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说明经典案例系列|瑕疵同意下之两侧卵巢切除案

　　本件为典型之告知义务违反事件，笔者虽为妇产科医师，但无意就本件医疗决策面或执行面是否有过失之事实认定作评论，仅择法院就医师违反告知义务之损害赔偿范围所揭示之法律见解作为本文论述主轴，提出若干意见，供医法先进参酌；另附带就同意书签署之性质，略加简要评析。

一、违反告知义务之赔偿范围

　　临床上，医师对病患所为之告知说明，内容相当多元，本件所涉及之类型，系医师违反术前为取得病患无瑕疵同意所负之告知说明义务，就此类基于病患自主决定权所相应而生之告知义务，其基本理论之发展，容笔者不赘述，本文拟仅聚焦于如本件，法院认定手术与术后照护之医疗过程本身均无专业上之疏失之情形下，医师仅单纯违反告知义务，但病患于术后仍发生输尿管阴道瘘管并发症，并提前发生更年期障碍，而须忍受精神与肉体上痛苦接受后续治疗时，医师应如何对病患负担民事责任？此类型事件，向来是学说与实务上十分棘手的问题，笔者试专就此类型之民事责任为论述。

（一）医疗行为伤害说之观点

　　病患自主决定权之发展，固然有其医疗人权上之意义，但与医疗行为伤害说始终交缠呼应。由于目前通说采医疗行为伤害说，咸认为医疗行为对于病患具有程度不一之侵权性质，对病患自主决定权之尊重，遂从原先的医学伦理诫命，质变为民、刑法上之义务，进而衍生出义务违反之责任问题。

　　于医疗行为伤害说下，医师对病患施行之医疗行为本身具有侵权违法性，以本件手术切除卵巢为例，医师必须切开病患腹壁并切除卵巢，此医疗行为不啻破坏身体与健康之完整性，准此，倘无阻却违法事由可资主张，即构成民事法上之侵权行为或刑事伤害罪构成要件该当。循此脉络，取得病患无瑕疵之同意（得被害人同意或允诺），遂被认为是构成医疗行为能主张阻却违法事由之前提。据此不难推论出，医师于实施医疗行为前倘未取得病患无瑕疵同意，则后续之医疗行为将被评价为违法行为。

　　倘医师未善尽告知说明义务而实施医疗行为，就侵害病患身体、健康完整性之自主决定权而言，医师固已具备违法性与过失而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医师对施行后续医疗行为惹起之并发症（如本件之输尿管阴道瘘管并发症），虽因欠缺病患无瑕疵同意而不能阻却其医疗行为之违法性，倘医师于手术之施行与术后照护纵均无过失时，初视之下，仅具违法性但不具备有责性，似无须就此等并发症负责赔偿。实则，后续医疗行为之实施过程虽无专业疏失，但整起医疗行为之法评价尚涉及刑法学上饶富争议之容许构成要件错误，此于民法学上之评价，有学者认为民事法上之故意须对行为之违法性有认识者始足当之，因此就违法性之认识发生错误，亦即误认违法为合法者，当然排除故意，而应论以过失；另有学者采所谓之「限制的故意说」，认为对于其行为之违法性认识有过失，即因过失而误违法为适法，仍应认为有过失。惟不论采何说，如本件，医师疏未善尽告知说明义务，病患基于不充分之信息所为之同意，难谓无瑕疵，依医疗行为伤害说，该后续医疗行为之违法性尚不能被阻却，但医师误信已得病患同意，则后续医疗行为纵无专业上之疏失，将仍被评价为对不幸结果之发生有过失而可归责。准此，医师误信已取得病患无瑕疵同意而实施医疗行为，过程无医疗专业上疏失但导致病患并发症之不幸结果者，因同时具备违法性与过失之有责性而应负责赔偿。

　　采医疗行为伤害说之立场所得之论证结论，不啻认为医师一旦有告知说明之疏失，即应对后续医疗行为负担保责任，不论后续医疗是否具有维护或增进病患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性，也不问后续医疗本身是否有专业上之疏失，医师均须担保该后续医疗行为无任何医疗伤害之发生，此对医师而言毋宁是过于沉重之负担。准此，于此类型事件，如何妥适地分配非因医疗专业疏失所惹起之医疗行为固有风险，遂成为医纠审判实务上之难题。

