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场景下不同的人群对于AGI的利益诉求是相互矛盾的。最大限度利用AGI的定义模糊来获取支持和推卸责任可能是任何一个顶尖模型实验室的领导人的现实选择:对一般公众/用户和理想主义的合伙人/员工,他可以说AGI的终极使命是造福人类。对企业用户,他可以说AGI是可以大范围大幅度低成本替代高额人力成本的技术手段。对投资人和务实主义的合伙人/员工,他可以说AGI是提高公司和手里股权的估值逻辑。对于国会,他可以说AGI是确保地缘霸权的唯一途径。产业革命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其负外部性都是事实,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企业和其管理者;而风险和责任是由政府和公众来承担,其索赔上限也远小于企业获得的利润和管理者的分红与股权估值的提升,对于AGI这样广泛的利用全人类数据、知识智慧和基础设施的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的技术来说,其收益向企业个人转移、风险成本由全社会承担的更是史无前例极端不平衡。事实已经证明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传统营利或者openai式非营利-营利套嵌模式对于责任、决策、成本利益分配的模糊界定必然催生和鼓励sam altman式的选择,硅谷未来类似的公私利益分配和企业社会治理的范式维系在此案法官判决以及今后一系列判决、立法和行政措施中。而历史经验证明国家能力足够强的国家在产业革命早期就以主权基金等方式进入可能比企业利用法律语言和政治模糊已经形成制度性事实性垄断再用反垄断法和行政手段打补丁好一些。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