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即责任心,是对学业或工作专心致志;
乐业,即趣味,不仅乐意去做某件事,而且从中领略出趣味来。
梁启超
在AI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工作与岗位的敬业与乐业?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偶然刷到的一句话:
“月薪三千,你招不到一个农民工,却能招到一大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这句带着戏谑的调侃,撕开了一道现实伤口——当大学生沦为“廉价知识劳动力”,我们凭什么奢谈敬业与乐业?这样的月薪三千,真的能让人敬其业、乐其业吗?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一个人的收入不应低于当地正常生活成本的两倍,否则他就很难在维持自身生活之余,去照顾家人、抚育孩子。这句话虽难确证出自哪一位学者,却直击要害。而放在养育成本高企的当下,这个标准恐怕还要再往上提——个人收入或许需要达到正常生活成本的三倍甚至更多,社会才能获得良性运转的空间。
可现实中,总有人精于偷换概念:把“正常生活成本”悄悄替换成“最低生存成本”,把实际可支配收入模糊成税前工资。这还只是概念游戏。更有甚者,把一座城市的最低生存线当成薪资天花板,发着三千元的月薪,却让你活在租房加吃饭可能都不止三千元的杭州。当基本生存都捉襟见肘,让那些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如何敬业与乐业?
国家与社会培养的大批高素质人才,本应成为企业推动技术进步与业务升级的基石。但不少企业却将人力视为成本负担,正职转外包,外包转劳务,制造工人阶层内部的岗位动荡与失业焦虑,以此来逼迫整个行业接受更低的劳动力定价——因为总有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低头接受。这样的生态,又何以让普通劳动者敬业与乐业?
还有企业年年进行大规模校招,却以“试用期考核不通过”为名,行白嫖劳动力之实。哪怕十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如此操作,就足以让成百上千的年轻毕业生陷入“被白嫖—重新求职—再被白嫖”的循环。人心惶惶,前路不定,谈何敬业与乐业?
一些地方政府拿出大量补贴吸引年轻人流入,可当这些补贴迅速被高昂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吞噬,本质上不过是用年轻人的钱去补贴房东与土地财政。我们不讨论精英阶层,他们尚有腾挪的余裕;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来说,这种困局正在一寸寸瓦解敬业与乐业的根基。
而此刻,人工智能的浪潮正汹涌而来。
算法接管了流水线,大模型开始撰写文案、生成代码,零工平台将劳动者拆解成随时可替换的“众包单元”。如果继续沿用当下的用工逻辑去迎接AI,焦虑只会倍增——更多人将在“被替代”与“被压价”之间疲于奔命,敬业与乐业会更加遥不可及。
但AI不应只带来冲击。技术的本意是解放人,而不是困住人。这就逼着我们重新思考:“敬业与乐业”的时代前提究竟是什么?
敬业,是对职业的敬畏与专注;乐业,是在其中找到价值与趣味。百年前梁启超先生谈“敬业与乐业”,说“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但那个“趣味”的前提,是一份职业足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如果今天一份工作连体面生存都无法保障,那么要求劳动者“乐业”,便成了一种残忍的讽刺。
所以,在AI时代,真正要紧的不是单向度地呼吁个人要“敬业”,而是先构建起能够让劳动者敬得起来、乐得起来的环境。它至少应该包含:
将“生活工资”而非“生存工资”的理念写入分配体系,确保一份全职工作能真正覆盖有尊严的生活成本;
强化对新形态就业的保障,让外包、劳务、平台用工不再成为甩掉责任的通道;
企业需要把人力视为核心资产而非负担,把技术红利转化为员工技能重塑和工作品质提升的契机;
地方的人才政策,应当降低青年的生存门槛,而非成为高昂房租与物价的着陆地。
于个人而言,在技术奔涌的时代保持学习与适应力固然重要,但我们绝不能让“敬业”沦为面对不公时的自我安慰,也不能让“乐业”沦为在极度内卷中苦中作乐的麻醉剂。
唯有当社会共识回拨,让每一个岗位都配得上一份有尊严的生活,AI时代的敬业与乐业,才可能从追问变成现实。
到那时,月薪1W招来的大学生,不再是那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而能真正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感到快乐——那才是技术文明应当给予劳动者的回响。
企业与社会才会更好长久的发展!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