（二）台湾实务的态度

　　观察最高法院与高等法院处理「医师违反告知义务，病患经不完全说明而接受医疗，医疗过程本身无疏失却仍发生医疗伤害」类型事件，见解纷陈，兹择其重要者分述如次：

1.最高法院之见解

　　就此类型事件病患被侵害之权利客体及损害赔偿范围言，最高法院未明确作出表示，但可由数则判决中，看出其意见之分歧，譬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428号、同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74号民事判决均载有「告知后同意法则之规范，旨在经由危险之说明，使病人得以知悉侵入性医疗行为之危险性而自由决定是否接受……展现病人身体及健康之自主权」之意旨，既论及「身体及健康」上之危险，似认为医师应赔偿包括对身体健康完整性造成侵害及发生并发症之危险；然于105年度台上字第89号民事判决则认「凡医疗行为……其本质上系侵害病人『身体权』之行为……病患在就医过程中，对于自己身体之完整性既具有自主决定之权利，医师尚不得全然置病患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于不顾，擅专独断实施医疗行为，否则即属侵害对于病患之自主决定权」，则似指医师仅须赔偿身体完整性之侵害而已；另有同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169号民事判决虽未实质表示意见，但其维持原审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9年度医上字第15号民事判决「认受损害之权利仅为自主决定权之人格权而非身体权，故判赔慰抚金而不及财产上损害赔偿」之见解，与前开见解又有不同。

2.高等法院之见解

　　高等法院之传统见解认为，医师违反告知义务而实施后续医疗纵过程无疏失，亦必须就该医疗所惹起之并发症中与违反告知义务具相当因果关系者负责赔偿，譬如台湾高等法院100年度医上字第1号、同院103年度医上字第21号、同院102年度医上字第39号、同院102年度医上字第7号、同院台南分院103年度医上字第5号、同院高雄分院103年度医上易字第1号民事判决等；此等见解可谓是坚守着医疗行为伤害说之基本立场。

　　但近来高等法院似乎发展出另一类论证方式，即采告知行为责任与后续医疗责任切割之见解而谓「纵告知说明义务之未完全践行，并不能直接反应或导致医疗行为本身之可非难性，须医疗行为本身违反医疗常规致生危害者，始有被评价具有故意或过失之可能」，亦即倘医师于后续医疗过程无专业上之疏失，纵未善尽告知说明义务，亦无须就后续医疗行为所惹起之不幸后果负过失责任，仅就侵害病患自主决定人格权之部分赔偿慰抚金。其中最经典之事件为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9年度医上字第15号民事判决，法院谓：「医师之说明义务究在保护何种权利？即医师违反说明义务时，所侵害者系患者何项权利？……就民事责任认定之范畴而言，其评价非难之重点不在于该未说明可能伴生之危险及副作用产生，而系基于病患之自主决定权之人格权。故违反说明义务对患者权利侵害者，并非系于身体或生命权受侵害，因医疗行为对于患者属于正面结果或负面结果，并非判断医师违反说明义务是否成立侵权行为之依据。苟医师违反说明义务，致使患者丧失其他医疗方式选择或减少其存活机会等，其违反说明义务与损害间，方有相当因果关系，因正当医疗行为所生之并发症与告知义务违反间并无相当因果关系，因说明义务之未践行，并不当然直接反应或导致医疗本身之可非难性。盖说明义务与是否接受医疗行为有关而已，即若医师已尽说明义务则患者不会接受治疗，或患者可能考虑其他替代性治疗。即患者嗣后医疗行为之并发症与医师说明义务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是说明义务保护之客体为患者自主决定权之人格权。本件上诉人周○正（按：医师）就系争手术最大并发症骨折之风险……未告知上诉人蔡○美……是其自有侵害上诉人蔡○美之自主决定权之人格权。本件上诉人蔡○美所受损害系其自主人格权，自非民法第193条所谓之身体、健康，应仅得依同法第195条第1项前段请求精神慰藉金……就医药费、减少劳动能力损失及看护费之请求部分：本件上诉人蔡○美所受损害之权利既为自主决定权之人格权，而非身体或生命权，自无民法第193条之适用，其请求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自属无据，应予驳回。」其他同采分割责任见解者，譬如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4年度医上易字第4号、高等法院105年度医上字第22号、同院105年度医上字第17号民事判决等。

