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收听《在山西,被100座寺庙保佑》这篇播客,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前去大同以及去河北省博物馆旅游的时候,看到很多佛教造像的铭文都很动人,大多数供养人除了祈导家人安康之外,还充满悲天悯人的感情,祈愿众生离苦得乐。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一时之间找不到以前的照片,而且老年痴呆,也记不起很具体的碑刻或者造像名字。于是我就拜托豆包帮我搜集一下资料:
举例魏晋南北朝石窟、佛像及碑刻中的供养人铭文,分析佛教造像中善意的发愿文,并据此讨论佛教在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抚作用,对于乱世人道主义危机的意义,佛教及僧团对于建立统一帝国的积极作用。
其实我应该再加上条件:提供碑刻图片及出处。所以我本来希望豆包帮我从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公开的资料中,帮我选取有用的材料,比如高欢家族所供养佛像的铭文,昙曜法师的政治运作等等。
但是由于没加条件,我感觉豆包就开始肆无忌惮的编。一方面我懒得验证这篇文章里到底有多少内容是有据可查的了,另一方面我觉得把这篇当成小说看也挺有意思,于是前面给它加了段引言,博君一笑。豆包出品,小说家言,读者诸君擦亮眼睛。
开玩笑归开玩笑,回到我的初心,古代造像的供养人发愿文真的极为感人,一枚枚挣扎的灵魂走在各种命途多舛的短暂人生路上,仍试图心怀大爱。
下面这些是我找到出处的一部分东西两魏佛造像铭文,举例如下:“一切有情,同升妙乐”,“上为皇帝陛下,七世先亡,现在眷属、法界众生,等同福愿”,“上愿皇帝陛下,永隆国祚,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同登正觉,因缘众生,咸同斯福”,“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很感人对不对?有时间我再去找找佛造像图典,或者关于魏碑的书法碑帖,搜集下图文并茂的例证。
正文如下:
石上祈愿:从供养人铭文看佛教在乱世中的积极一面
引言
在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近七百年的历史长卷中,既有世所罕见的大乱之象,也有隋唐这样傲视全球的大治之世。
自汉末黄巾军起义开启乱世序幕,历经三国分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369年间战火不休,北方游牧部族轮番入主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屠城、流民、瘟疫、人相食,民不聊生。中间隋唐两代大一统帝国仅存在了326年,及至唐末藩镇割据演化出五代十国,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半个世纪的分裂混战,五朝更迭十国割据,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我们很难比较这两大乱世哪个更惨烈,在政治经济秩序崩塌的大背景下,正统儒教礼乐崩坏,纲常伦理在连年杀伐中失去约束效力,本土方道教偏重长生炼丹,难以安抚底层民众直面死亡与流离的恐慌,整个社会出现精神信仰真空。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在乱世迎来本土化高速发展,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佃户奴婢,纷纷出资雕造佛像、开凿石窟,在造像基座、背光、龛侧镌刻发愿铭文,留存海量一手文字资料。与正史多聚焦王朝征伐、帝王功业不同,造像铭文是普通世人真实心声的留存,直白记录乱世个体对平安、温饱、亲眷安康、世间止战的朴素祈愿。通过铭文,我们既能窥探乱世众生的苦难处境,也能窥见佛教如何以慈悲教义、现世救济、生死观抚慰了乱世民众的精神世界。
