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J App】Breaking bad 绝命毒师:癌症诊断会把人推向犯罪吗?

现实里，癌症确诊真的会让人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吗？

论文简要

本文利用丹麦详尽的行政登记数据，探讨了个体在遭遇癌症诊断这一严重健康冲击后是否会走上犯罪道路。通过比较已确诊癌症患者与未来将确诊但尚未确诊的个体，研究发现癌症诊断使犯罪概率平均提高14%，且这一效应在诊断数年后开始显现并持续超过十年。研究揭示了背后的经济动机和惩罚预期成本降低两大机制，并指出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能有效缓解健康冲击带来的犯罪负外部性。

论文介绍

个人的犯罪行为究竟由何驱动？由Becker（1968）和Ehrlich（1973）提出的经典犯罪经济学理论认为，犯罪决策取决于合法与非法活动的报酬差异、潜在惩罚以及个人风险态度。严重的健康冲击，例如癌症，很可能同时冲击以上所有维度：它既会削弱个人的劳动能力和合法收入，又会降低未来的生存概率，从而减少对长期惩罚后果的顾忌，甚至可能改变个人的风险偏好。然而，尽管这一理论预测十分清晰，但由于健康与犯罪往往受到生活方式等共同因素的影响，准确识别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实证研究的一大难题。

Andersen, Colmsjö, Parise, & Peijnenburg (2026) 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的文章 利用 #丹麦 全面的个人层面行政数据，将健康记录与犯罪记录精确匹配，通过巧妙的识别策略，首次系统性地证实了健康冲击的确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扳机事件”。研究发现，在被诊断为癌症后，个体的犯罪概率显著上升，这种影响不仅驱动有前科者再次犯罪，也促使部分此前遵纪守法的公民首次触犯法律。

本文选择癌症诊断作为健康冲击的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癌症在人群中普遍高发，影响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的群体；第二，轻微或暂时的健康问题不足以改变个人的根本动机，而癌症足够严重；第三，相对于中风等其他重疾，癌症在中长期内对个体身体活动能力的限制较小，因此它降低犯罪“能力”的可能性更小，更有利于识别犯罪“意愿”的变化。这一研究背景设定，使得本文的结论在理解健康、经济激励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具有重要价值。

研究设计

本文的核心实证策略在于应对健康冲击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了一项巧妙的交叠双重差分设计。他们没有简单地将癌症患者与健康人群做比较，因为这两类人在许多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维度上存在系统性差异。相反，他们将分析样本限制在1980年至2018年间被诊断为癌症的个体，并仅观察其首次确诊前后各10年的情况。研究的对照组是那些与已确诊者出生在同一年、未来同样会患上癌症，但在当前时点尚未被诊断的个体。

通过引入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年龄”联合固定效应，作者实际上是在比较：在剔除了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特质（如基因、成长环境）的共同趋势后，两个同年出生、迟早都会患癌的人，由于确诊时间不同而产生的犯罪概率差异。这种方法的核心识别假设在于，在同样会患上癌症的条件下，癌症确诊的具体时机几乎是随机的。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作者检测了犯罪行为的平行趋势，并证明一系列可能共同决定犯罪的变量都无法预测癌症的诊断时间。

研究使用的基本模型是一个线性概率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是一个指示变量，代表个体  在  年是否被判有罪。核心解释变量  是一组虚拟变量，用于标记个体  在  年时距离其首次癌症确诊年份的相对时间 。系数  即是我们关心的核心参数，它衡量了在确诊癌症后的第  年，个体的犯罪概率相对于基准期（确诊前一年）的变化。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 代表“年份-年龄”固定效应。

研究发现：

• 癌症确诊后，个体的总体犯罪概率平均提高了0.1个百分点，相对于样本均值0.69%的基准犯罪率，相当于增长了14%。短期来看，在确诊当年，由于住院治疗等原因，犯罪率暂时下降；但长期来看，该效应持续上升并维持十年之久。
• 这种效应同时体现在没有犯罪记录的个体首次犯罪和有前科者的再次犯罪上，两类犯罪的概率均上升了约14%。
• 机制分析发现，经济动机是主因之一。癌症使得个人的薪资收入下降4.8%，就业概率下降1.0%。经济动机更强的人群（如无房产、未婚男性）犯罪增幅更大。同时，生存概率机制也在发挥作用，确诊后生存概率下降幅度越大的群体，其犯罪倾向的上升也更为显著。
• 福利政策改革分析显示，在那些削减社会福利力度的城市，癌症对犯罪的促进作用被进一步放大。这一发现从反面证明，慷慨的社会安全网能够有效缓解健康冲击导致的社会负外部性。

本文贡献

• 本文首次为健康冲击与犯罪行为之间提供了因果关系证据。以往关于健康与犯罪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相关性层面，或受限于共同决定因素的干扰，难以得出因果推断。本文通过聚焦癌症诊断时机的随机性，巧妙地克服了这一内生性问题，确证了健康事件本身可以成为个体走向犯罪的转折点。
• 本文丰富并拓展了关于生命中“转折点”的文献。主流研究多关注婚姻、生育、失业等发生在相对年轻时期的事件如何影响犯罪。本文则揭示了严重健康冲击作为一种发生在较年长时期的“负面转折点”，同样能将个人推向犯罪道路，这对于理解中老年群体的犯罪成因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 本文为经典的理性犯罪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尤其在惩罚预期成本这一维度上做出了新颖贡献。此前关于惩罚威慑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警方部署或破案率变化带来的被捕概率变化。本文则创新性地证明，健康冲击通过降低个体的生存概率，实质上提高了其对未来监禁等惩罚的时间贴现率，从而降低了犯罪的预期成本，导致犯罪增加，这在反推犯罪的激励机制上提供了全新的实证洞见。

原文信息：

Andersen, S., Colmsjö, E., Parise, G., & Peijnenburg, K. (2026). Breaking Bad: How Health Shocks Prompt Crim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8(1), 88–119.

Abstract:Exploiting plausibly exogenous variations in the timing of cancer diagnoses, we establish that health shocks elicit a large and persistent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committing a crime. This effect materializes in a substantial rise in both first crimes and re-offenses. We uncover evidence for two mechanisms. First, an economic motive leads individuals to compensate the loss of legal revenues with illegal earnings. Second, cancer patients face lower expected cost of punishment through a lower survival probability. Welfare programs that alleviate the economic repercussions of health shocks are effective at mitigating the ensuing negative externality 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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