（三）德、日实务之见解

1.德国实务见解

　　德国实务与通说向来稳健地采医疗行为伤害说，因此，就医疗行为前须取得病患无瑕疵同意以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之立场，自是不能退让，针对医师违反说明义务，病患因瑕疵同意接受医疗，后续医疗过程无疏失但仍发生并发症之情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咸认为医方应就所有源自后续医疗行为之并发症负损害赔偿责任，如BGH, 11.10.2016 - VI ZR 462/15乙案，此应属德国实务较为主流之意见。

　　但令人意外的是，仍有部分实务的态度，缓和了医疗行为伤害说对医师之严峻要求，如BGHZ 168, 103（111）乙案。法院谓：「纵对于事实上其他并未发生之风险并未说明，若被害人于同意时已知悉该嗣后实际上发生之治疗风险，依告知说明法规之目的，即不得推导出对该等已实现之风险有赔偿责任」，亦即医师仅就未充分告知之风险中，实际上已实现之部分负赔偿责任，而非就所有后续于该医疗行为所生之健康上损害负责，藉此大幅减轻医师之责任；又如OLG VersR 1998, 586乙案虽曾肯认医师违反告知义务但病患未受有并发症伤害，仍应赔偿慰抚金，但本件之联邦最高法院BGHZ 176, 342 = NJW 2008, 2344 = BGH, 27.05.2008 - VI ZR 69/07则认为，倘病患无健康权之侵害，纵医方违反告知义务，病方因无伤害仍无任何请求权可资主张，此不啻否认单纯侵害病患自主决定权本身得单独成立赔偿责任之可能。

2.日本实务见解

　　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廷曾于平成10年第1082号判决「宗教上理由拒绝输血案」中，就医师违反病患因宗教信仰上明确不输血之意思而输血，输血后未受有健康上不利益，但法院仍肯认属侵害病患自主决定之人格权而判赔偿慰抚金。然而，本件系医师故意违反病患明示意思进行治疗之事件，尚不能由此判决直接推导出日本最高法院对于倘医方因过失为不充分说明，而病患于接受后续医疗未受有健康上不利益之结果时，医方应否赔偿之意见。

　　彼国高等法院虽有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13年第4020号、高松高等裁判所平成15年第436号二判决就医师未告知病患替代疗法而切除乳房事件，虽均谓「虽医师于后续切除乳房治疗过程并无疏失，亦应负债务不履行责任」之意旨，但因病方不能举证其财产上损害，故均仅判赔慰抚金；另于东京高等裁判所平成26年第956号判决就医师未完全说明白内障手术之后遗症，虽手术过程难谓有过失，惟病患之水晶体却因手术破损而留有凹穴之后遗症，病患虽受有健康上之损害，惟于第一审时即仅请求慰抚金而未声明请求赔偿健康权之损害。综上，亦难窥得其高等法院就此类型事件之立场。

　　至于地方法院则累积相当丰富之案例，但少有上诉纪录，故难以窥得该等见解是否为上级审所维持或废弃。然而观彼国地方法院之判决，可整理出相当清楚之脉络—认为倘医方于执行医疗之过程中无过失，且事前未充分告知并不影响病患接受治疗之决定时，亦即不论医师是否有充分告知，病患仍会接受该后续医疗时，病患之并发症伤害即与医师告知义务之违反无因果关系，惟医师仍属侵害病患之自主决定权，须赔偿慰抚金；惟若病患系因未受充分告知并发症风险或医师未充分说明尚有更佳之替代疗法，进而同意接受该后续医疗，则除慰抚金外，医方仍应赔偿病患与违反告知义务具有因果关系之健康权受侵害所生之逸失利益损害。

（四）本文意见

　　医学非万能，且医疗行为本身即具有一定比例之固有风险（按：指非因过失所致，而系源自医疗本身无从掌握之不确定风险），今因医师于实施治疗前之告知说明不充分而有疏失，纵后续医疗过程中无专业上之疏失，仍须就所有治疗失败或源自该后续医疗行为固有风险所生之伤害负责赔偿，虽是固守了医疗伤害说理论之完整，但此不啻责令医师一旦有告知说明之疏失，就必须对于后续医疗行为负无过失之担保责任，毋宁过苛。就此类型医疗伤害事件之损害赔偿，笔者曾撰文详论，兹撷取其梗概说明如次。

