。虽然这期对话是从法律行业的新人成长展开的,但它讨论的其实不只是法律行业。今天很多行业都在面对相似的变化:过去需要靠大量基础工作积累经验的岗位,正在被 AI 工具重新拆解;一些原本被视为“入门训练”的任务,正在被自动化、模板化、流程化;而那些更难被工具替代的能力,反而更早被推到台前。
比如,能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能不能判断信息是否可靠,能不能理解真实业务场景,能不能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能不能在团队协作中把自己的工作交付到位。
这些能力在法律行业重要,在咨询、金融、产品、内容、销售、运营、研究等行业也同样重要。所以,这篇文章不只是写给法律新人,也写给每一个正在进入职场、正在带新人,或者正在重新理解“培养”这件事的人。AI 改变的不是某一个行业的工具箱,而是很多行业理解新人、训练新人和判断潜力的方式。
在标准路径之外,找到自己的上岸目标。而在 AI 时代,这个目标也许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找到一种新的成长方式。
关于《别处上岸》
《别处上岸》是博主在策划负责的一档关于职业选择、兴趣和另一种可能的对话栏目。
我们关心的不是唯一正确的上岸路径,而是人在时代变化、行业转型和个人选择之间,如何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找到真正想去的方向。
在这里,“上岸”不只意味着进入某个标准答案,也可以意味着离开惯性、看见新的可能,或者在一条不那么典型的路上,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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