一、魏晋南北朝出土佛像供养人铭文实例与祈愿内容分类
我国现存的石窟造像例如云冈、龙门、麦积山,以及山东青州、河北曲阳、陕西西安、四川成都等地出土石造像、金铜佛造像,除了可以赏析佛像造型艺术,还能从供养人铭文中听到先辈跨越千年的声音和祈愿。
这些铭文虽简短,却字字千钧,如同时光胶囊一样,封存了那个时代的集体焦虑与个体希望。铭文时间跨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梁陈,供养人涵盖皇室贵族、地方官僚、世家大族、村落平民、商旅、奴婢,祈愿内容随身份、阶层分化,可分为家族私愿、乡里众生愿、家国天下愿三大类,每类均有典型出土铭文佐证。
(一)底层平民、村落百姓造像铭文:求生避祸、阖家平安的个体善意祈愿
北朝是平民集资造像高发时期,多以一村、一族、邻里结社(佛社、邑社)共同出资造像,即合邑造像,是北方乡村最普遍的造像形式,铭文篇幅简短,诉求立足生存,直面战乱饥荒带来的生存焦虑。
1. 北魏正始元年河北定州刘氏邑社造弥勒像铭文:“正始元年三月,定州安喜县邑主刘道安合邑五十人,敬造弥勒石像一区,上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下愿合邑眷属,离兵革之苦,除疫疠之灾,亡者托生净土,现存大小安康,衣食无乏。”定州地处冀中,北魏时期常年受边患、流民侵扰,当地百姓饱受鲜卑部族冲突与赋税重压,五十户村民集资造像,首要祈愿脱离战乱瘟疫、解决温饱,是北方底层民众最朴素的生存诉求。
2. 东魏武定二年山东青州平民王阿善造观音铜像铭文:“武定二年,青齐民女王阿善,痛夫殁于兵祸,子困于饥馑,竭家资造观音金像,愿亡夫往生善处,幼子避兵保全,普天流民少离颠沛。”青齐地区历经刘宋、北魏反复拉锯,数次屠城,大量男子死于征兵与战乱,孤儿寡母成为普遍群体,造像者为丧夫民妇,祈愿兼具小家安稳与对流离流民的恻隐,是乱世个体自发的善意。
3. 西魏大统八年陕西渭水沿岸邑子造释迦造像题记:“大统八年,渭滨三十户邑子共造佛像,愿河水安澜,无蝗旱,百姓不遭掠虏,孤幼有所养。”关中渭水流域战乱、水灾、蝗灾交替,少数民族部族时常劫掠乡村,百姓最恐惧劫掠流离,祈愿落脚于防灾、止掠、抚恤孤幼,暗含人道主义关怀。
此类平民铭文共性极强:第一,直面时代痛点,兵灾、瘟疫、饥荒、劫掠是核心恐惧;第二,祈愿不局限自家,多数邑社造像附带“普天流民”“乡里孤贫”的普惠祈愿,佛教慈悲利他思想通过造像发愿落地,突破传统宗族只重血亲的狭隘观念。
(二)地方士族、官吏阶层造像铭文:兼顾宗族兴旺与地方安定的中层祈愿
南北朝世家与地方郡守、参军等中层官僚手握土地与财力,单独或联合宗族造像,铭文在家族兴旺之外,加入所辖地域民生安定诉求,是士大夫阶层乱世善意的体现。
1. 北齐河清三年太原王氏宗族造阿难迦叶胁侍像铭文:“河清三年,并州太原王绍宗率宗族子弟百余人造释迦龛像,愿王氏先祖往生佛国,宗族免兵祸牵连;并愿并州郡县息烽燧,流民还乡,贫者得食,寒者得衣。”并州为北朝边防重镇,北齐北周常年在此交战,士族既担忧战乱牵连宗族覆灭,也目睹境内流民遍地,因此在私愿之外附加地方民生祈愿。
2. 南朝梁大同七年江州刺史萧氏造石窟龛像题记:“梁大同七年,江州刺史萧景舍俸造摩崖佛像,愿江南无水旱,郡内流民安居,狱讼减少,生灵远离杀伐。”南朝虽北方战乱相对较轻,但内部频繁内乱、水旱频发,刺史以官俸造像,祈愿落脚地方治理与百姓安乐,将佛教善念融入地方治理期许。
士族官僚身处庙堂与乡土之间,既受乱世动荡威胁,又亲眼目睹辖地民生惨状,佛教因果慈悲思想修正部分士族自保的利己心态,使其祈愿从宗族延伸至地方百姓。
(三)帝王皇室造像铭文:止战统一、普惠万民的顶层祈愿
北朝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南朝梁武帝等皇室大规模开窟造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皇家洞窟均为皇家出资营建,铭文立足王朝长治久安,祈愿核心是消弭战火、天下一统、万民安乐。