　　由于学界与实务对于病患「自主决定权」之权利内容与外沿并不清晰，容笔者从病患法益受侵害之观点切入，就医师违反告知说明义务之行为与无疏失后续医疗行为二者，共可能造成病患四类型之法益侵害如1所示。此四类型法益侵害中，与本文评析案件相关者为第一至第三类型侵害，为求叙述之简洁便宜，容仅就此三类型为说明。

图1　二行为导致病患四类型法益侵害之因果历程（略）

　　从病患自主决定权之发展历程观之，于此等意识觉醒前之医疗父权时代，医疗行为主要系藉由（欠缺得病患同意之要素之）业务上正当行为作为第二至第三类型法益侵害阻却违法之理由，此阶段因尚欠缺对病患主观上自主决定之思维，完全系以客观上、医学上能否增进病患身体健康之福祉，亦即是以医疗本身之客观目的性作为医疗行为合法与否之主要考虑，倘医疗行为客观上、医学上系增进或维持病患之健康必要且相当之行为者，于当时尚未有要求须践行告知后同意之程序，纵医疗行为侵害病患身体与健康之完整性、或发生医疗固有风险实现而生之并发症，仍不具违法性。为说明方便之故，此种欠缺得病患同意要素之业务上正当行为，容暂称为「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实则单纯得病患同意并不能阻却所有类型医疗行为之违法性，主要理由是台湾刑法尚有第282条加工自伤罪之规定，得被害人之嘱托或同意致其重伤或死亡之结果者，仍成立犯罪，准此，倘摘除器官（如截肢或摘除子宫）或发生并发症导致重伤甚至死亡结果者，即难仅以得病患同意之单一阻却违法事由而免责；再者，得被害人同意或允诺而伤害之，纵未造成重伤或死亡之结果，虽于刑法上尚不成立犯罪，但于民事法上非必然即得阻却违法，仍须视加害之行为是否有违公序良俗而定。足见，于医疗行为伤害说下，认为所有医疗行为得仅以「得病患之同意」作为阻却违法事由之论述，即或有再斟酌之必要。细绎至此，不难窥见，第二类型及第三类型侵害倘生重伤甚至死亡结果者，仅得病患同意尚难完全阻却其违法性，实质上仍是以医疗业务上正当行为作为阻却违法之最主要基础。

　　今固然因顺应强调病患自主之普世价值，学者咸将「得病患同意」之要素掺入「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二者结合蜕变成现今医疗业务上正当行为之样貌；然而，此二者之结合，虽是呼应了病患自主决定之当代思潮，但恐有混淆各类型侵害违法性论证层次之虞；再者，企图将「得病患同意」与「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作完全之覆盖，从维护病患自主决定之角度观之，固然是提供更严密之保障，然而于某些情形下，不啻稀释了业务上正当医疗行为存在之社会正当性，盖纵采医疗行为伤害说，但医疗行为之本质毕竟与一般对人身造成伤害之犯罪行为不同，后者乃当今社会所不容许之行为态样，准此，以得被害人允诺或同意作为社会容许性迥异之此二行为之阻却违法事由，其目的与范围自不宜等同视之。笔者忧心以绝对病患主观自主为导向之「得病患同意」，将无差别地遮断以病患客观福祉为目的之医疗合法性，简言之，绝对而无差别地贯彻病患自主，固然对病患「自己身体健康自己决定」之人身完整性与主观人格价值给予最高之尊重，但反而可能拒却了客观上能增进其身体与健康福祉之医疗合法性，若然，病患自主决定权之无限上纲，不啻大幅剥夺了病患接受妥适医疗之可能性，对病患健康之维护或增进而言，恐非幸事。

