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律师函，是知识产权从业者最常用的武器之一。
获知侵权，发一封函，要求对方停止。逻辑简单，百年不变。
但AI正在制造一批全新的侵权场景，让这个古老工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训练数据悄悄抓取了你的版权内容。深度伪造（Deepfake）用你的声音和面孔做了广告。有人用AI批量复制了你的产品设计，速度之快让传统监控根本来不及反应。
律师函，还够用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理解：在不同的法域，律师函本身就有不同的战略逻辑。
同一封函，四种不同的战略逻辑
美国：对话的开始，也是诉讼的伏笔
在美国，律师函（cease-and-desist letter，简称C&D letter）是IP执法中使用最广泛、也最具战略弹性的工具。它没有法定的必要程序要求，完全是私人通信，但它的法律意义在于建立"通知"记录。
美国法律体系下，律师函有一个独特的战略价值：确立对方的主观故意。 收到函件后继续侵权，在后续诉讼中可能被认定为"故意侵权"（willful infringement），赔偿金额最高可达三倍。这意味着美国的律师函，既可以是和解邀请，也可以是为高额赔偿铺路的法律动作。
但有一个反面风险：在专利领域，向竞争对手发出无事实依据的律师函，可能引发"不正当竞争"或"专利滥用"的反诉。发函前，权利基础必须扎实。
欧盟：更正式，更有程序约束
欧盟各成员国的IP执法体系差异较大，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律师函（例如德语的"Abmahnung"）在某些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具有半正式的法律地位。
德国的"Abmahnung"制度是欧洲最典型的案例：权利人在提起诉讼前，通常必须先向侵权方发出正式警告函，给对方机会签署停止侵权的承诺书（Unterlassungserklärung）。如果对方签署，可以避免诉讼；如果拒绝或不回应，才进入司法程序。这套机制让律师函成为诉讼前的必要步骤，而不只是可选工具。
欧盟2004年的《知识产权执法指令》（IPRED）也为成员国提供了统一的最低执法标准，包括证据保全、临时禁令等手段与律师函的配合使用。
英国：脱欧后独立路径，实用主义为主
脱欧后，英国IP执法体系与欧盟逐渐分道扬镳，但整体保持了与欧盟相近的实用主义传统。
英国的律师函没有德国式的强制前置程序要求，更接近美国模式，是发出正式通知、建立证据记录的工具。但英国法院对"滥用律师函"有较明确的边界：发出无合理依据的律师函骚扰竞争对手，可能构成"不法威胁"（groundless threats），权利人反而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英国知识产权局为权利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专利、注册商标、注册外观设计领域，发出威胁性函件必须有实质性权利基础，否则法律风险由发函方承担。
中国：时机比内容更重要
中国的IP执法逻辑，与上述三个法域最大的差异，不在于律师函的内容，而在于发函的时机。
在美欧英，律师函通常是执法动作的第一步。在中国，这个逻辑需要翻转：证据保全必须先于任何正式沟通。
原因在于中国IP侵权生态的特殊性：一旦有经验的侵权方收到律师函，他们会立刻行动，例如下架商品，转移资产，销毁证据。尤其是组织化的假冒网络和连环商标抢注者，他们对律师函的反应速度，有时比权利人预想的快得多。
正确的顺序是：公证购买固定证据→截图保全网络侵权页面→梳理侵权网络→之后才是律师函或直接行政执法。
此外，中国法律环境下律师函必须用中文起草，必须列明注册证书编号等权利依据，语气应坚定而非对抗性。"给对方留面子"在中国商业文化中仍然有实际效用。
三个AI侵权场景：律师函面临哪些新挑战？
理解了各法域的基本逻辑，再看AI制造的新侵权场景，就能更清楚地判断律师函在这些场景下的局限性。
场景一：训练数据侵权——"要求停止什么"是个难题
AI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用你的版权内容训练了模型。
这个场景下律师函的最大挑战是："要求停止"的对象和内容极难精准界定。
你要停止的是什么行为？训练行为已经发生，无法撤回。要求删除训练数据？技术上几乎不可能，因为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已经以权重的形式融入模型，无法像删除文件那样单独移除。要求停止使用该模型提供服务？范围又过于宽泛，可能被法院认为不合理。
在起草针对训练数据侵权的律师函时，需要仔细考量以下要点：
• 侵权行为的具体描述： 不是泛泛指控"使用了我的内容"，而是尽可能具体说明哪些作品、哪个时间段、哪种使用方式 • 请求救济的范围： 可以要求停止以该模型生成与你作品实质相似的内容，而非要求删除整个模型。这在法律上更具可操作性 • 损害赔偿的主张： 明确主张因未经授权使用已产生的损害，为后续诉讼建立索赔基础 • 保留进一步追索权： 明确声明本函不构成对任何权利的放弃，为后续法律行动保留空间
过于宽泛的请求，不仅难以执行，还可能让对方律师在回函中轻松指出你主张的漏洞，反而削弱你的谈判地位。
场景二：深度伪造（Deepfake）侵权——速度比函件更重要
有人用AI生成了你的声音、面孔或形象，用于广告、内容或虚假信息传播。
这类侵权的特点是传播速度极快、复制成本极低。律师函在这里的价值十分有限。你能要求原始发布者停止，但已经扩散的内容很难靠一封函追回来。
更有效的路径通常是：平台紧急投诉+临时禁令申请+行政投诉，多管齐下，速度优先。律师函在这个场景下更多是为后续法律程序建立书面通知记录，而不是主要的执法手段。
场景三：AI批量仿冒——律师函追不上AI的速度
有人用AI批量生成与你商标、产品设计高度相似的图像，快速铺货上架。传统的人工监控根本跟不上这种批量侵权的速度，一封一封地写函更是杯水车薪。
这个场景下，AI监控工具和平台批量投诉机制正在成为更有效的第一道防线。律师函的价值在于：针对规模较大、有明确法人主体的侵权方，建立正式通知记录，为后续诉讼铺路。
发函之前，真正值得问的三个问题
无论在哪个法域，无论面对什么类型的AI侵权，在决定是否发送律师函之前，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
我想要什么结果？ 快速停止？市场信号？证据记录？不同目的对应完全不同的函件策略。把这三个目的混淆，是IP执法中最昂贵的错误之一。
我有哪些证据？ 证据保全是否已经完成？在中国尤其如此。没有固定好的证据，律师函可能只是一个提前发出的警报。
什么是最快、代价最小的路径？ 律师函有时是答案。平台投诉、行政执法、临时禁令等，有时候这些措施比一封律师函更快、更有效。
律师函不是IP战略，它是战略工具箱里的一件工具。AI时代，工具箱需要更新，但用工具之前先想清楚目的，这一点永远不会过时。
— 徐健
• 中文：「徐健谈AI+IP」| 公众号 • English: China Innovation Brief | Substack
（创作声明：本文部分内容由AI辅助生成，已经作者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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