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象·快评」特朗普访华前瞻:中美AI治理破局与困境

中美元首北京峰会召开前夕，DGA集团（前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合伙人兼中国区高级副总裁、科技政策负责人Paul Triolo发表分析文章，题为《美中AI合作：峰会前的现状》（US-China Cooperation on AI: Where Things Stand Pre-Summit）。文章深度剖析了两国在AI治理、出口管制、前沿模型（如Anthropic的Mythos模型）以及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复杂局势。

Paul Triolo认为，Anthropic选择性推出的Mythos模型，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各国关键基础设施面临他国及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网络安全攻击风险，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AI治理的讨论格局。该模型的问世，倒逼特朗普政府内部重新审视对前沿AI模型的审查与管控逻辑；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已将Mythos模型应用于网络防御实操，并计划进一步拓展至网络进攻领域。

Paul Triolo指出，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内部主要分为两大阵营。其中“加倍下注派”（Double Down Camp）主张收紧出口管制，认为封锁先进计算芯片是遏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手段，其终极目标是通过获取决定性战略优势（DSA）乃至人工超级智能（ASI），实现对华战略压制。与之相对，以Paul Triolo为代表的务实派则明确提出，强硬派单纯依靠技术封锁的思路存在明显短板，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全球扩散的非线性特征；同时，长期严苛的管制措施已促使中国在稀土、关键原材料领域采取对等反制，反而冲击了美国自身的AI算力供应链与产业安全。

两大派系的博弈对立，导致美国对华AI政策反复摇摆、缺乏连贯性。其一，在出口管制目标上，美方对外宣称旨在防范中国将前沿AI技术转化为军事优势，本质却是维护自身科技霸权与经济垄断地位，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内在矛盾。其二，在双边战略互信层面，强硬派一边坚持对华实施全方位技术封锁，一边又寄望中国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跨国AI风险议题上无条件开展合作，这种相互矛盾的诉求难以搭建基本信任，反而陷入“管制升级—关系恶化—进一步加码管制”的恶性循环。其三，在风险认知层面，强硬派将人工智能与核武器简单类比，忽视了AI作为通用技术、难以实现全面隔绝的客观规律，持续加剧中美双方的战略猜忌。其四，在全球AI治理参与上，拜登政府虽推动布莱切利峰会多边安全进程，却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特朗普政府则直接退出巴黎AI行动峰会、缺席德里AI峰会，始终未能形成清晰连贯的全球治理路线。即便Mythos模型的发布倒逼美国内部重启政策讨论，强硬遏制派依旧牢牢主导着当前美国对华AI政策走向。

Paul Triolo认为，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战略应对已从过去的被动防御，转向系统性制度布局与全链条自主构建。针对美国在算力与芯片领域实施的封锁举措，5月8日，中国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将AI治理重心从传统的生成式内容合规管控，升级为对具备自主感知、独立决策、全域执行能力的智能体系统，在工业产业、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框架整合。

此外，Mythos模型的横空出世，引发了中美双方不同的战略反应。中国部分评论人士将该模型形象地比喻为网络空间的“全自动加特林机枪”（fully automatic Gatling gun），认为其可实现对全球操作系统、开源软件的批量漏洞挖掘。有观点认为，在前沿AI威胁背景下，反技术封锁已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维护的重要维度之一，需重点防范美方依托先进AI对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

而在美国国内，Mythos模型虽被视为维系其科技霸权的核心利器，却也引发了关于科技私企与政府职能边界重叠的巨大争议；加之高层政策人事变动——原白宫AI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David Sacks已于近日离职，再叠加硅谷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弹，美国在前沿大模型的发布审核标准、安全管控规则等方面，陷入了新一轮的政策混沌状态。