　　对病患自主应予尊重之医学伦理诫命，固然修正了过去完全以客观之医疗目的为取向之父权医疗模式，就医疗人权之保障有其正面之贡献，然而，病患自主与医疗目的二者间之整合，似不宜以「得病患同意」完全取代「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或是将「得病患同意」作为「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必备要件之完全覆盖的方式处理，主要的理由是，以此二者作为医疗行为阻却违法事由所欲彰显的「应然」或「当为」行为所保护之法益，在性质与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就医疗行为须得病患同意始得为之所保护之法益，系侧重在「自己身体健康由自己决定」的人格价值，以及不容医师专断地侵犯其身体与健康之「完整性」，亦即将病患「愿意」或「不愿意」该医疗行为加诸于自己而改变身体结构与机能代谢等完整性的这个选择，完全交由病患作主，不再由医方片面决定；相对地，以客观医疗目的为导向之「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则是基于医疗行为本质上系对病患具有危险性之行为，除必然会侵害病患身体与健康之完整性外，尚有若干已确知可能发生但不确定是否实现之固有风险（即无医疗专业疏失仍衍生之并发症），因此是否允许医师提出某医疗或治疗方法与选项进而加诸于病患，甚至成为医业得反复执行之医疗业务，考虑之重点即在于该治疗方法于客观上是否为增进或维持病患健康所必须而具有必要性？且其对身体健康完整性之必然侵害以及固有风险实现的可能性，相较于病患福祉之增进程度，是否符合本益比之衡量，亦即于手段上是否相当？此即该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之专业检验，倘必要且相当，该医疗行为之施予该病患应为当今社会所乐见而具有社会正当性，纵因该医疗行为所必然具有之固有风险不幸实现造成病患伤害，在法评价上，似不宜仅以结果论，遽认此医疗行为加诸于该病患系具违法性而可归责。易言之，以客观医疗目的为导向之「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作为阻却违法事由，其相对应保护之法益范围侧重于专业客观性，究其本质即与「得病患同意」着重于自主主观成分所有不同，二者分执第一类型侵害至第三类型侵害阻却违法光谱之两端，于阻却违法之范围上有部分重迭，亦即对第一、二类型法益侵害之违法性审查，纯以主观上是否取得病患同意为断，惟第二类型中之重伤侵害及第三类型法益侵害之阻却违法审查，将侧重于以客观医疗目的为导向之「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审查。至于倘因医疗行为人执行业务上正当行为之过程中出现专业疏失造成侵害，则其责任之论断方式与一般过失伤害并无不同，盖医疗疏失并非当今社会所乐见而不具社会正当性。

　　笔者依前开见解，勾勒出违反告知义务行为与无专业上疏失之后续医疗行为二者，对病患第一类型至第三类型法益侵害之归责性审查（虚线部分）原则如图2所示。简言之，医师疏而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即必须对第一、二类型法益侵害负责赔偿，盖按医疗法第63、64条之法规目的衡之，医师就此二类型法益侵害应可归责；至于第三类型法益侵害，即使采医疗行为伤害说，就固有风险实现而生之并发症言，只要该医疗行为客观上系为增进或维持病患健康必要且相当、具有社会正当性而符合医疗「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之要件者，一般而言应同时有推定同意之主观要素，除非违反病患明示或可得而知之相反意思，否则应可阻却该后续医疗行为因固有风险实现而生法益侵害之违法性；准此，医师是否须对于无专业上疏失而系因医疗固有风险所生之第三类型法益侵害负责赔偿，则应分别以观，倘后续医疗行为系维持或增进病患健康必要且相当，并可推定病患亦同意接受该后续医疗时，即不具归责性而无庸赔偿；反之，即可归责而应就此等法益侵害负赔偿责任。

图2　二行为对病患第一至第三类型法益侵害之归责审查（略）

　　综而言之，于契约法下，告知说明义务既为医疗契约下之从给付义务，违反告知义务之行为即属医疗契约从给付义务违反之不完全给付，就造成各类型侵害之归责审查即如图2所示，倘可归责，自应依民法第 227 条负责赔偿；至于未取得病患有效同意之后续医疗行为纵无专业上疏失，对造成第二、三类型之法益侵害是否可归责而应负不完全给付之损害赔偿责任，其审查方式亦如图2所示。若论以侵权行为责任，则先、后原因事实（即违反告知义务之先行为与后续医疗行为）对各类型法益侵害之归责审查亦如图2所示。

