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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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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提议，在 AI 基础设施发展浪潮中催生的超额利润，应当依托制度设计进行结构性分配，回馈全体民众，这一思路被其暂且称作 “国民红利”。
5 月 11 日，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脸书发文，提议研讨设立 “国民红利”，资金将取自人工智能产业衍生的超额收益。
他指出，AI 基础设施时代的产业收益，并非少数企业独自造就，而是依托韩国过去五十余年积淀形成的整体产业根基。正因如此，这部分收益理应拿出一部分，通过制度化机制惠及全体国民。
金容范同时坦言，AI 时代的超额利润会自然向少数人聚拢，若不通过政策制度加以调节，国内贫富差距只会持续拉大。存储芯片企业股东、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各类资产拥有者，有望收获高额收益，普通中产群体却只能从中获得间接受益。
他特别说明，现阶段 “国民红利” 并非直接现金发放举措，而是一套全新的收益分配理念。在他看来，韩国正处在重要历史关口：全球 AI 基建竞赛，或将推动韩国由传统循环出口型经济，转型为依托技术稀缺、具备长期超额利润属性的技术垄断型经济模式。
受相关消息影响，韩国股市当日出现回落，金容范的此番言论也在行业内引发巨大热议。随后他主动向媒体释疑澄清，AI 领域的国民红利，将以超额税收作为资金来源，并不会直接抽取相关企业的经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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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范在文章中直接援引了投资界极具代表性的警示名句 ——“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也坦然承认，这句话在过往历史中几乎每一次都被现实推翻。但他随即作出明确界定：
“历史上喊出‘这次不一样’最终落空的案例，本质上几乎都是资产价格层面的行情叙事。而当下我们讨论的并非价格炒作，而是供应链格局、实体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存储芯片的战略资产化进程，这属于一套体制转型层面的逻辑假设。”
他提出，如今 AI 与半导体领域的需求逻辑，和过往传统存储行业周期有着根本性区别。初期 AI 投资主要集中在训练级数据中心的扩容建设，而当前需求已迈入全新阶段，逐步向推理基础设施、AI 智能体、国家主权 AI 延伸，长远来看还将覆盖物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赛道。
其核心逻辑在于：每一个新发展层级，对存储芯片的集约化需求都高于前一级；各层级叠加之下，市场需求不会被替代，反而呈现非线性累加增长态势。
他进一步分析，AI 基础设施并非一次性固定资产投入，而是具备持续迭代升级需求的长效结构。以 HBM 高带宽内存为例，产品性能、集成度、能效水平同步迭代，技术代际更替已成必然趋势。“这和智能手机换机周期那样最终走向需求饱和的逻辑完全不同，AI 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个能够持续创造新增需求的成长型结构。”
金容范将韩国定位为AI基础设施时代的关键供应方，理由是韩国拥有其他主要经济体难以复制的“全栈制造能力”。
他的比较框架如下：美国在设计和平台层面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制造基础有限；日本强于材料和设备，德国强于机械和化工，中国台湾拥有全球顶级晶圆代工能力。
“相比之下，韩国是少数同时拥有内存半导体、电池、显示器、精密制造、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完整供应链的国家。”
不过，金容范也坦承，这种变化不像北海油田那样让人一眼看懂。“产业结构内部战略位置的确立，往往要等很久之后才会被回头认识到——'原来那时候趋势已经开始了'。人类对线性变化敏感，对体制转型迟钝。”
金容范明确指出，上述乐观叙事存在一个必须正视的内部矛盾。
“AI时代的超额利润，属性上是集中的。”他写道，“内存企业股东、核心工程师、首都圈资产持有者——这些已经接触到生产性资产的群体，极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巨大收益。”
而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只能享受到间接效果：韩元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改善、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部分资产升值。
他说，“国家变富了，但财富的分布不会自动扩散……韩国过去在增长上很强，但在将增长果实向社会扩散方面一直较弱。”
他将这一现象称为“K型分化”——经济整体向上，但内部分化加剧。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金容范提出了“公民红利”这一概念框架。
他的核心逻辑是：AI基础设施时代的果实，并非少数企业单独创造的成果，而是“源于全体国民半个世纪共同积累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些果实的一部分应当结构性地返还给全体国民。
他援引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参照——挪威在1990年代将石油收益注入主权基金，并按财政原则将运营收益回馈社会，将资源繁荣转化为长期社会资产。“韩国的情况性质不同，但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将结构性超额利润制度化地回馈社会？”
金容范同时提到，韩国在2021至2022年半导体繁荣期产生的超额税收，当时并无预先设计的原则，最终被零散消耗。“这一轮周期的规模，可能远超那时。以同样的方式任其流失，可能是在浪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但他强调，“国民红利”目前仅是原则，而非具体政策。“核心不是某个具体项目，而是原则。”至于最终形式，他列举了多种可能：青年创业资产账户、农村基本收入、艺术家支持、老龄年金强化，或AI时代转型教育账户——“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他也明确设定了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超额税收，国民红利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如果论点成立，在没有任何原则的情况下任由这些超额利润的果实流失，才可能是更不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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