布鲁金斯学会于5月8日发表了布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Kyle Chan的访谈文章，题目为《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Can the US and China cooperate on AI?）。试图解答在中美持续竞争的大背景下，双方是否仍能就AI风险建立可落地的合作机制。从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来看，AI模型已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水平，有可能被恶意行为者利用，用于发起网络攻击、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甚至协助研发生物武器。中美两国均面临着来自恐怖组织、犯罪网络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安全风险，同时，作为当前先进AI系统的主要研发方，双方也具备建立相关风险合作机制的最优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合作无需建立广泛互信，无需追求战略立场趋同，更无需双方在核心国家利益上做出让步；只要双方认可共同风险的客观存在，便可推进务实层面的合作。

Kyle Chan认为，中美两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AI领域的合作：

第一，共同制定非约束性全球AI安全指南，为前沿AI模型的部署划定共同底线，明确网络、化学及生物领域AI应用的安全边界，统一高风险使用场景的界定标准，同时对危险模型的行为作出基础性限制，防范技术滥用风险。

第二，开展有限度的信息共享，重点交流AI系统被恶意滥用的相关案例，包括滥用过程中的提示词、输出内容、行为模式，以及可疑目标、威胁主体类型等关键信息，助力双方机构与企业提升AI滥用行为的检测和防御能力。

第三，建立中美AI紧急热线，当出现AI技术失控、跨境网络攻击、模型恶意滥用等突发情况时，双方可通过热线快速对接、核实溯源，有效减少战略误判，必要时联动开展联合风险处置工作，降低安全隐患。

特朗普访华前夕，中美AI战略博弈随技术快速迭代而愈发动荡难测，双边AI合作需求也更加迫切。此次元首外交虽承载重要期许，但期待值不宜过高。

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的大背景下，中美AI治理始终面临全球公共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双重博弈。以Mythos模型为代表的前沿AI大模型，与传统核武器不具备可比性——尽管美苏冷战期间仍能就核武器军控展开谈判，但AI技术的军民两用属性的显著特征以及较低的使用门槛，使得传统军控验证机制难以直接套用，大幅削弱了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在此背景下，任何合作倡议都容易被解读为战略缓冲、拖延时间的战术手段，进一步增加了合作推进的难度。

在双边互信不足的现状下，多边平台反而可能成为中美AI合作更现实的起点，而多边机制的搭建，考验着中美及其他各国的治理智慧。中国一贯支持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动AI全球治理，但当前美国政府对传统多边机构的参与意愿明显不足。这种情况下，具有广泛国际信任度的第三国（例如新加坡），可能发挥更强的桥梁纽带作用，促成中美就AI领域初步议题展开共识性接触。

此外，二轨外交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事实上，中美已多次举办人工智能二轨对话，中方由外交学会牵头，美方由微软前首席研究与战略官蒙迪等牵头，汇聚高校、智库、企业等领域领军人物，围绕AI治理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在双边政府层面难以推进协商的情况下，这类具有官方联系的非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常态化联系，就更多实质性议题展开更开放的探讨，为官方沟通搭建坚实的通道基础。

同时，中美AI领域的合作协商是一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既要兼顾双方作为国家整体的核心利益，也要充分考量各自国内的利益冲突与整合。当前，美国国内“加倍下注派”占据上风，在其认知中，与中国开展AI合作被视为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背叛；而中国国内，AI领域自主发展已成为主流叙事。例如，2025年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制裁、影响美国相关企业后，尽管特朗普政府同意出售虽非最新型号但仍能满足中国需求的H200 GPU，中国至今未批准进口，其中既包含对美国可能实施远程管控的安全担忧，也有保护国产算力产业发展的考量。

除此之外，Mythos模型的出现还凸显了一个困境：AI能力越强大，全球共治越必要；但每一次能力突破，又会同步加深中美战略疑虑。Anthropic对该模型采取极为封闭的分发策略，仅向少数美国本土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开放，美方更明确表示不会向中国开放。这一态势下，Mythos很可能被纳入中美其他领域谈判的筹码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