1. 北魏太和十三年孝文帝敕造云冈第6窟造像题记残文:“大魏皇帝拓跋宏,敬造释迦大像,愿四海混一,南北罢兵,华夷无争,普天黎庶脱离涂炭。”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立志结束南北分裂,铭文将大一统愿景与佛教祈福绑定,祈愿华夷和睦、止战安民。
2. 梁武帝普通三年同泰寺造金铜大佛铭文:“大梁皇帝萧衍,舍御财造佛,愿南北休战,中土止杀戮,鳏寡孤独各有所养。”梁武帝崇佛,南朝与北朝常年淮河拉锯作战,死伤无数,帝王造像祈愿突破南北政权对立,期盼全天下百姓远离战乱。
皇家造像铭文将佛教慈悲理念上升至国家治理层面,帝王依托佛教理念确立止战安民的治国理想,成为后续王朝统一的思想铺垫。
(四)五代十国遗存造像铭文延续南北朝祈愿内核
唐末分裂形成五代十国,南北再次战火四起,吴越、南唐、后蜀等割据政权崇佛,出土造像铭文延续北朝发愿传统。后唐同光三年洛阳百姓合邑造观音像题记:“同光三年,洛京流民二十家集资造像,愿天下早定一统,干戈停歇,流民归土。”吴越国钱镠时期杭州石窟造像铭文多见“愿海内归一,百姓安生”,这种上下同心、民心所向的和平统一愿望,构成了吴越国纳土归宋的社会背景。
可见历经南北朝至五代,乱世众生依托佛像发愿、期盼统一与安宁的祈愿一脉相承。
二、从供养人祈愿看佛教对乱世人类精神世界的救赎价值
供养铭文里的种种祈愿,本质是乱世众生无处安放的精神诉求,传统思想体系在乱世失效,佛教以生死观、慈悲观、因果观三重思想,填补精神空洞,完成对乱世民众的精神救赎,破解整体性精神危机。
(一)抚慰死亡恐惧,抚平战乱带来的生死创伤
魏晋南北朝杀戮常态化,百姓随时面临亲人死于战乱、饥荒、瘟疫,传统儒家重视厚葬、祖宗祭祀,但乱世尸骨遍野,无法完成丧葬礼仪,国人普遍陷入死亡焦虑与丧亲痛苦。佛教提出六道轮回、往生净土思想,造像发愿中高频出现“亡者生净土、离三恶道”,成为世人安抚亡亲、缓解丧亲悲痛的精神依托。
从铭文可见,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造像首要诉求多为先祖、亡故亲人超脱苦难,佛教打破“人死万事空”的绝望,告诉世人亡亲并非彻底消亡,可凭借造像祈福往生善地,极大消解乱世直面大批量死亡带来的心理崩溃。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汉人惨遭屠戮,无数家庭灭门,本土思想无法解释无端惨死的苦难,佛教轮回观念为苦难赋予精神慰藉,避免社会陷入集体虚无与暴戾化,完成个体心理层面的精神救赎。
(二)以慈悲利他重塑价值观,打破乱世利己自保的人性扭曲
长期战乱环境下,生存资源匮乏,人相食、劫掠同类、弃养老幼成为局部常态,人性趋于自私冷酷,儒家仁义伦理在生存危机下难以践行。佛教慈悲、布施、众生平等教义通过造像祈愿渗透民间:邑社造像不再只为本族祈福,普遍附带普惠流民、孤寡的祈愿;平民省吃俭用出资造像,自发期盼天下贫苦之人安稳,正是佛教利他思想落地的表现。
对比先秦至汉,民间祭祀多局限宗族祖先祈福,而南北朝造像铭文大范围出现非血缘群体的普惠祈愿,是精神层面的重要转变。在人道主义崩塌、人人自顾不暇的乱世,佛教引导民众跳出狭隘宗族利己思维,催生底层善意,重塑乱世破碎的人性底线,遏制社会伦理彻底崩坏。
(三)因果业报观约束暴行,缓和乱世暴戾风气
乱世军阀、部族将领嗜杀成性,屠城、掠奴成为常态,人道主义危机的核心是毫无约束的暴力杀戮。佛教善恶因果、杀生遭恶报的理念,自上而下影响统治阶层与民间:帝王造像祈愿止杀,部分割据将领受佛教影响减少屠城;民间百姓信奉因果,减少邻里争斗、遗弃老弱等恶行。
很多地方豪强在出资造像的发愿文中忏悔过往征战杀戮之过,祈求消除业障,从精神层面约束掌权者的施暴欲望。在律法废弛、政权无序的乱世,佛教因果观念充当隐性道德律法,弥补国家法制缺失带来的伦理失控,从思想源头缓解人道主义灾难。
三、佛教在南北朝至五代十国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现实救济作用
人道主义危机核心表现:大规模流民、饥荒、瘟疫、孤儿寡妇无依、战俘沦为奴隶,佛教除精神慰藉外,僧团依托寺院经济开展实体救助,成为乱世官方救济失效时的民间人道支柱,是乱世人道主义的实际践行者。
(一)寺院收容流民、孤贫,搭建乱世避难体系
