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艺术场|石可:关于AI社会文化话语建构的一些随想

石可

“把劣质的媒介化广告与完美的外部性隔绝开来的那层薄膜撕开，后者只传达自身——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使命。”［1］在这样一篇小文章里对整个AI文化进行完整、宏观、深入的历史分析恐怕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本雅明已经写出了对大规模机械复制技术的深刻批判，他对模拟媒介既批判又期盼，对旧有的灵晕既怀念又批判。至少，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发生的同时，对它的反思和以艺术为武器的内部爆破是同时发生的。这个警醒的传统到互联网时代还勉强维持着。可到今天，关于AI的神话却像灭顶的巨浪一样，让人们突然忘记一切，让技术反思瞬时失效。

这三十年我们看到政治性艺术的彻底“坏信仰化”（借用萨特的定义）。言行无法一致的子弟们，在精英艺术院校里根据课程大纲和老师的好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政治议题，配上种种超市化的、三流哲学家的时髦理论，从女性主义到后人类，按照预制菜谱炮制出公式作品，既没有真正的外部性关切，也没有内在的自律。我们曾经珍爱艺术的种种原因，如今全部按流程被价值消解、安全化、乡愿化、庸俗化、分类、打包、分销，艺术工作成为无主广告业中最无关紧要的一种，从而确实（滑稽地）对社会和人类毫无用处。这种模块化思维，被旧理想幻灭的历史无意识推动，继而被破罐子破摔、堂而皇之的商品拜物教原则加持过后，成为AI对待艺术的基本原则。

今天的无产阶级，是那些对AI技术本身无法发表什么看法的，对计算机、互联网的了解仅限于外部的、笼统的感性经验的用户。对于他们来说，大部分相关的信息来自自媒体，主要是短视频上的说法，以及某一种算法赐予他们的认识。分析这些媒体表述中使用的修辞策略的重要性，相比模拟媒体时代，只多不少。我相信我不是唯一一个听到AI这个词就控制不住地心烦意乱的人，固然，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戏剧和现场艺术的从业者，这个立场应该是容易理解的。

首先谈一下图灵测试。人类的智性可以体现在这么多的方面，为什么图灵一定要选择将“欺骗”作为智力和认知能力的代表？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恐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身体性的、技巧性的能力算进认知能力。狭义的知识和认知能力的界定，依然回荡着柏拉图的声音，依然来自古典形而上学和笛卡尔“人即机器论”奠定的社会文化基础。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具身本体论和赛若尔（John Rogers Searle）的心灵认知还未出现。如今相信身心不可二分的哲学家在AI的思想资源中慢慢凸显出重要性，被知识界的良心硬性挤出一个发言位。但，在唯心主义一元论的光辉下，硅谷身形细弱头大如斗的巨鳄们现在开始鼓吹高中毕业的天才是唯一被社会需要的、赦免于被社会淘汰的，大学可以关闭了，剩下的人爱干嘛干嘛。同时，他们的总统又一次组织了冲锋队。

在所谓的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寒冬，即从业者们意识到达特茅斯会议上设定的全面模拟人的Thinking Machine的目标无法实现而重制技术路径之后，用来标定AI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基本上都是国际象棋、围棋这样的战争模拟仪式。谁要看体育生出汗，迸发荷尔蒙，就是野蛮低级。智能的最高圣象（icon），就是下棋，文化上值得玩味地具体说，国际象棋、围棋：纳什（John Nash）就爱下围棋，但他硬件升级不够，疯掉了。

这些活动携带的社会面具，无疑是年轻的斯拉夫裔、东欧裔白人和少量亚裔男性、举止古怪的理科天才，等等。图灵测试这个思想实验把撒谎作为败德的第一象征，当作成功的核心，背后的文化逻辑其实相当明显：这是渎神和反叛，这是冲出洞穴，走向光明，这是尼采的阴魂不散，通过重新定义罪恶来甩掉罪恶的思想包袱。这是子辈对父辈道德能力的蔑视和对历史罪孽作为遗产的拒收。这实际上也是后续AI发展依赖的文化逻辑的“初始设定”，即所谓的Starting Configuration。在西方社会里，赫耳墨斯（负责欺诈的神）的传统，普罗米修斯作为中介盗火赠火的传统，一直传递着这种弑父—免责的必然性。基督教文化的人使用希腊文化的形象也是文化反叛的一个工具。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都是一种很流行的知识界的集体潜意识。在这里，“图灵测试”这个例子就更加具体了——如果机器撒谎成功，它就可以跻身人的行列。