（五）对本件判决之评析

　　本件二审级法院显然均采医疗行为伤害说之立场，认为医疗行为之适法性须以取得病患同意为前提。医师第一次手术因一审法院认定未违反告知义务且非二审审理范围，容不再作评述；但对于病患于第二次手术前，因未提供替代手术范围供病患选择，且未就切除双侧卵巢即陷入更年期等详加说明，地院与高院均认为医师有告知义务之违反；再者，医师就第二次手术与术后照护，二审级法院均认无专业上疏失。依本文见解，本件医师应就病患第一类型自主决定人格价值之法益侵害负责赔偿，固无疑问，且就第二类型身体健康完整性法益侵害，亦应负责，亦即医师须就病患因双侧卵巢切除对破坏身体健康完整性所造成之更年期障碍后果负责赔偿。就此，本件高院强调「身体权」而明白揭示「侵害病人身体权之行为」等语，应值赞许，且二审级法院均判决医师应负责赔偿病患因更年期障碍发生身、心症状就诊之必要支出之财产上损害，以及赔偿病患自主权遭侵害之精神及身体上感受莫大痛苦，且须忍受更年期障碍带来之不适及痛苦之非财产上损害之精神慰抚金，应属确论。

　　虽本件判给病患仅2,060元之医疗费（增加生活上需要），但却特别值得喝采，盖法院明确指出身体权完整性受侵害（即前文所称之第二类型法益侵害）所衍生之财产上损害亦属赔偿范围；再者，法院虽以合计方式判给80万元慰抚金，但判决理由中有明确揭示出病患所承受之精神上痛苦系包括自主决定权与身体完整性（提前更年期）二者受侵害，精准地论述出第一类型与第二类型法益侵害之非财产上损害，非常值得赞许。

　　然而，就第二次手术与术后照护虽无专业上疏失而仍不幸发生输尿管阴道瘘管并发症之第三类型法益侵害而言，虽一审法院以该后续医疗行为无疏失，进而认无须负损害赔偿责任（很可惜，此部分并非二审法院审理之范围），固非无见，但倘依本文见解，似应进一步审查医师所施行之后续医疗行为（亦即双侧卵巢输卵管切除术）对于该病患健康之增进或维持，是否属必要且相当之医疗行为，亦即须审查其是否符合「固有的业务上正当行为」之要件，始能判断该后续医疗行为甚至违反告知义务之前行为对于造成输尿管阴道瘘管之并发症是否可归责。

二、签署同意书之性质

　　本件高院认为医疗法有病患签属同意书之规定，其同意权之行使即属要式行为，亦即倘要式不备，病患之同意即不生效力，而无阻却违法之效力，此见解似有酌研余地。按病患自主决定之真谛在于真诚无瑕疵之同意，而医疗法与医师法规范签属同意书之意旨，原系卫生主管机关在医政管理上对医疗机构与医师之行政要求，同意书之签署系为卫生主管机关存查取缔罚款之规定，另有作为纷争时之证据以杜争议之作用，换言之，书面之签署仅系「取缔规定」与「证据规定」之作用而已。但纵无该等规定，医师施行医疗行为仍须取得病患同意，且不以该等法规所载之手术或侵入性医疗行为为限。准此，似不宜遽而引医疗法或医事法之同意书签署规定，作为民事法上要式行为之依据，进而认为，纵病患系真诚无瑕疵同意接受手术，仅因同意书签署之要式不备，而认该手术为违法。

　　另本件A意识既属清楚无不能亲签同意书之情事，却由其配偶代为签立同意书，高院认为就手术之同意为高度属人的自主决定，进而认为A之同意已欠缺要式性，不能阻却B医师手术之违法性。就此，笔者赞同病患同意权之行使应由病患自己为之，若有同意书亦宜以病患亲签为原则，但医疗实务上，由配偶（特别是夫）代签者不在少数，此固然是因医疗法第63条规定之用字容易误导，然而实应予以导正；但另一方面，承笔者一贯见解，医师实施医疗行为前得病患真诚无瑕疵同意，即为已足，至于何人签属同意书，并非所问，惟若就病患是否同意一节成为讼争时，医师将因欠缺病患亲签之同意书，陷于举证之不利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