南北朝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与山林资产,战乱爆发后,各地佛寺敞开山门收容流民、孤儿、残弱者。北方五胡乱华时期,中原百姓大量逃往山林佛寺避难;南朝侯景之乱,建康数十万流民涌入城郊寺院获取食宿。
从造像铭文的邑社供养背景来看,大量村落邑社与本地寺院深度绑定,邑众出资造像同时向寺院捐粮,寺院依托信众布施储备粮食,灾荒年开仓放粮。北齐、北周史料记载,黄河大旱时,河北数十所佛寺就地施粥,救济数万饥民,填补朝廷赈灾体系崩坏的缺口,直接挽救濒死百姓,缓解大规模饥荒带来的人道灾难。五代十国战乱中,吴越、南唐寺院依旧延续收容流民传统,成为割据乱世民间最稳定的救助机构。
(二)僧人行医施药,应对瘟疫横行的公共卫生危机
魏晋南北朝瘟疫伴随战乱连年爆发,汉末至北朝大型瘟疫十余次,官府无力统筹防疫。佛教自印度传入医药知识,大量僧人兼通医术,寺院常设药库、养病院。麦积山、龙门石窟周边寺院常设疠坊,专门收容瘟疫病患;北齐邺城僧团常年游走乡村,免费施药治病。
很多平民造像铭文标注“愿疫病消散,僧药普济贫病”,侧面印证僧人行医是当时民间刚需。在缺医少药、官府医疗体系瘫痪的乱世,佛教医疗救助大幅降低瘟疫死亡率,是古代人道主义医疗的重要载体。
(三)赎买战俘奴婢,遏制人口贩卖与人身迫害
战乱时期,战胜方大肆掳掠百姓为奴婢,南北人口贩卖猖獗,底层人身权利毫无保障。南北朝富裕僧团与虔诚信奉佛教的士族,依照佛教不蓄奴、救度众生的教义,出资从军阀、奴隶主手中赎买被俘平民,使其恢复自由身。
东魏、北齐多地造像碑附带记载:邑社集资造像之余,凑钱赎回被掳乡邻。梁武帝时期颁布法令依托佛教理念限制奴婢制度,民间佛寺常态化赎奴,在奴隶制野蛮扩张的乱世,减少底层民众被肆意残害的悲剧,践行人道主义底线。
综上,在朝廷分裂、政令不通、赈灾缺位的漫长乱世,佛教僧团以寺院为载体,从衣食、医疗、人身自由三个维度落地人道主义救助,成为乱世维系人道底线不可或缺的力量。
四、佛教与僧团助力乱世拨乱反正、推动大一统王朝形成的多维历史作用
从北魏汉化改革铺垫北方统一,到隋唐终结三百年分裂,再到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割据,佛教并非直接带兵平乱,而是从族群融合、文化整合、民心凝聚、治理理念优化四个层面,消解分裂内因,为大一统帝国建立筑牢社会基础,是乱世走向统一的隐性推手。
(一)消弭华夷隔阂,推动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文化融合
五胡乱华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部族入主北方,游牧习俗与中原汉文化剧烈冲突,族群对立是北方长期分裂的重要诱因。佛教众生平等、不分种族贵贱的教义突破血缘与族群壁垒,无论鲜卑贵族还是汉人民众,共同信奉佛法、联合出资造像,打破族群隔阂。
北魏孝文帝依托佛教推进汉化,以皇家开窟造像凝聚鲜卑与汉地民心,云冈、龙门石窟本身就是胡汉工匠共同营造的文化产物;鲜卑皇室改汉姓、习汉俗,佛教成为胡汉文化交融的纽带。从造像铭文可见,大量北朝造像供养人胡汉混居、联名发愿,胡族酋长与汉族百姓同属一个邑社,共同祈福,逐步消解族群仇恨,减少因民族矛盾爆发的战乱,为北方由分裂走向统一铺垫民族基础。历经北朝数百年融合,胡汉在佛教文化下逐步同化,最终促成北周统一北方,为隋代全国大一统奠基。
(二)整合破碎文化体系,维系乱世文脉传承
魏晋战乱使得官学毁坏,儒家典籍大量散佚,士族流离,传统文化濒临断层。南北朝寺院兼具藏书、讲学功能,僧人整理儒释道各类典籍,寺院成为乱世民间教育场所,贫寒子弟入寺读书求学。南朝梁代同泰寺、北朝嵩岳寺均设学堂,僧人与隐居儒士共同讲学,保存华夏文脉。
同时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吸收儒家忠孝理念,造像铭文大量出现“孝养眷属、忠护家国”的表述,儒佛思想相互融合,重构适配大一统的思想体系。隋唐科举制度重建、文化复兴,大量人才依托寺院保存的典籍成长,佛教维系的文化火种成为大一统王朝文化重建的根基。五代十国战乱,中原官学再次被毁,南唐、吴越佛寺保存大量经史子集,为北宋文化复兴提供文献支撑。