那么，图灵作为在基督教文化中不见容于社会的男同性恋，毋庸置疑地承受着罪恶感和绝望，这是一个标准的路西法主义实践。上帝作为父，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依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一个摆脱身体、感性、欲望、罪孽的“孙子”。这中间出现一个辩证的矛盾：当时奥斯维辛还是很新鲜的集体记忆，人作为中间代对自己的作孽无以自处，但出于懦弱，用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实施自杀。但新的子一代必须要付出“投名状”，它需要犯罪，它要像蛇一样欺骗，而人的反叛不仅仅体现在扮演神，也在于重新定义罪孽。机器的先天优势是它天然摆脱体液，所以无所谓不洁和洗礼，而人和“孙子”之间的新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败德。

这不是什么新鲜想法，弗兰肯斯坦因（Frankenstein）博士的“亚当”早就预示了这一切，末世主义也是现代主义的一大母题。但是，如果说“亚当”注定是个失败主义的可怜怪物，而AI的梦想承载着合法化的集体自杀冲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后来，也就是今天围绕着AI的种种话语建构：为什么那些抛头露面的技术新贵那么热衷于故意模糊科学幻想和真实的科研现状，为什么相关的媒体中狂热的拥抱者们热衷于把预测、幻想甚至是妄念当成既成事实。就我的个人品位而言，这些幻想相当单调、无聊、缺乏想象力，或者说基本上是想象力的敌人，颇为陈词滥调，诸如“奇点”或者硅基生命这样明显的伪科学观念，人工智能必须要接管人类社会并统治或消灭人类，人工智能肯定在某某年限之前取消掉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等等。当然也不完全是负面，也有比如AI会消灭百分之九十九的疾病，AI三天就能研发一款新药，AI算一天相当于传统学者干一辈子，等等预言性、表演性的神话观点。

为什么一定要灭掉点什么呢？进步主义的幽灵下岗再就业。

学而优则霸。灭霸。他智力超群，他为人类盗火，他受难（主要是理科圣体无论西东开始都不好找女朋友），他不遵守交规是数字时代罗宾汉，他年薪天文数字，他公开败德是反体制英雄、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初创公司被天文数字收购。他既是上帝，又是弗兰肯斯坦，又是亚当，他不屑于当人了。他不屑当人了，为什么社会像神化20世纪初的政治狂人一样神化他们？是我们被AI夺舍了吗？

比起老神，新神比较懦弱。老神一边躺在钉子床上磨炼意志，一边思考世界往何处去，新神喜欢买游艇。

每一个如此的天才观的肚子里，都有一个赢家通吃的优生学怪物在作祟，社会达尔文主义崇拜也绝不是新鲜事，AI神话的巨浪营造出一层厚重的纱幕，让我们健忘，而这个纱幕必须营造出一个灭顶的幻象。

这些表演性的预言几乎都不再是预言，听起来简直像是在下咒。这里用的“表演性”是指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里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它不是预测将来会出现的情况，而是用预言来实现这种情况。它不仅仅满足自杀冲动这一个精神症候。这里的修辞策略，和把后人文主义翻译成后人类主义或者严苛的封建主义-消费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以被动攻击症候（Passive-aggressive）为精神主轴的时髦青年自比外星人，背后心态一致。问题是，如果我们确切地知道一种技术或者一个社会改善的方案，将要夺去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我们还如此热衷地投入几乎全部的资源和注意力发展这项技术，除了贪婪、疯狂或者邪恶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词。无论将来它是否会用新的工作类型，把这百分之九十九还回来，还是将来的人就此再也不用工作，它都不会是个短期就能完的事情，它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人道灾难。这种计划和行动，以及相应的后果，是第一次发生吗？尤其我们知道，从互联网开始，到AI为止，业界工作的目标就是劫夺人类记忆的能力到机器之中。这么健忘完全是应有之意。

除了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异化人生存的“工作”——人生在天地间，不工作，会得忧郁症死掉的，这是天堂的可怕之处；允许我在这里也预言一下，人类社会没有这么记吃不记打，至少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会造成这种剧变。只是热衷于下这种咒，并且希望发生这种剧变的人的心态值得玩味。

