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2026年6月4日，在伦敦国际仲裁周的一场研讨会中，英国上诉法院院长杰弗里·沃斯爵士（Sir Geoffrey Vos）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在仲裁领域的应用：机遇与挑战的演讲，该演讲内容虽然简短，但信息量丰富。特全文翻译供学习参考。
1. 我曾多次谈及，人工智能正改变法律服务、法律资讯以及法院争议解决模式。我坚信，人工智能终将不再只是辅助司法裁判的工具，还会在部分领域直接承担裁判工作，这一趋势已成必然。
2. 之所以判定这一趋势无法逆转，是因为人工智能作出的裁决结果稳定可靠，且相比人类法官，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对于商事纠纷当事人而言，在部分案件中，他们显然更愿意选择由机器快速出具可靠裁决、花费寥寥，而非耗费巨额费用，等待数月乃至数年才能拿到人类法官的判决。
3. 但我也多次提到，从当下现状过渡到我们设想的未来局面，绝非易事。
4. 司法服务体系不可能彻底舍弃人类裁判，全面改用机器裁决。首先，《欧洲人权公约》第六条规定，人人都有权在合理期限内，由依法设立的独立、公正裁判机构开展公平、公开的审理。我认为人工智能大概率无法构成该条款所定义的“独立、公正裁判机构”，当然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
5. 抛开这一点不谈，第二重现实阻碍在于：在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家事案件以及各类庭审案件中，当事人有权获得人类法官裁判，这一权利早已深度融入本国宪政体系。若要改变现状，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即便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能借助人工智能数分钟内完成损害赔偿核定，法院也不能在未修法的情况下直接停用人类法官。而立法修订耗时漫长，对于改革内容与实施方式，各方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分歧。举例而言，是否所有案件都必须保留人类法官作为最终上诉审理主体？
6. 第三，适用于各类商事及其他纠纷裁判的大语言模型，目前尚未完成研发与全面测试，其可靠性与算法偏见问题仍有待验证。
7. 不过，仲裁领域的规则环境与法院司法截然不同。仲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双方可自主约定审理程序，也可协商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既可以聘请一位或多位人类仲裁员，也可协商约定由机器对纠纷作出终局裁决。由机器裁定仲裁纠纷的模式如今尚未普及，但ebay平台每年有数千万起纠纷，都由平台在24小时内作出终局处理，可想而知，这些纠纷并非由人工裁定。由此可见，未来仲裁协议中普遍纳入人工智能仲裁条款，绝非天方夜谭。
8. 此外，美国仲裁协会暨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已于2025年12月宣布，推出面向双方当事人、仅依据书面材料审理的建筑类纠纷人工智能仲裁服务。该模式采用人机协作机制：人工智能仲裁员先对案件主张进行实质审查，并拟定裁决书初稿，再由人类仲裁员复核裁决逻辑、审定裁决结果，以此保障公信力、程序透明度与正当程序。
9. 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仲裁领域实现百分之百的纯机器裁决？究其根源，主要是人们心存顾虑、态度审慎。但长久来看，如同诸多行业一样，成本因素终将占据主导。至少在部分案件中，当事人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人工智能仲裁模式。
10. 我们是否需要为此感到担忧？在我看来，不必过度焦虑。法院诉讼与仲裁有着本质区别：法院诉讼中，当事人依法享有获得人类法官裁判、乃至向人类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强行以机器裁决取而代之显然不妥。但仲裁本就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允许双方自主选用高效裁决机制并自愿受其约束，这和当事人自主约定商事纠纷适用法律、选择管辖地，本质上并无二致。
11. 或许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并非人工智能仲裁模式是否应当合法化，而是当这类机器裁决出现差错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差错的出现在所难免。
12. 从法理层面来说，若案件在本国作出人工智能仲裁裁决，当事人理论上可依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68条第2款，以裁决取得方式违背公共政策、构成严重程序不当为由，申请撤销该裁决；也可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b)项中的公共政策条款，拒绝承认与执行相关境外仲裁裁决。
13.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仲裁的普及，还会暴露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当前仲裁程序愈发繁琐复杂。早在2009年进入高等法院任职前，我常年担任仲裁员，彼时就已发现这一问题，而如今情况更是愈演愈烈。繁琐的流程不断加重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也倒逼各方转而寻求更高效、性价比更高的争议解决方式。
14. 我认为，人工智能必将彻底重塑争议解决行业的格局。目前，我正依托在线程序规则委员会，推动搭建线上数字司法系统。该系统可在正式诉讼启动前，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处理民事、家事及各类庭审纠纷。这套运行理念至少可部分适用于商事争议解决，而人工智能的加持，也会让这一落地进程成为必然。欧洲法律研究所也即将发布《欧洲司法体系数字化指引》。
15. 当下我们尚且无法精准预判这场变革最终会走向何方，但可以确定的是，若律师行业想要继续赢得商事争议客户的信任，就必须尽快做出调整。企业绝不会再为机器就能低价提供的服务支付高额费用，无论是对话式人工智能等智能工具提供法律咨询，还是人工智能主导的仲裁服务，皆是如此。
16. 受限于人们的审慎态度，人工智能相关变革初期推进速度会较为缓慢，但一旦形成趋势，发展便会骤然加速。法律界必须立刻做好应对准备。
17. 最后，我提出三点重要思考，供各位嘉宾展开讨论。
18. 第一，不同司法辖区的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英国较为幸运，美国研发的大语言模型在本地具备较强的适用性与完备性。但印度、非洲及全球南方等多语言地区，却面临诸多困境。我们绝不能让人工智能加剧全球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不公，更不能因过度依赖美国、中国等头部大语言模型所属国家，丧失本国数字主权与私法自主权。
19. 第二，司法裁判的定位，不同于政府作出的涉权利决策，也区别于基于双方合意的仲裁裁决。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如我此前所言，小额初审纠纷可借助人工智能处理，但倘若彻底剥夺民众获得人类法官作出最终司法裁判的权利，将会引发关乎法治根基的根本性问题。
20. 第三，在围绕人工智能的各类讨论中，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关键现实：人工智能能够在数秒内完成裁决与数据处理，但人类终究是人。面对不利结果，人们往往需要数日乃至数月才能消化并接受。即便人工智能可以极速出具裁决，我们也不能要求当事人在同等短时间内接纳结果。
以下是演讲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