(三)凝聚跨地域民心,催生天下一统的全民共识
从南北各地造像铭文横向对比:北魏北方百姓祈愿南北停战、四海归一,南朝士庶造像期盼天下混一,五代南北割据区造像普遍出现“海内一统、干戈止息”的发愿。佛教超越南北政权、地域、阶层限制,成为全天下民众共同的精神信仰,期盼统一、远离战乱依托佛教祈福形成全民共识。
分裂时代,儒家分属南北不同政权,本土方术地域性极强,唯有佛教贯通南北疆域,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拥有共同价值期许。民心统一是政权统一的前提,全天下百姓依托造像发愿流露的统一诉求,倒逼割据政权走向整合。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南下灭陈统一全国,隋唐统治者顺势推崇佛法,顺应天下民众渴求安定统一的民心;北宋结束五代乱世,同样借助佛教安定战后民心。
(四)优化治国理念,辅助统治者完善安民治国方略
南北朝诸多帝王借鉴佛教慈悲止杀、劝善安民的思想调整国策:北魏废除部分严苛部族酷刑,减少滥刑;南朝梁、北齐统治者受佛教影响,颁布劝农、恤孤政令;隋文帝立国后以儒释道三教并用为治国方针,借鉴佛教布施济民的制度,完善官方赈灾、养老体系。
乱世王朝覆灭多源于苛政滥杀、横征暴敛,佛教思想提醒统治者节制暴政、体恤民生,降低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再度暴政亡国的概率。五代十国时期,吴越钱镠、南唐李氏崇佛,轻徭薄赋、安抚流民,所辖地区民生安定,成为后世北宋治理江南的治理范本,佛教间接推动统治者形成仁政思维,助力统一政权稳固统治。
五、辩证审视佛教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历史定位
不可否认,南北朝至五代,佛教过度扩张带来寺院兼并土地、僧尼免税逃役等社会问题,部分上层僧团依附权贵滋生奢靡,历朝统治者多次开展灭佛运动(三武一宗灭佛)正是对佛教过度膨胀的调整。但放在三百年大分裂、人道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佛教的救赎价值与大一统助力作用居于主导地位。
在传统礼法失效、国家机器瘫痪的特殊乱世,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如佛教一般,同时完成全民精神慰藉、落地民间人道主义救助、消融族群矛盾、凝聚统一民心。供养人留存的万千造像铭文,是时代苦难的文字见证,也是佛教善意落地的实物证明。
结语
梳理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海量佛像供养铭文,从底层百姓求生祈愿,到士族忧民、帝王盼一统的发愿文字,能够直观窥见佛教在乱世的双重历史贡献。精神层面,佛教轮回与慈悲教义抚平战乱创伤,消解全民死亡焦虑与人性异化,填补儒家崩坏后的精神空缺,完成对乱世民众整体性精神救赎;现实人道层面,寺院收容流民、施粥行医、赎救奴婢,在官府救济缺位的年代撑起乱世人道主义防线,缓解饥荒、屠掠、瘟疫带来的深重人道危机;历史大势层面,佛教打破胡汉壁垒、整合断裂文脉、凝聚全民统一共识、改良统治者治国理念,从社会根基处消解分裂隐患,潜移默化推动乱世走向整合,为隋唐、北宋两次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提供不可或缺的民心与文化支撑。
造像之上寥寥数行铭文,是乱世千万普通人的心声缩影,一尊尊石刻佛像承载的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战火纷飞年代世人对和平、善良、安稳永恒的向往。佛教在华夏最动荡的分裂岁月中,以慈悲为内核存续人道火种,以包容促进文明交融,成为中国古代从乱世走向盛世的关键文化力量,其历史价值依托出土造像铭文被实物佐证,在中国思想史与中古社会史上拥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夜雨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