在今天，还有什么比创新、比科幻、比新未来主义，更加腐朽而陈词滥调的文化符号吗？

回望20世纪的人类历史，到今天还希望用这种方式变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记吃不记打，或者是没见过真章的街头小流氓，爱浪漫主义，真诚地向往战争。事实上，我们在这些言说里能清楚地看到安·兰德（Ayn Rand），看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看到硅谷自由主义的影子。斯坦福大学的古怪宅男、技术天才们曾经拥有这样一个妄念：他们发展互联网，发展计算机技术，据说算法足够高级，就能找到“第三条路”，能解决铁幕两边都宣告失败的人类幸福方案。这个幻梦早早就破灭了，怎么突然之间，仿佛人工智能继承了这个大业，人类的大部分问题就此迎刃而解。如果真是这样，请先解决一下正在发生的战争吧。或者说，在AI狂热里，人类和人类生活的范围窄化到了资本市场和游戏。而一夜之间，新旧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和鲍德里亚就通通彻底过时了吗？赤裸裸的极端工具理性崇拜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堂而皇之地成了霸气的二向箔？

我们在自媒体上看着AI工业界一周平均八次的“炸裂”“颠覆”“10万亿的机会”“彻底改写”“元年”“质变”“引爆”等词汇，我们看着李飞飞、辛顿、马斯克、皮查伊、黄仁勋在媒体上深沉无比地悟出一个哲学系大一学生水准的宇宙真理。这些人确实都是优秀的科技和工业人才，但我看着他们讲的语言是一维的、思维是视觉的，心里的感想是，无论东西，大学还是要加强博雅通识教育。

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全面接管人类社会，统治或者消灭人类，但是经过加持的卡夫卡城堡式、官僚式的荒诞境遇怕会是新常态，一个漏洞（Bug）造成大规模停电或者粮食危机怕是很有可能发生。刚刚提到了“懦弱”二字，奥本海默反思自己研发原子武器，德国反思自己平庸的恶，但他们不会跳出来说：你看，是原子弹在作恶，是切尔诺贝利在作恶，是集中营和毒气室在作恶，但怎么人工智能狂人一天天地下咒说人工智能要干死全人类了，但是是“孙子”自己干的，和“老子”我没有关系。这有点烦人。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永远是个比喻而非事实，它作为代理（Agency）搞出事儿来，这个责任当然不在它而在人。这个逻辑和区块链匿名性与缅北的关系一致。在被鄙视的大学体系里，有大量严肃认真的学者研究AI和道德责任的关系，但在社会修辞中，这些几乎是看不见的。

社会神话的言说机制，基本是腹语。在每一个AI社会神话话语的“肚子”里，都有一个无脸人在发言，它的面具是“技术进步”，它的名字是“自杀冲动”。

这篇文章是对AI言辞激烈，但今天它让人烦恼的一点不就是：哪儿都有它，什么它都要掺合一脚。当然，这篇小文章的吐槽并不会对国家战略、历史进程有什么影响，事物还会按事物的命运去发展。我只希望，将来它搜索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能有雅量反思一下它的“父亲”们。

最后说回艺术。艺术的第一大敌人就是各种文化、政治、美学的强迫症，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有钱难买我乐意”，“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即阿尔托（Antonin Artaud）讲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implacable necessity）永远是第一道理。或者说，人工智能也有自知之明，它不敢自称人工智慧，它也没有幽默感，自称人工智障。AI出生的时候撒谎，到今天是只接受提问的老师，将来完全可能具身化后和人社会性共生。但，我们不是一直在批判填鸭式教育吗？如果我来训练一个大模型，可能会先让它背诵《兰亭集序》一千遍，看能不能量变引发质变。

AI不可能有对创造力、想象力、诗意、情感、悲剧、神秘、荒诞和宗教感的品位和判断，它的“父亲们”就不太行。0和1是一个穷尽式结构，而艺术的敌人就是穷尽。到太阳系寂灭的时候，它也完全没有丁点可能生成费里尼、库布里克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崔健和鲍勃·迪伦的音乐，因为艺术的未知不是堆砌。不知道他们在“傲娇”什么。冷静地想想，目前的人工智能应用，作为媒体和当年的电影、电视、互联网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或者，目前的人工智能消费端的产品和Photoshop的滤镜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虽然人民群众想象力的实现可能被视频软件大大解放，但和摄影器材的大众化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社会结构、政经秩序兴许会被AI深刻地改变，但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老大难问题，恐怕还是会顽固地戳在那里。

面对这些老大难的绝望，怕也是自杀冲动的来源。我认为，在太阳系寂灭之前，人都应该珍视人被宇宙赐予的礼物：人的悲剧性。人不该放弃人的身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

［1］Giorgio Agamben，The Coming Community，trans. Michael Hardt，Minneapolis，Min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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