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摘录来自社会学家兼AI研究员莫娜·斯隆的新书《预测:AI如何重构社会生活》。她的核心判断是:关于AI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通用人工智能、超级智能、就业替代或创造力消亡这些宏大命题上,却忽略了AI正在以更隐蔽却更深刻的方式,改变我们社会的底层结构和我们对未来的集体想象。
斯隆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类比: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神谕”的世界里。就像古希腊人依赖女祭司的神谕来指导城邦命运一样,我们时时刻刻被AI系统的预测所包围——邮件过滤、在线银行欺诈检测、社交媒体推荐、生成式AI辅助办公,这些预测影响着我们如何社交、恋爱、工作、获取资源,甚至左右整个经济和地缘格局。区别在于,古希腊的神谕来自超自然力量,而今天的“神谕”是嵌在日常基础设施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几乎无处不在,让人避无可避。
但斯隆提醒我们,这种无所不在容易造成一个错觉:AI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近乎自然的现象,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并非如此,AI的预测本质上是量化概念,而量化概念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来自我们对世界进行测量和解释的社会约定。她引用了逻辑学家卡尔纳普1966年的观点:数字和量化语言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们能让信息跨语境流通,并便于做出数学预测,这在物理学和工程学中是非常实用的工具——比如造飞机、汽车和电话。
然而,近六十年后的今天,AI把这种实用工具逻辑彻底颠倒了过来。预测不再只是物理或工程领域的一个便利手段,而是变成了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逻辑,斯隆称之为“预测范式”。这个转变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暗示AI总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从而掩盖了塑造AI技术的社会力量本身。换句话说,AI不是从天而降的自然现象,而是我们集体行动的社会表达,它反映了我们如何想象和构建社会。

斯隆进一步指出,把AI仅仅理解为加强监控或资本剥削,是过于狭隘的看法。AI最强大的效应,是潜移默化地将社会运行原则全面校准到“预测”上。它用我们集体的过去数据来预测个体的未来,从而固化了一种线性时间观——过去永远决定未来。这种对因果关系的迷恋,把未来奉为圭臬,却很少留出空间去思考:其他可能的未来是什么?我们真正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总之,斯隆主张把AI看作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它引导资源和思想的流向,同时也阻塞另一些可能性。它的根本问题不是智能机器的崛起,而是这种线性预测逻辑被赋予了过高的社会意义,以至于我们渐渐忘记了未来本可以有多种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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